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光陰的故事」

流行歌壇沒有人像他，詞曲都維持著一定水準——台北．聯合報記者饒仁琪。

華人中，自認有鑑賞力的人都喜歡他——馬來西亞．麗的呼聲電台節目總監黃麗娥。

他的歌詞深刻感人，可以平靜我的心情——日本．一位流亡在外的大陸民運人士。

他的歌隱藏著爆炸力及控訴，沒有很深的功力及感觸，寫不出這樣的作品——新加坡．作家兼歌星秦准。

他藉流行歌表達時代的聲音，把別人認為沒有市場的題材，不但做得好而且廣受歡迎。不只有音樂才華，他還懂得掌握市場——台北．醫師暨詩人陳克華。

他們說的都是羅大佑。一個受知識分子認同，各地華人喜愛的流行歌壇異數。

羅大佑說他的工作夥伴花比傲（右）十分「中國」，與他一起摸索「中國特色」不成問題。（邱瑞金）

希望沒有隱藏

座落在香港島的旺角哥士打道的「音樂工廠」，以位居十七樓的高度，俯視著迴旋的公路及港口，九龍則隔著海灣遙遙在望。約廿坪大的辦公室，下半部用原磚、上半部用玻璃的方式隔間，使得整體看來明淨、摩登，又有種溫厚踏實的感覺。「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別人在做什麼，沒有隱藏」，羅大佑從辦公室的設計來說明他的「開放性」。摘下了墨鏡，近作「皇后大道東」連小娃娃都琅琅上口，從各方面來看，羅大佑確實開放了許多。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開放性呢？

「你一定要與所有的人接觸、比較，才能看清自己是什麼樣的中國人」，羅大佑說。

羅大佑於一九八五年三月離開台灣到紐約。「那時台灣只有『黨外』，還沒有民進黨。出版『亞細亞的孤兒』時，國民黨有人覺得我的歌詞有政治意味，冒犯了他們；後來出了『家』專輯，黨外的又說怎麼走回溫情主義，失去政治立場！」羅大佑苦笑道：加上那時身心俱疲，無法創作，自己都很懷疑以音樂為事業的可能性，便接受姊姊的建議，去了紐約。

在記錄離台前成長經驗的「昨日遺書」中，第一頁第一行羅大佑寫著「看到的每一個人都令我生厭。」他也記錄了當時暫別音樂，回到醫院工作：「……我一個人坐在黑暗的放射攝影室內，沉默。我的感情波折，我的音樂困境，我的新的工作環境。」最後，他選擇了離開，做為告別黑暗、找回自我的方法。

「皇后大道東」攻下香港市場後，羅大佑再度戴上墨鏡，用閩南歌「原鄉」返回台灣。（邱瑞金）

腳踏在地上生活

「我喜歡紐約」，羅大佑解釋他的理由：因為它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容許最好、最壞，最美、最醜，最貧窮及最富有的共存。但在這個文明的都市叢林中，隨時可能被吃掉，而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人會有危機感、警覺性，會弄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喜歡這種感覺，而且真正感到自由。」沒有家人呵護，沒有歌迷掌聲，沒有媒體無所不在的聚光燈，住在藝術家麇集的曼哈坦東村一處公寓中，百分之七十的鄰居是波多黎各人，公寓內就可以買到大麻、古柯鹼。在這隨時可能被搶、被殺的環境中，羅大佑一邊上著醫學課程，準備在美國考醫師執照；一方面練習發聲、結交朋友，也重新整理價值觀。「在紐約二年多的日子，我是兩隻腳踏在地上生活」，他說。

（邱瑞金）

立足香港，放眼大中國

「醫生和音樂間的選擇，我掙扎了十五年」，全家都是醫生、自己也念了醫學院的羅大佑認為，這兩者都是非常精確、專業的工作，愈往後愈無法兼顧。最後讓他下定決心的原因是：「台灣的好醫生太多，音樂上可開拓的空間比較寬闊」。

既是因此而選擇音樂，當他再次出發，為何又選擇了香港？

「資本主義的特色就是競爭、專業化、分工細」，羅大佑以介於香港及台灣之間的說話速度分析他的想法：紐約的藝術家可以在此環境下創造出極多元的藝術型態，「而我那時已卅二歲，太老了，無法那麼專業，怎麼和人競爭？」他說。至於香港，也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又有中西文明交錯產生的特有文化，它的交通發達、資訊豐富；很自由，彼此不煩；很開放，不在意你的政治立場；它的國語歌播放率已達百分之卅，創作能力至少還得五年才趕得上台灣。尤其九七大限將到，香港將是第一個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放在一起的地方，「真是太刺激了」，羅大佑笑著說。

立足香港，他放眼的卻是全世界的中國人。在香港推出的第一張專輯「愛人同志」，題材跨進了大陸；並刻意地在多首單曲中加入了各地方言；「皇后大道東」，他以廣東話寫詞；「原鄉」則唱起了閩南語……，處處顯出他的企圖心。

找九○年代的中國人

初到香港的二年間，羅大佑主要為電影配樂，一方面找尋事業夥伴。「生活單純，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處」，早期的作品「童年」花了五年推敲，可見他的慢工出細活。

找到了澳門人林夕寫詞，請了熱愛東方文化的義大利人花比傲做製作人，羅大佑的工作室「音樂工廠」去年十二月成立，出版的第一張唱片「皇后大道東」在港台的銷售量已卅萬張。

為何取名「音樂工廠」？

「音樂不能只靠靈感」，羅大佑解釋，一首歌從編曲、製作、錄音、混音、宣傳到行銷，必須經過一連串的加工、包裝，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要有各類專門人才共同作業；而他開的這個工廠只製造音樂或與音樂有關的聲音，所以叫做音樂工廠。

「我們工作室的目標，以原創性、富有中國特色、又具有九○年代精神的音樂為主」，羅大佑表示。如「皇后大道東」便是談九七的問題。至於具體的中國特色，則「還在摸索中」。

回溯他的創作歷程，羅大佑說，十五年前作「閃亮的日子」期間，還不清楚自己要表達什麼。到了「之乎也者」比較清楚，「家」專輯開始想找認同感，「愛人同志」則在思索什麼是中國人。

「現在往九○年代的中國人是什麼的方向思考」，羅大佑表示，將來各地的中國人會走得更近，必須要化解一些想法不同的地方。以前大家都在強調彼此的相異之處，如大陸、台灣，台灣、香港的差別。強調不同，就會有爭執，因為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比別人強；不如找出相同的東西，讓大家和平相對待。

商業與文化的綜合體

近來羅大佑在報紙、電視、廣播節目中接受訪問的頻率增加，以及作品中抗議色彩的淡化、抒情歌曲的凸顯，使得部分歌迷覺得他已受香港文化影響，逐漸走入商業化的牢籠。

樂評家翁嘉銘卻認為，其實早期的羅大佑已是一種細緻、隱微的商業和文化偶像的綜合體——他黑色墨鏡的形象設計、不上電視打歌的反傳播體制宣傳管道，何嘗不是合乎人性且具創意的商業包裝？唱片內容兼蓄人文關懷及抒情小品，兼顧了知識分子及年輕戀愛族，同樣可解釋成擴大銷售群的手段；而今他不過是較明顯地在表露宣傳手法上罷了。

「無論如何，羅大佑有認真不懈、超越自己的勇氣與誠實的創作態度」，翁嘉銘強調：「他在歌曲創作上仍是中國人中的『尖子』。」

等待一九九七

卅年前，小小的羅大佑開始學鋼琴。那時的他有些不大樂意——跟著譜走多沒意思。

一晃眼，他彈唱著自己的譜，與所有的中國人分享他的悲歡、質疑與成長。立足香港，他等著在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衝擊下，迸發更強的創作力；中國人則等著他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