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時間地圖──通書

多年前，台北市議會為了挑個黃道吉日搬入新大樓，千選萬擇，結果挑上的日子不巧颱風來襲，被輿論罵個狗血淋頭。

半年前，高科技產業龍頭老大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在台南科學園區率先破土，也不能免俗地慎重擇日一番。

其實不要罵這些民意代表、高科技公司迷信，許多人平日不管什麼「不宜出門、探病」，但是辦終身大事時，能不選個好日子完婚嗎？就算小倆口觀念新潮，不理會這些老規矩，但是父母要看、親戚要看、餐廳也要看，「何必犯眾怒呢？」研究台灣通書淵源的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黃一農說。

對人類「時間的認知與分類」做過研究的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組組長呂理政也表示，擇日不是愚夫愚婦才做的事，古代的皇帝、現代的達官貴人，幾乎沒有人不信。「你去問總統出國看不看日子？就算總統不看，他的秘書也會幫忙看。」

在所謂的「吉時」為龍舟點睛，將儀式賦予神聖的意義。（邱瑞金）

個人與宇宙的和諧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相信擇日呢？

呂理政認為，從常理來看，人對未知的事，都會有趨吉避凶的本能，願意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多一層保障，多一份安心。這也是黃一農說的「寧可信其有」。

何況，從儀式的觀點來看，經過慎重擇日，事件本身被神聖化了，表示這件事更正式，更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為時間分類本來就有其必要性，也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呂理政解釋，這樣一個村莊內才不會發生不同人家在同一天辦喜事和喪事。「但是把時間分類到這麼精細，不但要擇日、擇時，還要對個人八字以定吉凶的，大概是中國人所獨有的了。」

更深一層來看，擇日、風水的核心概念，是應合天數、行事取得與宇（空間）宙（時間）的和諧。

中研院院士李亦園在「傳統中國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為」論文中表示，中國每一個人出生時，就根據年、月、日、時給以天干、地支的記號，是所謂的八字。八字決定了一生的歷程，這就是命。命不能變，但是每個人生命歷程與宇宙的時間對照配合時，因為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剋，會有不同的機緣，有時好，有時壞，這就是運。

「個人的時間與宇宙的時間之間，有時候是和諧的，那就是吉；有時候是不和諧的，那就是凶。因此，中國人一生都在找尋對他最有利的時間定點，每做一件事都要找尋所謂的『吉時』，」李亦園在論文中表示。

儘管是高科技公司，但在社會大眾「寧可信其有」的傳統思考下，還是得慎重擇日一番，才舉行破土典禮。（陳方攝）

世界暢銷書排行榜冠軍

這樣的觀念，更受到官方正統的滋養。根據黃一農的研究，中國歷代官方天文機構的職掌，除了推算曆法和觀測天象，還需要負責地理、選擇（吉時）等事務。唐朝以後，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中央政府開始印製曆書，有關行事宜忌的內容大量出現。

民間對這類曆書的需求極為殷切。以元朝天曆元年為例，黃一農發現當年全國所賣的官印黃曆高達三百萬本，絕對是該年全世界暢銷書的排行榜冠軍。

然而天高皇帝遠，官印曆書經常無法及時送到偏遠的閩、粵等地，當地術士遂在經濟誘因下，開始私印加了許多術數規則的通書。

「編訂曆法原本是為了制訂時序的法則，提供農事作息的參考；在加入易經思想後，運用陰陽五行生剋制化的道理，將全年的日子排定行事忌宜，再經由歷代選擇家的增修，就發展成一套內容龐雜的術數，」呂理政說。

有趣的是，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為了順應民情，也編了基督教通書，每年分送教友。不過基於「不迷信」的教義，通書中取消了行事宜忌的部份。

「這樣的曆書當然無法引起大家的興趣，所以基督教通書後面加了許多科學新知來吸引知識份子，」黃一農舉例，像是眼球、潛水艇的結構，吸鴉片的壞處、戒煙的方法等。

（左、中、右）中國人講究行事與宇宙自然的和諧，舉凡安葬（卜華志攝）、祭祖、小兒收涎，都得選擇一個適宜的時日。

替台灣通書「尋根」

台灣自四百年前閩、粵移民前來拓墾，面對渡海的吉凶未卜、不安定的移墾生活，心理上更需要一本能教人如何趨吉避凶的通書。

曾在荷蘭萊頓大學看過清朝通書的黃一農，對台灣現有幾十種左右的通書做過研究，發現大約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直接或間接師承福建泉州繼成堂。

為了替台灣的通書「尋根」，去年他到大陸研究，特別前往泉州，尋訪繼成堂創始人洪潮和的後代子孫。踏破鐵鞋無覓處，沒想到竟在參觀當地海上交通史博物館時，見到洪潮和三房擇日館的花窗、門面展示在博物館內。他大喜過望，向館方打聽，得知洪家現在長房還有傳人洪永清。親自登門拜訪後，終於為台灣通書接上「族譜」。

原來，洪潮和在嘉慶二年開始編刻「趨避通書」，以出色的計算能力，做到與官方稍晚出版的「時憲書」節氣時間刻分不差，而受到廣大歡迎。加以洪家幾代都有靈敏的商業頭腦，例如中國自清朝光緒年間開辦郵政，洪家很快就推出「郵寄擇日」；更特別的是在通書中列出各地「參校門人」名單，為這些列名的學生背書，保證他們的擇日術出自繼成堂一脈。「以類似現代加盟連鎖店的方式，擴大了繼成堂趨避通書的影響力，」黃一農為此嘆服不已。

據現以耄耋高齡的洪永清透露，繼成堂通書當時不但風行南方沿海各地，還銷售到海外。每年清明過後，就要從鄰近村子雇請六、七十名刻工，趕印第二年通書。

泉州海交史博物館裡的洪潮和三房擇日館門面。（黃一農攝）

老字號、金招牌

台灣的市場主要是由繼成堂三房洪堂燕所開拓。日據時代通書被禁，仍有走私進來的；等到二次大戰一停，洪家立刻派請專船，將三千本通書送到台灣。

黃一農表示，過去台灣一般擇日館沒有自己的品牌，用了洪潮和的名號，就好像得到品質保證。因此，繼成堂除了收徒面授，三房的洪堂燕還曾編了十二期的「剋擇講義」，進行函授。

但是自從兩岸分隔，大陸文化大革命後，印製通書根本是違法的，洪潮和的這塊招牌，在大陸、台灣都無以為繼。

「總店倒了，群龍無首，大家搶生意，各種小品牌紛紛出籠，」黃一農形容這是通書的戰國時代。他指出，大家除了參考洪潮和通書之外，還東加一點「出國旅行觀光吉日課」、西加一點「風水口訣」，「編一本通書只要能賣上幾千本，就有上百萬元收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各地擇日館那麼多，如果這家能夠出版通書，人家就會相信你是權威。

權威那麼多，卻新不如故。「愈老牌的通書愈暢銷！」經銷十幾種通書的竹林書局老板娘林太太表示，像是每年銷售量達四、五萬冊的呂逢元通書，已經有七十年歷史，游華芳通書也有三十年以上。而林先知、蔡炳圳都是二十年左右。

「大家相信老字號，因為這些通書編纂資料是父祖密傳下來的，當然比一般人上補習班學來的不易弄錯。」她強調，結婚日子看錯，害人家婚姻一輩子不幸福，陰宅選錯日子，更會害人整個家族，選擇通書，不可不慎。

繼成堂第五代洪應奎所編的通書，內頁印有堂主照片並鈐蓋朱印，以防止盜印者假冒。（黃一農攝）

一片半葉子

儘管洪潮和通書王國已經瓦解四十餘年，但令人驚訝的是，通書要賣得好，還是得強調與洪潮和的淵源。

竹林書局林太太透露，銷路最廣的聚福堂呂逢元通書，並不是洪潮和這派傳下來的。但由於台灣通書自清朝起就是繼成堂的天下，所以呂家聽從出版商的建議，在書上加印「洪潮和參學」（參考學習）等字。

強調自己是廣東羅傳烈外家子孫，福建洪潮和派下第六代門人的高銘德不諱言，當初拜洪潮和五代門生林先知為師，是為了市場，不得不然耳。私底下，他卻認為羅傳烈比較厲害。

他還說了一個傳奇故事：洪潮和與羅傳烈曾參加國家考試，試題是推測某棵樹在一個時辰內會掉幾片葉子？洪潮和說會掉兩片，羅傳烈說會掉一片半，結果這棵樹果然掉了一片完整的樹葉，和一片原本就破了一半的葉子。

「兩人的作風不同，洪潮和大量推廣，羅傳烈比較保守，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勢，」祖籍廣東梅縣的高銘德很為自己的外家宗祖打抱不平。

洪潮和的影響力在台灣更超過大陸。「台灣大部份是三房傳下來的，兩岸開放後，有些通書編印者就回大陸找長房拜師，」黃一農曾在洪潮和長房家中，看到台灣南投蔡炳圳的拜師帖。

蔡炳圳最近剛過世，接掌父親事業的兒子蔡耀慶表示，其實回大陸拜長房為師，也只是想拿一點資料，看看與台灣的有無不同。但是對通書編印者而言，總是希望加了長房的「正字標記」後，與一般通書多少有所區隔。

繼成堂長房子孫洪永清。（黃一農攝）

誰看通書？

通書編印者煞費苦心，為的是市場大餅。據非正式統計，全台灣一年通書可以賣十到十五萬本左右，每本平均五百元，一年就是六、七千萬元。

到台灣任何一個鄉鎮，街上書局的進門處，一定有一排書架放置通書、農民曆。高銘德透露，神壇、佛寺、命相館、擇日館，這些行業從業者是主要顧客。「通書是行家必備的工具書，沒有這書，他們不知要安怎舞，」他說。

一般人用農民曆，行家用通書，但是真正把陰陽學當學術研究的人，則又看更高階的古書。

中華民國道家學術研究會常務理事傅裕恭表示，這類通書便覽，是方便外出時隨身攜帶，當場查閱的工具書，但只要有時間，還是要查正統的時憲書、欽定協紀辨方書、鰲頭通書等古本。

「協紀辨方書是乾隆皇帝命大學士融合各家理論與精華所編成的，刪除了許多無稽的神殺，連皇帝自己都在用，可信度當然高，」傅裕恭說。

通書則是綜合許多選擇術後寫成的著作。「每種選擇術都有自己的規矩，把它們綜合起來難免有誤漏，」他表示，後世流傳的各家通書，又復用了許多先前遭官方所刪的神殺，再加上這些通書作者早已過世，排版印刷過程稍一出錯，就可能一錯再錯，後代子孫幾乎沒有能力校誤。

兩岸開放後，台灣通書界有人專程到泉州拜繼成堂長房為師，取得「正統」。（黃一農攝）

通書，通輸？

儘管通書擇日現存著這些問題，但快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對此非但深信不疑，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李亦園發現，行事宜忌這套安身立命、待人接物的道理，在現代工商時代，已轉化為對生活的適應，特別是現實功利的追求了。

例如企業的開工、動土不但要看良辰吉時，股票市場的買賣更是講求時間數字的配合。這種近乎神秘的數字遊戲，在台灣已成為一門新興學問──「企業相理學」。

高銘德不諱言，玩六合彩、大家樂最瘋狂的那幾年，通書賣得最好，一年的銷量大約二十萬本。

不過台灣這種現象倒是無獨有偶。黃一農表示，受西方影響比台灣更早的香港，通書比台灣還多，只不過香港人忌諱「書」音同「輸」，所以叫做「通勝」。

「自從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擇日的風氣也開始死灰復燃，」在黃一農探訪還沒正式掛牌營業的洪永清的兩三個鐘頭內，就有兩人上門請求擇日，洪永清開的價碼是一千元人民幣，相當北京大學教授一個月的薪水。

強調自己是洪潮和派下第六代門人的高銘德，目前在板橋、桃園、苗栗等地都有擇日館。（卜華志攝）

跳不出的框框

「寧可信其有」，除了傷點錢財，是否真的就不必付出其他代價呢？

在公家機關工作的蔡明德父親去世時，正在國外出差，聽聞噩耗立刻中止行程，趕回國奔喪。沒想到家人慎重請人擇日的結果，選的日子竟然沖到屬豬的他以及家族中唯一的孫子。在全家族的監視下，他連蓋棺前見父親最後一面的機會都不可得！

儘管太史公司馬遷早在一千年前就批評擇吉思想只是使人「拘而多畏」，中國人從古到今卻跳不出這個框框。

根據黃一農的研究，清代直省各都府在奏事時，大都要挑選吉時，以致每逢「不宜上冊表章」這天，竟然連一份奏摺都看不到。弄到嘉慶皇帝不得不特別下諭：「近日遇閉、破之期，竟全無奏摺；遇成、開之日，數省之摺彙齊呈遞，朕檢閱時憲書，其日必係良辰，甚屬可笑可鄙，……著通諭內外各衙門，嗣後遇有應辦之事務，各迅速辦理，立即具奏，勿得仍前拘忌，選擇良辰。」

只可惜，碰上了通書，連天皇老子都不是對手。查通書選日子是迷信？看來，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吧！

人都希望預知自己的命運，以趨吉避凶。聖經也說：「上帝將人的命運寫在手上。」只是，我們能解讀多少「天書」？（邱瑞金）

股票族齊聚中山堂，仔細聆聽道家學術研究會理事長李亨利的演講，為的是瞭解虎年的財運走勢。（邱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