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詩的本能──陳千武含情談生死

陳千武，本名陳武雄，即貫穿終戰前後兩個時代的詩人「桓夫」，他成長於戰爭年代，被充滿霸權野心的日本殖民政府徵調為志願兵，靠著命運之神眷顧，才從印尼的叢林炮火中全身而退。

1945年終戰後，他又跨越日語的羈絆，以十餘年的時間自修中文，除了現代詩創作外，並戲劇性地在小說創作天地裡擁有一席之地，寫下三十幾篇極富傳奇性的短篇小說，是終戰後第一代台籍作家中少數的兩棲作家之一。超過一甲子的創作歲月，在不能點詩成米、煮字療飢的台灣文壇，委實需要一股韌性和一點傻勁。

2004年時報出版《陳千武的文學人生》，作者為陳素蘭。

文學少年

陳千武，1922年生於南投縣名間鄉，父親是鄉公所農業技師，1935年考進由林獻堂等仕紳出資，專為台灣人子弟設立的台中一中，寄宿在豐原母舅吳維岳（筆名吳步初，南陔詩社社長）家中。由於吳維岳與林獻堂、張深切等名仕來往密切，連帶著陳千武小小年紀便經常聽大人們暢談詩文、評論時事。

有一次從日本京都求學回來的表哥帶他上圖書館，並借了本吉川英治（以小說《宮本武藏》著名）的小說給他。「從此，我迷上吉川英治樸素、簡潔的筆觸，和耿直豪爽、帶有野性的禪味，便積極蒐集他的著作來讀。」

寄人籬下的鄉愁與孤獨，驅使陳千武遁入文學世界，從旅遊小說、武俠、愛情、純文藝小說到西方文學名著，由於學校著重「短歌」、「俳句」、「漢詩」等日本傳統文學教育，他的閱讀興趣也逐漸轉移到詩，包括明治時期的新詩體，以至大正、昭和時期的作品。有時一本詩集捧在手裡吟詠數日，時時陶醉於優美的聲韻與文字意象裡。

隨著年歲漸長，陳千武的閱讀空間也從學校圖書館移到有新書可看的「中央書局」。由於沒錢買書，他每天利用放學後等待火車回豐原的空檔到書局看書，直到開車時間逼近才匆匆跑去車站。

長期只看不買，讓他每次接觸到中央書局經理張星建的眼神時，都感到不好意思。直到有天張星建主動請邀他到會客用的沙發上坐著看書，還拿「台灣文藝」雜誌給他閱讀，他才知道，原來台灣也有作家，也有文學。

張星建是「文藝聯盟」的成員，他向陳千武介紹台灣文壇，並表示：「我們要創造新文藝，把屬於這塊土地的文化資產留給後代。」陳千武受他啟發，從此對「創造自己的文藝」念玆在玆。

1939年8月，陳千武在黃得時主編的「台灣新民報」發表第一首日文詩〈夏深夜的一刻〉，隨後〈上弦月〉、〈大肚溪〉等詩作陸續刊出，短短4個月時間，發表了8首新詩。

看到自己的詩刊登在報紙上，欣喜若狂的他特別買了份報紙給母親看。不識日文的母親看他那麼興奮，疼惜地對他說：「你寫的是什麼蜘蛛絲，我看嘸啦！」母親有趣的回答不意激發他的創作靈感，寫下「蜘蛛吐絲，我吐詩」的詩句。

陳千武特殊的「台灣志願兵」身分及優異的創作表現，引起日本文壇重視，已翻譯出版多本他的詩集及小說集《獵女犯》。

民族榮譽第一

1940年陳千武就讀台中一中5年級，正值二次大戰情勢緊繃，日本政府在台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當時擔任學校柔道部主將的陳千武就聯合劍道部主將陳嘉豐，制定「秘密公約」，私下策動全校同學，反對皇民化的改姓名政策。

或許是臣服於這兩位運動主將的權威，加上畏懼「改姓的就拖去打！」的同儕暴力制裁，經過一個多月居然沒有學生申請改姓。最後校方徹查，才被告密揭發，陳千武受罰在學校監禁一個多月，還得到「操行丁」、「軍訓丙」的期末成績。依照當時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制度規定，軍訓成績在丙以下，即使成績不錯也不准再升學。

重提這起讓他喪失升學資格的事件，陳千武並不後悔：「我讀過公學校，再讀日本小學校時，就曾思考：同一個台灣，為什麼有公學校和小學校之分？為什麼一邊是台灣孩子、另一邊是日本孩子？為什麼日本人就享有各種特權和優勢？那時我就感受到差別待遇。因此面對皇民化政策，便堅持台灣人絕不能放棄民族榮譽而更改姓名。」

畢業後，陳千武進入台中製麻會社豐原工廠任職，與被稱為「苦力」的勞動者一起勞動，並寫下幾首以工廠為背景的「勞動詩」。後來會社看他學歷不錯，把他調到事務所內辦公，隨後又到工廠當監工，但是他總是對苦力太好而遭到日本工頭指責，最後只好離職。

1942年7月，保正（即日治時期的里長，權位極大）叫陳千武到廟裡開會，一到廟口，看到很多年輕人在排隊，他也不明就裡地跟著排。輪到他的時候，有人問：「你志願當什麼兵？」他趕忙回答：「我沒有志願啊！」但是問話的人根本不理會，直接遞給他一張已經填好資料的志願書。在荷長槍的軍人監看下，他毫無選擇餘地的簽下「陸軍特別志願兵志願書」。

隔年4月，陳千武進入台南第四部隊接受新兵訓練；半年後被派往南洋群島加入太平洋戰爭，他的「文學少年期」也正式宣告結束。其後幾年，他不再寫詩、不看文學作品，只為「聖戰」而戰。

台中市政府今年特別舉辦《永遠的文學者──陳千武》系列展覽，陳千武親自出席座談，與讀者交流。

苦修中文

戰後，陳千武帶著一隻受傷的手、九死一生地回到台灣，沒想到政權移轉了，語文也跟著不同。國府來台後為了「排除日本文化毒素」，嚴禁所有日文創作，燒毀日文書籍，並自1953年起實施「國語教育」，台灣人頓時成了「失聲」的一代。為了生活，陳千武到豐原八仙山林場應徵人事課員，當時他中文不識幾字，幸好大戰結束、他在印尼雅加達等著被遣返時，學過兩個多月中文，但也只學會「國父遺囑」。

「日治時代學生要背『教育敕語』，當兵時要背『軍人敕語』（敕語為天皇所頒佈，被視為最高準則），因此學中文時我就想，台灣既然回歸中國了，國父遺囑在中國應該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先把它背起來，」陳千武苦笑道，沒想到應徵時，林場長官出的考題恰巧就是「默寫國父遺囑」！

「剛上班時連公文都不會寫，還好廈門大學畢業的上司很好心，會先寫好讓我抄，我再從中學習。」為了克服中文障礙，他甚至抄《少年維特的煩惱》中譯本，一邊抄寫一邊對照中日兩種文字的運用技巧，另外也透過翻譯訓練寫作。

經過12年苦修，1958年，陳千武終於在「公論報」發表第一首中文新詩，1963年出版第一本中文詩集《密林詩抄》。

提到終戰後的台灣文學，只有兩份勉強提供以日文發表創作的刊物，一份是1946年陳千武從印尼轉往新加坡集中營等船返台期間，和林益謙等人組織「明台會」，並發行「明台報」，讓集中營裡的台灣人發表創作，共發行5期。

國府來台後禁用日文，但因原住民不但不懂國語，連台語、客語等漢族方言也不會說，漢字更看不懂。政府為了讓原住民瞭解政令，只好在1951年的「台灣新生報」用日文發行〈軍民導報〉副刊，但不到一年便停辦。這兩份刊物，陳千武都以日文發表過詩作和小說。

在語文遽變下，終戰後的台灣文人被迫放棄原先對日文的敏銳度與美感直覺，從頭開始牙牙學語，摸索中文的文法、用詞和典故，許多人的文學才華從此湮沒，而堅持下去者，也需經過長年的努力，才能夠以圓熟的中文寫作。

1964年4月，台灣文學終於再度整旗出發，除了以《亞細亞的孤兒》知名的作家吳濁流在台北創辦「台灣文藝」月刊外，同年6月，陳千武與林亨泰、趙天儀、杜國清等人也聯合台北詩人，創辦「笠」詩雙月刊。

回到文學領域後，陳千武潛抑已久的創作能量猛然迸發，開始現代詩、小說、文學評論、兒童文學等各領域的創作，並以「桓夫」為筆名。然而當時正處戒嚴時代，象徵自由心靈與不羈性格的文學和藝術，都是統治者極力想要控制的重點，因文字而招禍的作家不計其數。

1946年陳千武在新加坡集中營等船返台期間，和林益謙等人組織「明台會」，並發行「明台報」，讓集中營裡的台灣人發表創作。

媽祖的纏足

1960年代，當時的聯合報副刊曾刊登一首新詩〈故事〉，描寫一位「愚昧的船長」帶著家人遷移到一個小島居住，卻從此再也沒能回到故鄉。這首詩刊登之後，因有影射蔣介石兵敗遷台、反攻大陸無望的嫌疑，而惹出軒然大波，不僅副刊主編林海音被迫請辭，詩的作者風遲也被羅織罪名鋃鐺入獄。這個被稱為「船長事件」的白色恐怖案件影響深遠，此後十餘年間，台灣的媒體副刊因噎廢食，不敢刊登新詩作品，因為詩的語言隱晦，哪些文字會挑動獨裁者的心病而招致禍端，誰也說不準。

即便戒嚴時期在創作上有諸多禁忌， 1970年代陳千武仍大膽地在「笠」詩刊發表一系列以「媽祖」為對象、諷刺時政的詩。例如嘲諷蔣介石當了二十多年總統，仍不願依法改選下台的〈恕我冒昧〉：

媽祖喲
坐了那麼久　祢的腳
在歷史的檀木座上
早已麻木了吧
檀木的寶座
在滿堂線香的冒煙裡
在大眾的阿諛裡
被燻得油黑……
這是非常冒昧的話
可是　應該把祢的神殿
那個位置
讓給年輕的姑娘吧……

在那個一則諷刺漫畫就可能被捕入獄的年代，陳千武卻輕鬆表示：「寫詩可以用各種隱晦的譬喻來表現詩人的想法，讓詩的主題意在言外；只要作者夠小心，就不至於惹來橫禍。」

以民間信仰的媽祖作題材，陳千武想傳達百姓原是對神通廣大的神威心存崇敬，當權者卻自封為神、以強權高壓威嚇百姓；也隱喻百姓在愚民教育長期灌輸下，已經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任當權者擺佈：

在廟的幽昏裡
動盪不停的獻媚
在人潮的妒忌裡
又牲禮又香枝又金紙
再膜拜再膜拜再膜拜
意圖吵醒神
獲得神的保佑
　　　　　　〈媽祖生〉

陳千武回憶此詩時感慨地表示：「封建意識掛帥下，使社會的佛心變成了化石，很多老年人霸佔著權勢高位不讓，思想古老得像媽祖婆的纏足，頑固地絆纏著整個社會，變成社會發展的致命傷。」

台中市三民路的幽靜巷弄裡，陳千武夫妻過著野鶴閒雲般簡樸卻充滿詩意的日子。

獵女犯

發表詩作的同時，陳千武在小說創作上也有令人驚艷的表現。1976年他在「台灣文藝」發表自傳體式的短篇小說〈獵女犯〉，隔年即以此作獲吳濁流文學獎。他以自身參與太平洋戰爭，從台灣轉戰印尼爪哇、帝汶、新加坡等地，直到1946年返台的經歷，寫成一系列「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短篇小說，不僅還原太平洋戰爭的真實面貌，也廣泛代表那一時代弱勢民族的命運；他從己身遭遇中拼湊歷史真相，更從找尋自我價值定位的過程中，為自己進行創傷療癒。

〈獵女犯〉敘述日軍佔據帝汶島後，島的四周卻被澳洲聯軍封鎖，守備隊的戰鬥機飛不出去，補給船隻無法駛入，這支包括台灣志願兵在內的精銳部隊成了困獸。日軍加強敢死隊訓練的同時，也公然強擄當地土著的妻女充當「慰安婦」，而台灣籍的「林兵長」雖沒有參與「獵女犯」，卻在押送過程中，成了日本軍隊的幫兇。

在押解這些女犯的路途中，林兵長發現一位會講福佬話的華裔女孩賴莎琳，兩人雖然有共同的語言，身份處境卻敵對，於是有了這樣的對話：

「我恨透了日本鬼，也恨你。」

「我知道妳恨我，不用妳說，我也恨我自己。」

恨嗎？在無可奈何的戰亂中，人的行動全受魔鬼的力量控制著，很多無辜的生命遭受種種折磨，這就是戰爭。被迫當志願兵的林兵長，命運跟被強擄為「慰安婦」的賴莎琳又有何不同？　

母親一句：「你寫的是什麼蜘蛛絲，我看嘸啦！」激發陳千武的靈感，寫下「蜘蛛吐絲，我吐詩」的詩句。

我底死，隱藏在密林……

在這一系列小說中，「死亡」的主題一再出現。畢竟，剛滿20歲就被迫當兵，遣調到海外征戰沙場，正值茁壯的生命，被迫提早面對死亡，讓陳千武對生命的本質產生最深沉的思索與超乎年齡的洞悉。

在另一篇小說〈輸送船〉前的序詩〈信鴿〉中，陳千武表達了他對死亡的觀照和詮釋︰

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
那裡有椰子樹繁茂的島嶼
蜿蜒的海濱，以及
海上，土人操櫓的獨木舟……
我瞞過土人的懷疑
穿過並列的椰子樹
深入蒼鬱的密林
終於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作者一再透過輸送船被轟炸時，傷兵的哀嚎、亡者的慘狀，警告人類戰爭帶來的死亡是真切而恐怖的。「在戰場上，每天早上醒來，就慶幸自己還活著，但是有沒有明天誰也不知道。生與死同時並存的軀體，假如可以把『死』藏在密林裡，讓死神找不到存在軀體裡的『死』，是不是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在詩集《不眠的眼》（1965）後記中他寫道：「似有一股不可抗力的苦悶，令我不得不嚮往詩。苦悶的壓力愈大，對於詩的執念愈重。因此我感到在詩裡才有我底真實生活的愛和生，以及期待的完美的死。」

中年時，父親罹癌，陳千武親侍病榻旁，眼見父親因癌細胞毒發痛苦掙扎至死，讓他再度面對死亡的殘忍與恐懼。

「我認為臨終瞬前的安靜是極為寶貴的情緒，我想給父親改換一則安靜而美、我所憧憬的臨終場面。」

1966年他寫下〈野鹿〉一詩：

很快的
血色的晚霞佈滿了遙遠的回憶
野鹿習性的諦念
品嚐著死亡瞬前的靜寂
而追想就是永恆那麼一回事……

回想在帝汶島服役時，當時駐紮該地的日本軍已經失去本國的支援，必須就地種植糧食，有些士兵被派入原始森林打獵，平均兩三天就有一頭野鹿被獵殺；想著自己被一張召集令徵召到戰地，烽火無情，生死只在一瞬間，那麼，人和野鹿的死又有何差別？「但願人生的最後，脆弱生命的死，能像〈野鹿〉的死那麼寧靜而優美，」老詩人悠悠地說。

陳千武是終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中少數的詩與小說兩棲作家之一，超過一甲子的文學創作，不僅豐潤台灣文壇，作品也宛如秋陽照拂下的花顏般婉約芬芳。

文化政策推手

在八仙山林場工作26年後，1973年，陳千武的堂兄陳端堂當選台中市長，邀他擔任庶務課長一職。當時永豐餘紙廠老闆何永捐出台幣一千萬元，希望市府用作公益建設。隔年陳千武提出設置「文化活動中心」，提供市民參與地方藝文活動的場地，這項首開全國風氣之先的計劃，獲得市長及捐款者的全力支持。

1976年落成時，在當時省主席謝東閔建議下，取名為「台中市文化中心」（後改名「文英館」）。同年10月25日開幕當天，省政府將光復節酒會移到館內舉辦，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也蒞會。

當時正大力推動「本土文化政策」的蔣經國，參觀台中市文化中心後，將其列入國家「12項建設」，撥款補助全國各縣市建設文化中心，並在兩年後舉辦「全國文藝會議」，在與會海內外學者建議下，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

1987年陳千武從「文英館」館長職位退休後專事寫作，1995年受聘擔任私立靜宜大學駐校作家、2000年獲日本東京「地球社」頒發「地球詩人獎」、2002年同時獲頒第六屆「國家文藝獎」和私立真理大學「台灣文學家牛津獎」。

終戰後的台灣文人，面臨日語時代結束，必須重新學習中文的困境，陳千武藉由大量閱讀及12年的努力，才能以圓熟的中文重拾創作。

詩的本能

除現代詩和小說外，陳千武也是台灣兒童詩的重要推手，堅持文學教育需從小培養。1976年他策劃台中市文化中心開館展覽時，便向全市各小學徵選詩作，舉辦兒童詩畫展。這項活動引發學校師生熱烈響應，一連舉辦10屆。除了親自編選《小學生詩集》外，他也寫過數十首兒童詩，《童詩的樂趣》一書（1993），是他較完整的兒童詩論呈現。

「詩是一種本能！」陳千武強調，會講話就會寫詩，因為詩就是心靈的活動，心裡想什麼就寫什麼，這就是詩。

「不必用很美的語言，美麗的語言是捏造的，不是真的詩；把自己最真實的心情寫出來就對了。」

他說，小學生寫詩不需要技巧，應該力求簡單。例如「媽媽的愛」雖然摸不到、看不到，但他會寫：「媽媽的愛是一盆滿滿的洗澡水我躺在裡面睡著了」──可以躺在裡面睡著，那種安心、溫暖就表現出來了。這就是詩。

「寫詩必須創作屬於自己的詩的語言，」陳千武表示，寫詩的動機本身就是詩，找出配合它的語言就是詩的語言。

「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首詩，只是有沒有被發現而已。如果仔細注意內心的詩是什麼，用語言把它寫出來，這就是屬於自己的詩。」

一整天泡在陳千武用詩醞釀的氛圍裡，帶著微醺的心情跟老詩人道別時，秋陽已將天際烤成焦糖色。帶著甜味的風拂過髮梢，拉出糖絲般的線條，這樣的季節，讓人想要寫詩。

陳千武是終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中少數的詩與小說兩棲作家之一，超過一甲子的文學創作，不僅豐潤台灣文壇，作品也宛如秋陽照拂下的花顏般婉約芬芳。

陳千武特殊的「台灣志願兵」身分及優異的創作表現，引起日本文壇重視，已翻譯出版多本他的詩集及小說集《獵女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