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的在地聲音──紀錄片攻入主流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場規模7.3、造成數萬個家園破碎的大地震，讓全台灣動起來，當救援告一段落，志工一一離去，資深紀錄片導演吳乙峰帶領的全景傳播基金會，卻繼續留下來，他們用5年時間追蹤紀錄4個失去家園和親人的家庭，如何從創痛中走出、面對生命的真實故事。

本於「希望讓更多人看到，引起更多共鳴」、「紀錄片不是拍一拍就放著」的想法，《生命》不再只循著以往大多數紀錄片的路線，拿到社區免費放映或者2000元讓電視台播一次的方式，它嘗試躍登商業大銀幕，勇於挑戰廣大觀眾的觀影習慣。

《貢寮，你好嗎？》見證台北縣貢寮漁村一群討海人，以青春與堅強意念捍衛家園的具體行動。

網路連結新世代

去年8月吳乙峰向國內多家戲院尋求播映，但處處碰壁，逼得他一度打算自資包下台北市總統戲院，於921五週年前夕放映，想不到網路與小型試片的口碑竟在此時幫了一個大忙。

吳乙峰好友、精神科醫師陳豐偉，身兼智邦生活館網站總監，靈機一動，在網路廣發英雄帖，邀請擁有個人電子報、新聞台、網頁、部落格的網路寫手們，到智邦生活館觀賞《生命》，條件是：回去後必須在網路上寫下觀影心得，並且廣泛傳播出去！

為了一鼓作氣衝高戲院票房，智邦生活館不斷在網上發起「918擠爆總統戲院行動」，呼籲網友在9月18日首映當天親臨捧場，還要將活動網頁用郵件、MSN即時通瘋狂轉寄，讓更多人湧進戲院。

而看過試片的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賀陳旦，也被影片內容深深震撼，表示願意贊助總統戲院的包場費用；新力公司也從國外運來了兩台DV投影設備共襄盛舉。加上陳水扁總統、馬英九市長等政治人物「感動的背書」，結果台北光是預售票就衝高到2萬張。

《生命》在台北戲院熱情延燒後，高雄、雲林、台中的戲院也紛紛加入聯映，最後創下1000萬台幣的票房紀錄，不僅打破歷年台灣紀錄片的紀錄，更榮登2004年國產影片的賣座王位，《生命》算是登上了紀錄片與觀眾透過票房對話的第一個高峰。

事實上，這並不是台灣紀錄片與商業院線的第一次接觸。已先後有3部紀錄片進入主流院線放映的中研院人類學者胡台麗，談起紀錄片工作者在面對商業模式的困境與挑戰時表示，身為紀錄片導演，為了尋求播映管道，除了要自己去尋找資金來源與贊助單位、努力說服業者排上院線放映外，更要配合媒體給予的曝光宣傳通告；特別是在現今媒體多元發達的情況下，除了平面媒體，還有影響力日增的網路媒體，這些行銷工作的繁瑣遠甚於實際拍片，簡直把她累壞了。

1997年，胡台麗紀錄外省媳婦回婆家的《穿過婆家村》突破萬難，成為台灣第一部在院線放映的紀錄片，以單廳放映一週50萬的票房稱霸當週國片，因此接下來的《愛戀排灣笛》與今年的《石頭記》，她也堅持要進入戲院，尤其耗時好幾年拍攝的紀錄片，絕不能像學術論文般發表完就束之高閣，應該散播出去。

胡台麗跨行行銷紀錄片的經驗，說明了紀錄片今昔的不同。過去，紀錄片對於台灣觀眾而言，印象可能停留在黑白片與嚴肅沈悶題材，看著看著就會打瞌睡，屬於不可能賺錢的小眾市場，導演也不必費心去做宣傳。

但是隨著影視科技的突發猛進，DV（數位攝影機）的普及與進步，紀錄片在取材與內容上都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脫離了1960年代國慶閱兵等傳統宣導片，與1990年代末社會抗爭運動的刻板印象後，紀錄片已朝向更多元與更貼近生活的方式製作，同時加強了劇情張力，讓一般民眾也願意掏錢進電影院觀賞紀錄片。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副教授，也是知名的紀錄片導演李道明指出，紀錄片近年來的發展是全球性的，可以視為是一種對好萊塢式電影華而不實操弄手法的厭棄和反擊。

以美國為例，過去一年頂多一兩部紀錄片可以上院線放映，但隨著紀錄片多樣化、精緻化，甚至以跨界的方式製作（例如結合動畫），也愈來愈吸引一般大眾的注目。去年在美國造成轟動的紀錄片《華氏911》與《麥胖報告》等，雖然是反體制、反商業的嚴肅題材，卻用幽默與多媒體方式呈現，在美國創造上億美元票房，如今美國各大都市都有專門放映紀錄片的電影院。

《穿過婆家村》是人類學者胡台麗的婆家面臨現代化衝擊的歷程；《愛戀排灣笛》將鏡頭對準排灣族，從民族神話中回憶族人的青春戀曲；《石頭記》則進入花蓮木瓜溪畔的榮民生活，胡台麗每次都努力將作品推上戲院，與觀眾做第一線接觸。

票房是不定數

再看台灣，從《穿過婆家村》的例子來說，因為紀錄片與商業的第一次接觸還算成功，鼓勵了後來的紀錄片工作者，紛紛透過商業放映，希望能推廣到普羅大眾。

紀錄片期待打入大眾市場，但是面臨的挑戰卻也是前所未有的。全景傳播基金會執行長蔡靜茹指出，除了艱苦的尋找資金與繁複的電影宣傳外，為了要讓紀錄片進入院線，導演得自掏腰包租放映器材，提供給電影院（因電影院內的放映機器不適用於紀錄片播放），還得預先支付幾週的租金，因為紀錄片的票房通常很冷，難以保證電影院的營收抽成。

以《生命》為例，導演吳乙峰一開始就堅持走院線路線，還差點在公司內引發爭議。「誰也沒想到《生命》會爆紅，創下千萬元票房；我們只知道如果這部片子賣得不好，全景就可能垮了！」蔡靜茹說。

《生命》的商業模式，凸顯了行銷操作的重要性。

李道明指出，去年一部講述大時代舞者圓夢故事的《歌舞中國》，在沒有政治人物背書與缺乏媒體炒作的情況下，能在院線賣到七百多萬元台幣，乃是透過由北到南的戲院一路播放下去，產生了市場連鎖效應，「它的個別差異在於行銷方式與活潑動人的拍攝手法。」

公共電視台製作的《學運世代》紀錄片製作人楊一哲則表示，除了資金取得不易外，主流商業影片的廣告行銷人才因紀錄片回收難以判斷而不願投入，造成紀錄片導演必須身兼數職，自己製片、募款、當攝影、剪接師，末了還得去做行銷推廣，辛苦異常。

《穿過婆家村》是人類學者胡台麗的婆家面臨現代化衝擊的歷程；《愛戀排灣笛》將鏡頭對準排灣族，從民族神話中回憶族人的青春戀曲；《石頭記》則進入花蓮木瓜溪畔的榮民生活，胡台麗每次都努力將作品推上戲院，與觀眾做第一線接觸。

「五斗米」的問題

除了單打獨鬥的製片與行銷壓力，國內紀錄片工作者也因必須長年投入，以致無暇賺錢營生。

蔡靜茹表示，紀錄片原本就不以賺錢為目的，而全景基金會雖然會全力支援，但是基金會一旦陷入財務危機，也會對導演們發出緊急警告：「該出來賺錢了，趕緊去接拍宣導短片！」

《無米樂》導演莊益增也說：「紀錄片導演拍片時只拿到製作費，並沒有薪水，但是紀錄片一拍就是好幾年，所以拍完後得趕緊去接拍商業案子，才能養活自己。」

曾經遠赴英國學習紀錄片的張釗維，參與公視《綠色矽島》與《學運世代》的拍攝，日前更加入新加坡傳播公司，參與Discovery頻道的節目製作。他表示，國內紀錄片導演在拍片所獲得的預算少得可憐，有一次他接拍半年兩集的紀錄片，結果光是為了一張需要用到的老照片，就花了他7000元的版權費，幾乎佔去四分之一的收入。

「相形之下，國外紀錄片的製作預算，甚至中國大陸都比我們高出兩、三倍，」張釗維感慨地說。

去年，張釗維在國際紀錄片工作者的獵人頭公司網站登錄了自己的履歷，因而被新加坡運行視覺公司相中，邀請他加入這個跨國團隊，共同合作拍攝今年2月Discovery頻道播出的、由張釗維企劃編製的《60分鐘看亞洲：羅馬古城在中國》的歷史紀錄片。

因為這次的經驗，讓張釗維見識到國際團隊的模式與優勢，在劇本大綱、影像呈現、剪接方式及產銷管道等，都有專業人員分工。這個跨國團隊不僅在短短兩周內完成拍攝工作，而且報酬優渥，整合資源的能力讓他印象深刻。

張釗維認為，台灣電視頻道太多，資源分散，大家只能自行其事，技術和觀念也無法提升。

「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都是一步一腳印實地拍攝，不像國外可以利用先進的電腦技術作合成，省時省力，效果更好，」楊一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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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現實的拉鋸

紀錄片走入院線、走入電視頻道，一直是導演們長久以來的夢想，但是這個夢想一旦接近時，卻又得面對理想與現實的拉鋸。

畢竟，不是每部紀錄片都可以上院線，觀眾看電影是為了娛樂，沒有娛樂性就沒有票房，這也是戲院業者的主要顧慮。

至於電視，也有同樣的侷限。

「電視雖然深入一般家庭，但電視台要拉廣告，沒辦法完整播放，讓觀眾集中情緒一氣呵成地看完，」蔡靜茹指出，紀錄片不以高潮迭起的劇情和誇張動作取勝，要鋪陳的是平淡平實中的細膩氛圍和隱隱透露的人文理念，其實並不適合電視。

去年國家地理頻道全球執行副總裁布萊恩•史密斯率團來台徵選台灣紀錄片，副總裁開宗明義對現場的應徵者表示，國家地理頻道是一個娛樂頻道，「不要試圖去告訴觀眾他們該看些什麼，而是要去思考當一個觀眾上了一天的班回家後，你如何能夠做到不讓他轉台。」

李道明也強調，電視頻道激烈競爭，為了拉住觀眾，自有一套公式化的思考與製作模式，以確保每部紀錄片都能有完整的結構和可看性，但是無形中卻也限制了實驗性與創作性，從而框架了紀錄片工作者的創意和觀點。

《無米樂》導演顏蘭權、莊益增是大學同學，也是最有默契的工作夥伴。

專業與業餘的區隔

「紀錄片工作者準備好了嗎？作品是不是能超脫業餘玩家的生澀，達到了藝術與專業的水平？」在努力將紀錄片推向商業市場之際，面對攝影機逐漸普及，人人都可以隨手為自己「紀錄」的時代，李道明進一步提出更深刻的質疑。

以中國大陸紀錄片工作者遇到的瓶頸來說，大陸的紀錄片在十幾年前開始發展，由於時機對，加上改革開放，只要內容不威脅到政權，多花一點心思就可以隨處取得很好的題材，拍出感人的紀錄片。因緣具足下，大陸紀錄片開花結果，不僅在中央電視台播放，也因為缺乏其他節目競爭，成為當時收視率的常勝軍。

然而，隨著大陸經濟起飛，媒體節目多元，民眾的選擇變多後，紀錄片獨領風騷的盛況不再，也促成紀錄片工作者的反思和改進。

「挫折是一件好事，因為不管紀錄片風潮如何，它都要回歸本質──它是紀錄片工作者個人觀點和理念的表達，」李道明說。

正如同莊益增與顏蘭權努力將《無米樂》推向院線，但是他們所求的不完全是票房成績，而是希望每多一位民眾看到《無米樂》中紀錄著台灣稻農的辛苦，下一次買米時，就多一位民眾支持購買台灣米。

紀錄片是台灣電影的另一篇美麗樂章，不論是紀錄老上海三代舞者的《歌舞中國》、30年代唱紅台語歌的《跳舞時代》，以及小體操選手的《翻滾吧！男孩》，紀錄片已留下最珍貴的聲音與影像。

補商業模式之不足

「任何一種創作都希望有回響，吸引別人來看才有共鳴，」楊一哲期待去年在院線造成轟動的《生命》，是紀錄片愈來愈受到觀眾注意的一個里程碑，而不是曇花一現。

當然，商業播映模式也有它的缺憾，蔡靜茹表示，傳統紀錄片透過現場播放並與台下收看民眾的互動，是商業模式無法取代的地方。

全景4月推出的《貢寮，你好嗎？》就不走商業院線模式，而是回歸傳統的紀錄片播映方式，到校園與各機構南北走透透，讓導演與民眾做直接面對面的接觸。

「《生命》談的是大家共同的經驗，在院線放映容易引起共鳴；但是《貢寮，你好嗎？》談的是在地人對土地的情感，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認同的，」蔡靜茹說，因為它的議題性強，傾向社會教育的功能，所以更適合透過現場對話的方式表現。如果有幸贏得迴響與共鳴，就是莫大的回饋，這種成就感，或許才是紀錄片工作者願意勒緊褲帶走上這條不歸路的原因吧。

以往由於放映管道的缺乏，大多數紀錄片只能在小眾間傳播，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紀錄片如此蓬勃出色，今年少數紀錄片大膽出擊，值得喝采；若能進而扭轉觀眾過去對紀錄片的印象，或許這就是台灣國片新生的另一條出路。

紀錄片是台灣電影的另一篇美麗樂章，不論是紀錄老上海三代舞者的《歌舞中國》、30年代唱紅台語歌的《跳舞時代》，以及小體操選手的《翻滾吧！男孩》，紀錄片已留下最珍貴的聲音與影像。

《貢寮，你好嗎？》見證台北縣貢寮漁村一群討海人，以青春與堅強意念捍衛家園的具體行動。

陽光下，金黃稻穗閃爍著，皺紋滿佈的老農眼中，露出期待豐收的表情。

經過時間的沉潛，紀錄921大地震創痛的《生命》，讓人再次目睹生命的無常與出口。

《無米樂》在台北商業戲院放映，片中主角崑濱伯從台南北上，將自家種的米裝在福袋裡，送給現場觀眾。

拍攝紀錄片是一場體力與耐力的長跑，導演吳乙峰（右）和全景工作人員以5年時間完成《生命》。

《穿過婆家村》是人類學者胡台麗的婆家面臨現代化衝擊的歷程；《愛戀排灣笛》將鏡頭對準排灣族，從民族神話中回憶族人的青春戀曲；《石頭記》則進入花蓮木瓜溪畔的榮民生活，胡台麗每次都努力將作品推上戲院，與觀眾做第一線接觸。

紀錄片是台灣電影的另一篇美麗樂章，不論是紀錄老上海三代舞者的《歌舞中國》、30年代唱紅台語歌的《跳舞時代》，以及小體操選手的《翻滾吧！男孩》，紀錄片已留下最珍貴的聲音與影像。

試映會上，觀眾將觀後感言寫在明信片上，日後將寄給貢寮鄉民，表達民眾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