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理性中國──西漢

紀元伊始，西漢的發展其實已到了強弩之末，顯出垂垂敗象。

西元九年一月十五日，王莽在滿朝文武百官面前，握著五歲小皇帝的手，不勝欷噓的說：「當年周公攝政，終能歸還大政，我卻迫於天命，不能像周公一樣還政了，」說完，哀嘆良久。

小皇帝孺子嬰由師傅攙扶，下了殿，北面向王莽稱臣。從此，漢家天下結束，新朝開始。

在西元一年正月當上「安漢公」實際掌西漢國家大政的王莽，成為紀元前後中國握有最大權柄的人物。當他露出狼子野心，篡位登基、改國號為「新」朝，也是西元開始後中國最引人注目的第一個政治事件。「篡位奪權，留下千古罪名」則是後世對他評價的總結……。

漢初開放私人採製鹽、鐵，也有圖可證。在採製井鹽的畫像圖上，左下方的井架上正有四人以轆轤汲鹽水，引流蓄於右下方池中。（宜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提供）

理性的時代

馬王堆文物仍在故宮博物院熱鬧展出，人們已不需只靠書面史料遙想大漢天威。在先秦時代學術思想自由多元、諸子百家爭鳴，創造了中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後，秦始皇統一天下，漢代緊接著登場，從崇尚黃老之道的文帝、景帝，到武帝「獨尊儒術」，思想逐漸定於一尊，儒家重道統、講倫理，典章制度條理分明，中國逐漸進入一個理性時代。

秦帝國在短短十八年間滅亡，殷鑑不遠，漢朝開國君王因此充滿憂患意識，戒慎恐懼的心情讓他們意識到：可以武力征服他國，保國卻需依靠德治。因此漢代很「自覺」的在創立中國第一個大一統帝國。上下階層一心思考：秦為何會滅？漢家天下又該如何興？怎麼作才能建立漢朝成為「超穩定結構」？

秦始皇焚書，漢代埋首於整理前朝經典，被後世譽為中國第一次「文藝復興」。圖為以漢隸寫於絹帛上的陰陽五行學說，在東漢蔡倫造紙並廣泛流行之前，帛書與簡牘是漢代書籍主要形式。（兩儀文化事業提供）（兩儀文化事業提供）

第一次「文藝復興」

漢初長安少年賈誼上〈治安策〉、寫〈過秦論〉，分析、批評秦朝的錯誤，提醒漢朝統治者應以暴秦為鑑戒，施行仁政，以免重蹈覆轍；又寫〈論政事疏〉，提醒文帝裁抑諸王、捍禦匈奴，目的都在為維持一個長治久安的國家獻策。

包括西漢中期太史公作《史記》，目的也在「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一路跨越千禧年，延續至東漢初年班彪、班固父子寫《漢書》，秉持的亦是同樣的精神。

整個西漢之所以重要，「可以將之視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藝復興，」台大中文系教授柯慶明指出，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項羽又焚燒咸陽城，古代文化經典遭如此雙重破壞，加上秦始皇將篆書改成隸書，西漢對先秦文字逐漸陌生，因此西漢一代花非常多的資源及人力整理百家學說，後人讀的先秦書籍，更是一群群漢代學者一段段編定、拼湊而成，這項工作直到東漢才告一段落。

漢代藉此為自己塑立了「宏觀、綜合、整理」的百科全書時代。以太史公之父司馬談寫的〈論六家要旨〉為例，文中司馬談認為先秦六家思想不可偏廢，他一方面指出六家的限制，一方面卻也截長補短。之後漢武帝任用董仲舒獨尊儒術，也是在先秦諸子各家思想中左右採獲、指摘糾正，甚至加入對陰陽學家的興味，最後才有追隨時代潮流而興起的綜合思想。

「在當時而言，這亦不過是摸索、建立一套治國的共識，」已故的國學大師錢穆在其著作中指出，春秋百家競鳴、道術分裂狀態，繼此以來的新時代，與政治社會一樣，學術界也需要統一完整的思想。

古人比今人更懂下鄉走透透。宋朝的〈問喘圖〉裡，漢宣帝丞相丙吉外出時，見到春陽煦煦下閒步的牛兒卻氣喘吁吁，因而殷殷相詢，莫非自然失序？他擔心風不調雨不順，影響百姓生活。（故宮博物院提供）（故宮博物院提供）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近代思想大儒牟宗三曾說漢代是「天才的時代」，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在一篇〈漢代的治績〉短文中指出，「漢代人才之盛，歷史上不多見。其原由大約即在漢代人才較易出頭。」

漢代前幾位皇帝知道得天下不易，任用官員講究「品質」，並有效發展一套制度，讓各郡縣可以選送優秀人才享受國家教育與服務，並按人口員額分配，地方官可以公平的逐步往上升遷。縣令政績優異，可升郡守，郡守一轉便為九卿三公，漢代的宰相大多數由地方官吏出身，兩漢時代的地方政治，也成為歷史上的佼佼者。

漢代重視教育，在漢文帝時，眼光宏遠的太傅賈誼特別提出教育太子的急迫性，平均而言，漢代皇帝的教養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口碑最佳者。甚至進入紀元倒數計時的西漢末代皇帝們，也絕非個個如坊間野史描寫的那麼無心問事。

直到西漢中葉漢武帝以下，朝野更著意發展教育，設立五經博士，這些古代博士並無政治上的實際任務，純為學術人員，專門研治歷史與政治，但常參與種種政務會議，漸漸也對政治發生影響。儒生專心學問之外，更為後世立下關心社會與政治的傳統。

宋朝〈折檻圖〉有一感人故事，槐里令朱雲面奏漢成帝，請賜「尚方斬馬劍」殺佞臣安昌侯張禹，成帝卻令衛士拉出斬首，朱雲緊攀殿檻不去，殿檻遂遭他拉斷，左將軍辛慶忌叩頭以命力保，成帝終赦朱雲，並吩咐不換新檻，留以表彰賢臣。（故宮博物院提供）（故宮博物院提供）

千禧皇帝力圖振作

大約紀元前八十年左右，漢昭帝中期，開始命陳農收集天下佚書，召劉向加以整理校正。劉向負責校訂經、傳、諸子及詩、賦等書，步兵校尉任宏等人校訂了兵書與數學書籍，侍醫李柱校註醫藥、方技之書，而歷來被描寫成迷戀趙飛燕以致終日荒淫的漢成帝，則在日理萬機之餘，親自批閱編校完竣的書籍。

同時，劉向寫《列女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女性立傳的專書。由於吏治發達、文人政府出現，《史記》、《漢書》均記載有循吏與酷吏傳，東漢文治越深，《漢書》裡文苑傳、儒林傳的篇幅比重也越高。

劉向死後，在位只有六年的漢哀帝，命劉向兒子劉歆繼續其父工作，劉氏父子成為中國目錄學始祖。劉歆總校訂各家書籍後，根據書中要義，向哀帝陳奏諸子略、方技略、兵書略等七略，作為治理國家、繁榮社會，安定人心的基本策略。

在各種書籍陸續整理完成，後來的知識階層也開始有了深度的批判。跨越千禧的文人揚雄寫〈反離騷〉，千禧後不久出生的王充花三十年完成《論衡》，書中批孔子、評孟子、刺韓非，都站在新時代重新看過去。王充代表的質疑精神，讓《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作者李約瑟說出：王充之後，中國科學懷疑精神已亡。

思想落實於具體形式

「不要以為漢代缺乏思想，」深愛漢代文采的柯慶明強調，先秦諸子思想光芒如皇冠上的寶石，卻缺乏具體實驗。正如羅馬人不似希臘人有創意，但在政治、法令上更有制度。漢代的重要成就，就是使一切東西有了具體形式，讓制度在中國繼續下去。

政治方面，錢穆先生認為，漢高祖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平民為天子的統一政府」的開始。漢武帝則代表第一個「文治的統一政府」，即「士治」或「賢治」政府的開始。

《國史大綱》裡列舉漢朝在政治上的幾大目標，包括：由丞相輔助皇帝，為政府領袖，擔負實際行政責任，選賢與能。全國官吏皆由公開標準考選，最主要條件是受過國家指定教育，與下級行政實際經驗。人事員額，依各地戶口數平均分配。全國民眾，在國家法律下一律平等，納賦稅，服兵役，均由法令規定。後世兩千年、甚至今天中華民國政治制度仍然留有漢代的輪廓。

在戶籍的設立與管理上，漢代也有相當嚴密的制度。中研院院士杜正勝主編的《中國文化史》書中提到，秦始皇廢封建諸國、行地方郡縣制度，封建瓦解，中間貴族階層消融，天子直接領有天下萬民，為有效掌握人民及相關資源，開始建立戶籍制度以提供統治者所需要的基本資料，國家對人民賦稅或徭役的稽徵也才有所依憑。出土漢簡上就記錄有漢代百姓的戶籍資料，包括房屋、財產、人口、奴婢、牲畜等記載鉅細靡遺。

中國飲食大觀

西漢在昭、宣之後，由於成、哀、平帝三君皆短壽，所謂「國統三絕」，政治上劉姓天下才逐漸無力控制，權力旁落於外戚，但社會生活與文化藝術在百年深厚的築基下益形豐碩。

武帝派霍去病、衛青北伐匈奴，張騫打通絲路，根據揚雄所寫的〈蜀都賦〉記載，千禧前後，商人由絲路帶來西域各國農產，芫荽、胡瓜、胡椒、洋蔥、番茄、菠菜，豐富了人們桌上佳餚，中國人飲食在質與量上都大幅提昇。

西漢末年，也出現中國第一本農業專書《氾勝之書》，氾勝記載了旱作地區最早的一套豐產技術「區田法」，能「畝收百石」，遠遠超出當時農地的生產量。該書專論禾、黍、稻、麥、大豆等十幾種重要作物，也談如何選種、藏種、嫁接、甚至稻田灌水控制流向、調節水溫等農作方式。

中國記錄天象的儀器一般認為最早見於東漢時張衡的《渾天儀圖注》。但早在紀元前七十四年西漢宣帝時的「農業部長」耿壽昌，已「鑄銅為渾象儀，以測天文」。

生活藝術化

除在科學技術的表現逐漸開創新局面，根據出土文物證實，一般認為唐代發展而成的三彩器，則在西漢晚期統治階層與士大夫間流行厚葬、生活奢華，就以使用不同色彩在器物上繪製花紋為時尚，西漢末已出現三彩釉陶器，東漢也有不少褐綠釉俑在現代出土。

漢代在政治、學術、教育追求條理、秩序的理性思考外，仍承襲秦朝北方民族強悍的邊疆性格，生命力除在地理邊陲擴張，也不斷挑戰生命的極限，追求長生不老。

漢代的神仙境界朝氣蓬勃，求仙思想創造出許多想像豐富的神話，周文王與西王母相遇的故事成為最熱門的傳說與圖像，當時許多知名的雕刻家在漢磚、畫像石上留下了流動與多變的線條。至今許多畫家、雕塑家仍在漢代文物中汲取創作元素。

中國的疆域也在漢朝大致底定，東、南方直達西太平洋，西南包括安南，西北邊疆在漢武帝開設河西四郡後，疆域擴展至安西與敦煌。《中國文化史導論》指出，有漢一代，統一政府穩定，文治制度建立，政治問題逐漸解決，而農村均產破壞，工商企業大興，社會經濟貧富不均的狀況，才因此成為一般人目光注意的集中點。

第一代產業革命

漢初文帝、景帝的「無為而治」政策，落實了所謂的經濟「自由主義」。除了土地私有化，同時允許人們自由開礦、鑄錢、製鹽，文帝即位後，免民租稅，期間十一年老百姓根本沒繳過一分田賦，這項紀錄直到民國七十六年中華民國政府取消田賦才被打破，加上少了戰爭、大規模建陵墓等各種擾民之舉，刺激了工商業發達，經濟迅速復甦。

但漢初任民自由開礦以至造錢，都非個人能力可及，因此出現許多資本家，社會財富整體總值雖增加，貧富差距卻快速拉大，賺錢第一的資本家，不顧國家需要，武帝平定內亂、外患，京畿豪富都不肯相助。

此外，土地過度私有化，地主豪強兼併土地，隨之而來的，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淪為奴婢。漢代貧者為奴之風盛行，富戶人家蓄奴人數上千，長安市上甚至有公開買賣奴隸的市場。

如何化解大資本家壟斷、打破貧富不均的問題，一直為漢代經綸滿腹的大臣所憂心。除了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時時上書獻策外，紀元前八十一年，漢昭帝更召集全國各地民間代表六十幾人至朝廷，與官員展開中國第一場經濟政策大辯論。辯論內容涵蓋整體國家經濟政策與外交發展的走向，例如要不要與匈奴打仗，打仗的經費要由哪裡來？鹽、鐵國營會不會造成「與民爭利」？遭到反彈？桓寬將辯論過程收集成書為《鹽鐵論》。直到紀元九年王莽建「新朝」，實施「六筦」，規定鹽、鐵、酒、名山大澤、錢布銅冶等皆歸國家管理，出發點亦是為了調整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

理想的社會主義

針對漢代貧富不均的痼疾，朝廷始終有一批胸懷改革抱負的士大夫，在他們壓力下，帝王得不時修正，但昭宣之後，西漢末的社會發展讓儒生失望，鼓吹「讓國」之聲遂不斷響起。

西漢儒學結合承襲自戰國晚年陰陽家的讖緯之學，主張天人相應，認為政治教化亦需隨時變革，人世沒有萬世一統的王朝，中國以往五帝三代，也都在此公式支配下演進。「變法與讓賢論」形成漢儒論政的一個要點。

武帝以降，天運循環、漢德已衰的聲音四起，太學出身的王莽藉著外戚身份，禮賢下士、以德業感召各方，得到許多儒生支持。

王莽是個充滿理想的野心政治家，出生在先秦經典大致整理完成的漢成帝時代，儒生出身的他讀了一堆古書，面對社會弊病，設法托古改制。他在攝政與受禪後，實施王田、廢除奴隸，用意也在解決社會兼併，消弭貧富不均，延續著漢儒自賈誼、董仲舒以來的共同理想，被當今學界認為類似現代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

但他的改革腳步過於急躁，政策上朝令夕改，例如屢次改革貨幣，使民間經濟根本發生動搖，極為擾民。因此不僅原本希望救濟的小農蓄積許多不滿，大地主更紛紛反撲，東漢光武帝劉秀本身就是漢末大家族。

江山如此多嬌

後世對王莽的評價過於極端，主因在今天對王莽的歷史書寫，都來自班固《漢書》，「不否定王莽，東漢光武帝劉秀如何肯定自己？」柯慶明說，書呆子王莽並未做什麼大壞事，東漢史家只好以私德非議他。

針對紀元開始的第一個中國皇帝王莽的失敗，錢穆先生則感嘆：變法禪讓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漸變為帝王萬世統一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絕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這不僅是王莽個人的失敗，也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失敗。

中國第一個千禧年正是最後一個文人統治的開端，可惜也是結束，直到民主時代的來臨，已過了兩個千年！

p.8

兩千年前的中國便有極為寫實的畫像磚，讓後人得窺古代大學生上課的情景。在人性化的小班上，老師憑几而坐，生徒手捧簡冊，分列左右，居中者似正與老師問答，腰際還懸著刮削簡冊用的書刀。

p.9

漢初開放私人採製鹽、鐵，也有圖可證。在採製井鹽的畫像圖上，左下方的井架上正有四人以轆轤汲鹽水，引流蓄於右下方池中。

p.11

秦始皇焚書，漢代埋首於整理前朝經典，被後世譽為中國第一次「文藝復興」。圖為以漢隸寫於絹帛上的陰陽五行學說，在東漢蔡倫造紙並廣泛流行之前，帛書與簡牘是漢代書籍主要形式。（兩儀文化事業提供）

p.13

古人比今人更懂下鄉走透透。宋朝的〈問喘圖〉裡，漢宣帝丞相丙吉外出時，見到春陽煦煦下閒步的牛兒卻氣喘吁吁，因而殷殷相詢，莫非自然失序？他擔心風不調雨不順，影響百姓生活。（故宮博物院提供）

p.14

宋朝〈折檻圖〉有一感人故事，槐里令朱雲面奏漢成帝，請賜「尚方斬馬劍」殺佞臣安昌侯張禹，成帝卻令衛士拉出斬首，朱雲緊攀殿檻不去，殿檻遂遭他拉斷，左將軍辛慶忌叩頭以命力保，成帝終赦朱雲，並吩咐不換新檻，留以表彰賢臣。（故宮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