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仔》的心事，張作驥知道

農曆年前開始的寒假，是電影發行商準備搶攻票房的好日子，一年前完成的本土電影《忠仔》選定一月二十五日上片。作品終於能面對觀眾，自是讓人高興，但電影圈人一聽到這一檔的電影陣容，又不免替它擔心。

《忠仔》的對手有成龍《一個好人》、湯姆克魯斯《征服情海》、席維斯史特龍《十萬火急》、安室奈美惠《史上最大作弊戰爭》；外加一百○一隻大麥町犬。以沒有觀眾認得的卡司，製作成本只有《一個好人》的十二分之一，讓《忠仔》火拼中日美偶像巨星，其實不是導演張作驥的本意。

一個住在關渡的少年獻身神明以求化解家中災禍的故事，對台灣民間生活描寫相當深刻。 （鴻榮電影公司提供）

不要讓觀眾睡著

原來《忠仔》的半個投資者鴻榮影業公司老闆林添榮在大陸算命，一位大師說他一月會發大財，於是林添榮決定放手一搏，張作驥只得「欣然赴會」。「本土片票房這麼差，已經沒有所謂強檔、弱檔，我寧願搭成龍的《一個好人》，比較悲壯嘛！」他說。

雖然抱著壯烈犧牲的想法，但是當聽到中南部戲院寧願把《忠仔》海報放在倉庫，也不願張貼；影片上檔的第一天，有觀眾到戲院買票，卻發現已經換成西片；工作人員還是氣得訴諸媒體抗議，戲院竟連公平競爭的機會都不給。

自認看電影最怕睡著的張作驥說，拍《忠仔》只有一個小小願望，就是「不要讓觀眾睡著」。他強調，「讓戲好看有不同方式，不讓觀眾睡著是起碼的，」但國內觀眾似乎已經先入為主地認為本土電影太「悶」，以他目前的能力只希望做到「不讓現有觀眾流失，把電影看完，聽他們的意見」。

張作驥舉例，去年《忠仔》在金馬獎影展上放映時，觀眾全場大笑數十分鐘。當他到歐洲、大陸等地參加影展時，都有觀眾問，影片最後阿忠和父親吵架，氣到拿啤酒瓶砸自己頭，他拿的是不是真的酒瓶？張作驥認為自己至少做到當初的「宏願」──讓觀眾看完電影。

西門町，看電影最多選擇的地方，早已是外片天下。（邱瑞金）

做神容易，做人難

《忠仔》是一部典型有口碑的作品。首先在去年底金馬獎華語影展上放映一場，散場後有觀眾對張作驥表示，正式上演時要帶媽媽來看，因為劇中的媽媽太讓人熟悉了。而先看到試片的影評人和媒體記者，也在上片前紛紛為文，一致推崇《忠仔》是去年台灣影壇最令人驚喜的電影。

除了媒體的免費宣傳，顯然評審也特別鍾愛這部刻畫台灣中下階層家庭甘苦的寫實作品。《忠仔》至今已參加了二十幾個國際影展，得到的獎從亞太影展的評審團特別獎，到希臘鐵沙隆尼卡影展的最佳導演獎，以及第二、第三個評審獎。

外省第二代的張作驥不太會說閩南語，卻拍出一部完全以俚俗閩南語發音的電影。「語言是習慣，不是刻意的選擇，」張作驥說，八家將只是這個故事的背景，因為曾經在關渡平原拍過紀錄片，看到都市外圍一些人的生活，就想講一個小人物的真實故事。

《忠仔》全片透過同名主人翁的眼光，看待周遭人事。描述住在關渡平原的一家人，母親在康樂團表演謀生，父親是鎮日酗酒的計程車司機，兩人分居多年卻仍然維持婚姻關係；同父異母的姐姐被父親強暴後，離家出走和一名黑道兄弟同居，智障的弟弟則整天掛念著要去水溝裡挖螃蟹。年邁的外公在阿忠改歸母姓後，心滿意足地只盼望能回老家告慰祖先。

虔誠信神的母親希望家中所有的不順遂，都能因阿忠去學八家將而化解。而與道上兄弟互通聲息的八家將陣頭，讓阿忠領悟到「做神單純，做人才困難」。

台灣電影不景氣到了谷底，即使得獎頻頻，《忠仔》的命運是，連貼海報，戲院也不願幫忙。（邱瑞金）

貼近生活的戲劇

影評人聞天祥認為，《忠仔》「寫實而質樸的電影語言，深刻的表現出台灣底層生活的脈動。演員自然的表演，更讓影片充滿韌性與說服力。」不少看過電影的人都對「全片呈現出一種貼近紀錄片的真實風格」留下深刻印象。

針對這樣看法，張作驥往往不厭其煩的解釋，不少人都把「真實表演」和「紀錄片」之間劃上等號，他認為《忠仔》運用的是紀錄片真實的精神，「但呈現出來的還是戲劇」。

由於無法付出高額演員費，張作驥「策略性」地選用身分背景和故事角色接近的人物參與演出，例如飾演媽媽的邱秀敏本身就是康樂隊的歌手，會吹嗩吶的阿公就在基隆廟口吹南北管。

令人讚嘆的是，劇中演員大都是第一次演戲，但非職業演員們「生活化」的演出特質，「由小而大探究本土社會的生存處境」。飾演媽媽的邱秀敏在戲裡潑婦式的大罵里長，上要體貼年邁父親、下要照顧一家大小，辛苦維持一個被浪蕩父親所離棄和折磨的家，展現台灣民間婦女強韌的生命力，讓邱秀敏第一次登上大銀幕，就得到金馬獎評審的認同，拿到最佳女配角獎。

為了讓這些沒有受過表演訓練的演員進入狀況，拍攝之前張作驥就讓他們在片裡的家中生活了一個月，煮飯、聊天，彼此熟悉。工作人員在這一個月都很焦慮，因為導演從來不說什麼時候正式開拍，直到有一天，張作驥看到邱秀敏在煮飯時，演姐姐的演員會在旁邊和她聊天；演阿忠的演員則在樓上大叫，誰亂動他房間的東西，他終於宣布隔天開拍。

《忠仔》畫面樸實中蘊含深沈意念，得到大陸珠海電影節的最佳攝影獎，圖為導演和攝影師溝通一景。（鴻榮電影公司提供）

台灣電影路──從學徒幹起

除了片中的弟弟，一開始張作驥就打算用真正的智障孩子，其餘演員之所以選用沒有表演經驗的非職業演員，和這部電影只能籌措到八百萬資金有很大關係。

少有片商願意投資新導演，正是有意從事台灣電影的夢想家，共同面臨的困境。「沒有任何兩條往導演的路會是相同的，張作驥走的路卻很具代表性，」即將創刊的「首映」電影雜誌總編輯王志成說，張作驥從電影基層作起，拍紀錄片、寫劇本、申請輔導金，完成電影的過程，「正是台灣導演的縮影」。

三十六歲的張作驥，五專念的是電子科，當兵時剛好分配到放映電影的單位，每天看電影，就想學電影。退伍後插班進入文化大學影劇系，畢業後，就到以西門町為據點「一棟大樓有八家電影公司」的環境工作，從搬道具、打燈光、各種雜事做起，陸續擔任過虞戡平、徐克的助理導演，侯孝賢的副導演。

在傳統學徒制的拍片環境待了七、八年，他見識到香港、台灣兩種迥然不同的作業方式。

香港電影以龐大的年產量，多樣類型輪流交替，展現了豐沛的活力。張作驥回憶，香港導演徐克來台拍攝《棋王》時，經常問工作人員「我們現在在等什麼？」「在調光線。」「這個鏡頭才三秒鐘，觀眾哪有時間看你的光！拍。」求快的商業模式，在工作一天收工回到飯店休息後，還接著開會檢討，往往開到天亮吃早飯，就接續一早的通告，如此不眠不休十二天拍完。

《忠仔》高潮戲一幕。八家將陣頭是台灣民間廟會的特殊文化儀式。（鴻榮電影公司提供）

從最急到最慢的調子

七十七年他跟著侯孝賢拍《悲情城市》，侯導的習慣則是拿著煙、對著景沈思良久；一會兒讓攝影師來看一下景，就冒出「感覺不對，今天停工」的話，讓一群工作人員和已經在化妝的演員傻在那。

追隨藝術傾向濃厚的侯孝賢的經歷，深刻影響到張作驥日後與工作人員的相處。拍《忠仔》時，張作驥常視演員的即興狀況發展，例如當演員以為彼此在聊天的時候，往往已經被攝影機拍下成為日後片段。張作驥說，這種尊重角色的態度就是向侯孝賢學的。

經歷過「最急的調子到最慢的調子」的拍戲方式，張作驥說，「進電影圈第一年，曾經想過要當導演；但第二年就不想了，因為遙遙無期，」前面一堆幹了十年副導演的師兄們，個個也在編織導演夢。

為什麼這麼多人想當導演？「因為它很難，」張作驥分析，電影是所有藝術的綜合，駕馭過這個媒體後，會有通過「最後一道關卡」挑戰的感覺。

電影路走來艱辛，張作驥卻無法割捨。（邱瑞金）

喜歡說故事的人

不少人的印象是，喜歡拍電影的人都喜歡做夢，「比較貼切的說法是，我們喜歡說故事給人家聽，但又不喜歡用嘴巴講，」張作驥說。

導演路漫漫，拍完《悲情城市》，身邊的朋友都轉向賺錢容易的廣告業，他卻投向小螢幕拍起以青少年飆車、吸毒為主題的電視紀錄片，「青少年的爆發力很足，和我的個性很合，」他說。同時也寫了描述一位警察由於小時候目睹母親姦情，緝兇時不知不覺也犯下兇案，刻劃主角雙重性格的心理劇《暗夜槍聲》的企劃案，循著新導演找資金的路線，好不容易爭取到八十一年度國片輔導金四百萬元。

但接下來的經歷，只有用「波折」兩字形容。

原來只是互相信任，以朋友公司名義爭取輔導金，不過這家公司卻要求張作驥同時拿出四百萬元做抵押，以防萬一拍到一半沒拍完，四百萬元被追回時，公司要負責。拿不出四百萬，協調不成，最後他只有忍痛放棄輔導金名額。

隔年香港導演張之亮，有機會聽到《暗夜槍聲》的故事，願意出資六百萬。但是拍攝完成，張之亮卻以監製名義，認為香港觀眾可能聽不懂劇中人物的閩南語，而自行修剪掉三十分鐘，在香港電影節放映。雖然香港監製有最後剪接的權利，但張作驥認為至少該事先告知導演，因此張作驥到現在都不承認這是他的作品。《暗夜槍聲》也一直無緣在台灣上映。

最大製片，輔導金

八十三年張作驥又以《忠仔》得到四百萬輔導金，原本預算一千四百萬元，但是鴻榮影業公司老闆林添榮先前就告訴他，因為在大陸投資電影器材設備，周轉有困難，只能拿出四百萬來，希望張作驥能同時尋求其他合資者。張作驥試圖找過中央電影公司，不過中影對劇中父親強暴女兒的情節有意見，雙方沒有談成。

《忠仔》從開拍到剪接完成，一年過去了。作品放了將近一年才找到檔期正式上映，張作驥前後投注二年時間、心力在這部電影上。

「時間拉長就會深思倒底在堅持什麼？看清楚究竟是堅持還是賭氣？賭氣就撐不了這麼久，」張作驥說，「創作人所有發言空間都應該在電影裡，」除了拍戲，他認為，其他事都是不務正業。

難的是，台灣導演沒辦法只單純負責創作。電影拍完就像十月懷胎生下的孩子，別人不愛，自己哪能放棄。發行戲院不幫忙宣傳，就自己到處去貼海報。包括去參加影展，在張作驥看來，都得強迫自己變成另一個人，穿西裝、打領帶，非常不自然。更令人心煩的是，不論宣傳或參展，都要一再回到三年前、如今已逐漸淡忘的拍戲情緒。

探測谷底深度的一年

有人形容「去年是台灣電影探測谷底深度的一年」。

「《忠仔》運氣不錯，不少媒體幫忙，但是你要知道《一個好人》、《一○一真狗》的曝光率是我們的十倍，媒體同樣支持，」他感嘆，如今只剩下媒體支持本土電影了。

感嘆歸感嘆，他說，觀眾真的沒有必要了解電影的幕後故事，他們要看的就是電影成品。不少人認為，在台灣拍電影很辛苦，他說，「講苦沒有任何意義，開計程車苦，所以應該漲價；拍戲苦所以觀眾應該來看你的電影，」當然沒這種事。

相較去年下半年國片出現七萬、二十五萬元的票房，一位發行商就對林添榮說，「《忠仔》沒有卡司，能有一百萬票房就已經很有面子了，」結果兩週成績一百六十萬元。

張作驥父母看完《忠仔》的直接反應是，希望他改行。兩位老人家到中和的戲院看電影，發現一天只有七個人進場，覺得導演前景不太光明。

除了「錢」途不穩，最令人感慨的是，拍電影還被人看不起。電影集所有影像媒介和藝術大成，照說社會地位應該不低，但是張作驥說，你去借場景就知道，一聽說要拍電影，肯定不借。「導演組還有未來，可以去拍電視、廣告，」他問，場務有何前途？《忠仔》戲裡的其中一個演員，是《悲情城市》的領班，後來去開怪手，一天有兩萬元的收入，他請了十幾天的假來拍《忠仔》，張作驥只能付他兩萬元。電影畢竟是團體工業，但比較起來導演還受到重視，算是幸運的一群人。

雖然堅持走電影路，但張作驥清楚的說，「留下來的人不見得最有才華。」不論獲得輔導金或參加影展競賽，只要有遊戲規則，百分之五十靠運氣，剩下的就比耐力和堅持。比別人多一分的堅持，就是導演夢能不能實現的關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