不徹底的抗議精神評「上帝的骰子」

〈上帝的骰子〉共收有郭箏的近作八篇，其中題材包括了中產階段的遁世狂想〈上帝的骰子〉，不堪回首的少年歲月〈飛刀通緝令〉，黑白不分的政壇馬戲〈畫一張大白臉〉，時不我予的歷史宿命〈最後文告〉，謀殺嬰兒的狂人計畫〈如何處決一名嬰兒〉等。郭箏的角色多半天生反骨，硬是要在體制的樊籬內，嘗試體制外的可能。但在郭的筆下，他們的抗爭卻往往以（黑色）喜劇收場。故事因之而生的張力，最是值得注意。

以開卷之作〈上帝的骰子〉為例。故事處理一名中年人偶然停駐某小鎮，因緣際會，涉入一場賭局。主角的賭興一經煽起，竟一發不可收拾，即使因此拋妻棄子，亦在所不惜。這篇小說所透露的荒謬感，不言可喻。我們更可問，郭箏藉此到底傳達了「偶然」的機運，還是「宿命」的擺佈？主角的沉迷賭局，是一種不顧一切的耽溺，還是一種孤注一擲的抉擇？但過分執著這類濃得化不開的問題，我們也可能忽略了橫貫全文的喜劇素質。當主角「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命運押注下去，他周圍的世界正回之以吃吃的暗笑或冷笑呢！在郭箏的世界裡，是沒有英雄的。

這樣的寫作觀到了〈中國盜賊史〉及〈最後文告〉中，更見爭議性。在〈中國盜賊史〉裡，郭箏以自白者的身分倒述齷齪的家史。這是一張雞鳴狗盜、胡作非為的族譜，但郭箏將「他的」家史與所謂正史穿插並列，赫然突顯了歷史演義的隨機性與武斷性。成王敗寇，官方的、正統的歷史總是倒向當權者。但在合法的歷史敘述下，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線索被剪裁、被抽換？對郭箏而言，「可歌可泣」與「可笑可鄙」原來是可以互換互補的形容詞。〈最後文告〉更將此一觀點落實到一明確歷史情境中：大陸變色前，國民黨政府是如何發出它遷台前最後一分文告。大勢雖然已去，但文告卻告訴我們一則不同的「故事」。歷史與虛構、神話與笑話至此合為一爐。而撫今追昔，當年執筆起草文告者又情何以堪？

郭箏對歷史及政治的憤怒及犬儒態度，由此可見一斑。然而自八○年代末期來，海峽兩岸作家對類似問題的思辨，已所在多有。大陸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就是把一段無賴強梁的家譜，與現代中國史合而觀之。台灣張大春的〈四喜憂國〉則以一個退伍老兵四處投送元旦文告，點出政治現實與政治語言間的虛假關係。郭箏的主意因此算不上創新。解嚴之後，種種突破禁忌的作品競以叛逆大膽為能事，久而久之，讀者也被訓練得見怪不怪了。

然而我以為郭箏的作品另有可取之處。他不如莫言磅礡絢麗，不如張大春古靈精怪。不論題材的輕佻或嚴肅，他的作品有一種單純任性的青春期氣質。即使故作世故（如前述〈上帝的骰子〉），他依然流露著一種「只要我喜歡」的叛逆少年架勢，而弔詭的是，這架勢往往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中國盜賊史〉及〈最後文告〉中，都有類似傾向。那群郭家歷代劣祖劣宗，寫來畢竟像是〈好個翹課天〉中，溜出教室的大孩子——他們要「耍壞」，卻還壞得不徹底。在這方面，更好的例子是〈如何處決一名嬰兒〉。故事中的主角處心積慮地要謀殺自己的姪子。他表白了種種動機，卻終沒能下手。小說以標準黑色喜劇的形式，寫人性最醜陋的可能，但所有的「醜陋」最後證明只是小奸小壞。我們看來惡煞似的主角，徒然是用嘴逞強的貨色而已。

以結構或文字而言，〈如何處決一名嬰兒〉寫得不能算好，但此作所塑造的偏執狂主角，卻最能體現郭箏言情敘事的特色。從〈翹課天〉中的叛逆少年到〈嬰兒〉一作中的叛逆中年，郭箏的角色長大了，但骨子堥甄I不徹底的反抗精神，依舊如昔。據此，另外一作〈飛刀通緝令〉大可看作是郭箏的自我告白。

〈飛刀〉講的是極傳統的時移事往故事。一群高中棒球隊校友畢業多年之後，力圖重溫舊夢。每個人雖歷經挫折，但在找尋往日球友的過程中，重新認識了現在，也重新認識了過去。當年球隊的靈魂人物素以暴戾聞名，卻是球隊隊員間精神的依託。此人終未現身，但他傳聞中的改變與不變，再一次凝聚了昔日球友的關係。郭箏畢竟不願讓「上帝的骰子」擺佈他角色的命運；他們青春期的一點勇氣，不論如何，終歸匍匐而來。小說結合了偵探與武俠小說的色彩，行文敘事，皆能討好。只是，一場球賽真能救贖成長的挫折與壯志的消磨麼？

書中的另外幾篇作品，〈畫一張大白臉〉及〈強盜世界〉，一寫政治選舉的虛偽，一寫商業世界的貪婪，各以狂想曲及鬧劇形式出現，成績卻僅屬不過不失。郭箏不能拒絕宣示道德教訓的衝動，使兩作的意旨，皆失之過露。倒是〈要命時刻〉，以古典話本世界為背景，以一宗撲朔迷離的搶案為主線，寫人間的爾虞我詐，極有看頭。主角被腰斬棄市，卻在這要命時刻，參與並參透生命中的不仁不義。郭箏塑造一具會說話、會思考的屍首，誠然觸目心驚，但這也是全書黑色幽默旳最高潮了。而故事中患得患失的江湖道義恩怨，在在有其現實背景。我們的主角多行不義，罪有應得。只有在他銷亡前的一刻，我們看到他的啟悟。但這「身後」的啟悟，也徒然引起自我嘲弄罷了。

不論是偽存在主義式的道德劇，或是不可思議的科幻狂想曲；家族演義的嘲仿，聳人聽聞的黑色笑謔，郭箏都焦慮地傳達他對世事的不安與不滿。但如前所述，他及他的角色的抗議姿態，或因外在壓力，或因自我怯弱，往往並不徹底。因之而起的自嘲或嘲人的結局，使他的作品瀰漫一股獨特的喜劇氣氛，這一喜劇氣氛不帶來解脫，而帶來尷尬；不產生秩序，反更添曖昧。以此極個人化的風格，郭箏寫下了他對當代台灣的印象，以及他的因應方式。

〔圖片說明〕

P.86

愛因斯坦說：「宇宙不是像上帝擲骰子一樣擲出來的！」

（張良綱攝）（張良綱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