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學」獨憔悴？——訪巴若教授為英國漢學溯往

問：您的近著「Singular Listlessness（奇特的漠然）」引起多人的興趣和好奇。這個書名聽起來相當悲觀，可不可以請您先談談為什麼決定用這個書名？它暗示了您的結論嗎？

答：這個書名出自一位十九世紀曾經擔任香港總督的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在他的中國小說譯作序言中，提到英國人對中國的知識一逕地漠不關心，遠落於法國人之後。他表示，這種「奇特的漠然」實在難以解釋：你說這個主題引不起興趣嗎？無論就其語言結構的非凡，或是政府性質的特出，都絕對有必要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中國，是一個遙遠而奇異的國度？（鄭元慶）

揭開「偉大傳統」的幻象

他在一八二二年寫下這段話，不過今天看來，同樣的疑問仍沒有解決，英國對亞洲研究還是不夠關心。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除了歐洲的法、德等國之外，美國在戰後投入了我們不敢夢想的財力和人力發展中國研究；即使是漢學界的後起之秀，加拿大和澳洲，也將迎頭趕上。如果我們繼續保持漠然的態度，馬上就會面臨人才枯竭的問題。

問：您在書中提到，當您在六○年代進入劍橋中文系就讀時，「覺得自己正加入一個偉大的漢學傳統」。當時是什麼情境讓您有這種感覺？後來又為什麼懷疑起來？

答：我作學生的時候，每見師長提及他們的老師時，所流露出來的尊崇和仰慕，很受感動，而我的老師們同樣令我尊敬、仰慕，並且體會到他們也曾經受到師祖輩的悉心調教，而有此成果……。如此一來，很容易誤以為這種師生相承的美好傳統，是古來如此，而且代代相傳的。

然而，當你一旦真正往上推溯，會發現這個所謂的「傳統」，只不過上溯到我的師祖輩，再往上推，那些有心研究漢學的人，實在是在充滿敵意和漠視的社會裡掙扎；他們自學的成分多，求教請益的機會少。遠的不說，三○年代費正清（John Fairbank）從美國到牛津求教於Soothill門下，得到的回答是自求多福；而劍橋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手拿柺杖趕走學生的故事，和他的Wade-Giles拼音法同樣有名。

費正清在三○年代曾赴牛津求教，被告以「自求多福」。後來他以現代中國研究執美國漢學牛耳，並形容歐洲考證學傳統為「顯微漢學」。（鄭元慶）

帝國主義漢學觀

我曾經調出翟理斯教授當年的考卷來看，發現試卷上的題目竟出自中國笑話，或許那碰巧是他當時手邊正在讀的東西。在他之後，另一位知名教授的試卷水準也相當有問題，比方說，學生得回答一些「中國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解釋名詞，而子題中赫然包括戈登將軍！

戈登將軍協助清廷平定太平天國，但他能算是中國歷史人物嗎？當然，從英國的觀點來看，他似乎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重要」。我們從這點也可以看出那一代做研究時的觀點，是有相當限制的。

由於中文人才缺乏，十八世紀對中國的貿易和外交，常須向第三國「借將」，義大利的拿波里東方學院就是他們尋找翻譯人才的地方。圖為該學院漢學系現在的上課情形。（鄭元慶）

英國漢學，瞠乎其後？

問：您是在什麼情況下開始懷疑這個「偉大傳統」，並決定蒐集資料，追根究柢的？

答：我是學歷史的，本來就喜歡追本溯源；但真正具體開始找資料，並且為之震驚，那已經到了八○年代。

作為一個中國歷史教授，我覺得我有責任告訴學生：在這個學門裡，我們擁有那些資源？前人曾經做了什麼？做得如何？未來又有什麼應該做的？……我不見得要做什麼大研究，但至少要有個可供諮詢的概覽。

正巧那時候我內人在劍橋圖書館工作，她要籌畫一個展覽，我於是幫助她策劃、準備，弄清楚館中收藏的來龍去脈和被使用的情形。後來我愈來愈有興趣，在大英、牛津都作了同樣的瀏覽，當然，也不時向精熟目錄，版本學的漢學老前輩龍彼得教授請益——他對圖書館的收藏知之甚詳，如數家珍。一九八七年，大英圖書館召開中文藏書研討會，於是要我寫一篇這方面的報告，我很愉快地答應了，同時也很遺憾地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理解到幾百年來漢學在英國的發展，從來沒有被肯定對待過；比起歐洲大陸，也始終遠遠瞠乎其後。

傳教士對歐洲早期漢學的傳播與研究，有諸多貢獻。（鄭元慶）

用拉丁文寫信給中國皇帝！

問：這的確令人驚訝！英國和中國的接觸極早，貿易往來更是頻繁……。

答：是的，可惜外交接觸和貿易往來，卻一直在自以為是和目空一切的態度下進行。十六世紀，依莉莎白一世決定寫信向地球另一半的「中國皇帝」致意時，很英明地選用「拉丁文」做溝通工具，這封信後來當然下落不明。可是這種做法一直到十九世紀還有人如法炮製，直到終於有人甘冒不韙，斗膽直言：「……在信封上用拉丁文寫個中國皇帝收，然後聽天由命，任其流落，實非明智之舉！」

十七世紀，當英國商船終於抵達廣東，試圖和中國當局建立關係，靠的是一名來自澳門的非洲黑奴做通譯。等到他們在遠東海域的勢力愈趨穩定之後，即認為「並無學習中文之必要」；直到國姓爺一舉在台灣趕走了荷蘭人，還揚言反清復明，英王查爾斯二世才又忙著寫了封英文信給「台灣國王（King of Tywan）」。後來清人完全統一中國，東印度公司總裁的建議是：「如今台灣已無利可圖，無需再設代理商。」

英國在帝國巔峰時期，也不過提供了不超過五位漢學教授席。而當時的中國，正以西學為奇，圖為上海點石齋畫報中的維多利亞女王與首相肖像。（鄭元慶）

到「拿波里」找翻譯！

問：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貿易量相當龐大，不可能沒有培養中文人才的實際需要吧？

答：需要當然是有的。十八世紀東印度公司與東方的貿易到達顛峰，當時一些雇主為了擴張貿易，也啟用中國助手學習中文，可惜不但成果不彰，還釀成慘劇。

曾經有一個名叫弗林特的雇主，興沖沖帶著他的中國助手由廣州北上航行，打算上書中國皇帝、促請增加貿易往來。可惜他們的溝通顯然出了問題，後來弗林特本人鋃鐺入獄，他的中國助手更丟了腦袋。

倒是弗林特的繼任者並不死心，繼續訓練語言人才，可是直到他退休，成效仍然不彰。大概是沒有中國助手再願意為英國漢學先驅慷慨殉道了！

在苦無人才的情況下，十八世紀末英國人的貿易，事實上靠的是丹麥人與法國人去和中國官方打交道。貿易如此，外交亦然。一七九三年，英國派出第一個使節團，在麥卡尼（Lord Macartney）率領下，麥卡尼到中國覲見乾隆皇帝，大費周章，卻找不到一個翻譯員，還得千里迢迢到義大利拿波里東方學院求助。

李約瑟是一位科學家，卻對漢學貢獻卓著，成就驚人。（鄭元慶）

大使「蠢！蠢！蠢！」

問：在歐洲大陸，外交官、殖民官，或傳教士，常是漢學院早期師資來源，在英國是否如此？

答：基本上是的，但在時間上較晚些。歐洲天主教國家在十七世紀大量派遣傳教士入華，把豐富的知識和資源帶回他們的國家，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已經相當嚴肅對待漢學研究，而英國卻忙著駁斥這些「中國奇想」，視有心研讀漢學者為異端狂徒。

馬寧（Thomas Manning）是當時有名的例子。他原是劍橋畢業的數學家，後來為神秘的中國傾倒，於是到巴黎念了兩年中文，幾年後更航向中國、進入西藏，還見到了達賴喇嘛。

在他的西藏日記裡，不難看出他懷才不遇的挫折感和他眼中的外交官——「……他們多笨，不肯給我任務，那些不能跟個鬼交談的大使有個啥用。……蠢！蠢！蠢！」

龍彼得教授原籍荷蘭，但數十年來在英國漢學界所貫注的心血，贏得學界一致的尊敬。（鄭元慶）

教授不貴，等同小廝

問：那麼英國的傳教士和外交官，後來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成為漢學講座或教授的？

答：第一個在倫敦教中文的英國人默里森（Robert Morrison）就是個傳教士，他在一八○五年藉著字典和一位中國人學中文，後來到廣東，廿年後回倫敦教中文。他曾經將聖經翻成中文。

他去世的時候，交待朋友處理藏書，這位聰明的朋友後來答應把藏書送給倫敦大學院，條件是大學院必須設立漢學教授席。一八三七年第一位漢學教授產生了，年薪六十鎊。當時有不少人曾經反對，而贊成者的高見是——此職所費不多，也不過是請個廚子或衣帽小廝的一半花費。

巴若教授近作「奇特的漠然」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和好奇，他希望能拋磚引玉，使「英國人的中國觀」這項議題更為澄明。（鄭元慶）

漢學圖書寶庫

另外， James Legge在一八七六年成為牛津漢學教授，他也是一位傳教士。他翻譯的四書、詩經至今流傳。不過他當年之所以得到教授席，也不算是受到學院禮聘，而是朋友為他湊足了九十五鎊的年薪而促成的。在歐洲連比利時設立漢學教授席都早於此。

劍橋的漢學教授出現於一八八八年，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Wade）曾經是英國駐中國外交官和翻譯，他把自己的六百五十部藏書捐給劍橋圖書館，後來成為教席。就是他和繼任者翟理斯共同創造了Wade-Giles羅馬拼音法。

總的來說，英國在國富民強的帝國巔峰，也只提供過五個漢學教授席而已。

問：在一般人的印象裡，英國的中文藏書和資料相當豐富珍貴，比方說大英的敦煌手卷、牛津的明清善本書。這些珍藏應該相當能刺激漢學研究吧？

牛津沒有李白！

答：牛津在十七世紀初收藏的第一批中文書籍，是購自荷蘭學者的。而館中無人能諳中文，因此這批書一直在將近一世紀後才正式出現在藏書目錄中。編目的是個中國訪客，卻把其中一本通俗小說寫成了孟子。不知道是他開老外的玩笑，還是與他合作的館員高估了自己的中文，或者只是兩個人用「拉丁文」交談的結果，我們不得而知。

大英圖書館早年的中文藏書可以說是武力換來的，一八四三年維多利亞女王把軍隊由中國搶來的東西都送給了大英。不過當時的大英中國藏書不比歐洲，既沒有完整的政策，更談不上定期在北平派代理商購書。而其間缺乏分類系統，也使得第一位到館的中國訪客大為吃驚。牛津早年的分類和政策也不明朗，很多人不敢相信他們到了一九三○年代還沒有一本李白的詩集。

去劍橋？毋寧死！

至於英國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賄購的敦煌手卷數千卷，在一九○七年載回倫敦後，足足半個世紀，連經手館員（翟理斯之子）本身也退休許久，才遲遲出版目錄。

問：這麼說來，英國的漢學似乎一直在慘澹經營的情況下發展，那麼像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李約瑟（Joseph Need-ham）這些響亮的名字，又是怎麼培養出來的？他們和漢學院的關係如何？

答：亞瑟．韋利當年以大英圖書館為家，成為本世紀最負盛名的東方文學翻譯家。劍橋曾經邀他任教，他的答案是：「我寧可去死！」李約瑟學的是胚胎學，他窮半世紀的中國科學研究和論著，並沒有得到過劍橋的支持，他研究所的經費多數來自國外的捐獻。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就和貢獻，但不見得會稱自己是漢學家。

所以我說英國漢學界如果有任何貢獻，先得感謝的，就是這些自學有成的「業餘學者」，和「慷慨的外人」——從十七世紀的黑奴翻譯，到歐洲學者、中國訪客，一直到現在的外籍教授等。

買個中國人來讀書？

問：您在書中除了有名的漢學家，也一再提及他們「不太有名」的中國助手……

答：我個人對英國學者和中國助手的關係很注意。以翻譯儒家經典的Legge來說，王韜顯然大有幫助；而李約瑟如果沒有魯桂珍的刺激和支持，也就不一定有「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誕生了。這是成功的例子。

另外，也有出了毛病的例子。耶魯大學教授Jonathan Spence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The Question of Hu?」就是說一個中國人被傳教士帶回法國作研究助理後，情況相當糟，還經常被鎖在瘋人院裡，追究起來，這位傳教士並非無可議之處。

中國助手對歐洲學者來說，是必須的；但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很難處理。偶爾甚至也會搞出毛病來。我想Legge和王韜的關係比這個故事好得多，但他倆的關係亦不無緊張處。

其實我在書中一開始就點出了這樣的現象，那個十五世紀的葡萄牙人就很聰明，既然買了中國書，順便也買個中國奴隸來讀書嘛！事情就這樣演變下來了。

大家都做陶淵明

問：您提到翟理斯在劍橋拿著手杖趕學生，亞瑟．韋利寧死也不肯到劍橋教書……，我也聽說過以翻譯「紅樓夢」知名的漢學家David Hawkes目前息交絕遊，在威爾斯山谷裡養雞，而早年他也視教書為折磨……。這種獨坐幽篁裡的性格，是不是英國漢學家的常態呢？大家都做陶淵明去了，沒有人找預算、提計畫、帶學生，勢必比較難有大規模的成績出現吧？！

答：翟理斯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人，這從他的研究可以看出來：「古代中國飛行物軌跡」、「西王母與赫拉（希臘神話中宙斯之妻）」、「中國古代三師與基督教三位一體」……，我想幾乎沒有人能把他從這種詭奇的樂趣中拉出來；亞瑟．韋利雖然沒有教過書，但我認為他對漢學的貢獻和影響力，可能超過許多學院學者；至於Hawkes教授，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學者，但是非要他去教書、搞行政實在是強人所難。我想這些人都算是特例吧！

群賢畢至的高峰期

問：您在書中提到六○年代您在劍橋念書時，可算漢學高峰期，為什麼？

答：一九七六年我進劍橋時，中文系並沒有教授席，但當時的老師們，如今個個都是德高望重的大教授，像主持「劍橋中國史」的Twitchett，教中國文學的龍彼得等，且課程的範圍從古典到現代，從歷史、文學、政治到藝術，囊括極廣。

現在回頭看來，能聚集這些名重一時的學者們於一堂，並且受其親炙，簡直是不敢想像的事。當時的確是名副其實的高峰期，可惜這些教授如今幾乎都離開英國了，留下的，也到退休的時候。

問：當時劍橋中文系又在什麼情況下決定推動「劍橋中國史」這樣的大計畫？這在現在的漢學系似乎已不多見？

答：當時的劍橋的確相當有趣，兩個漢學界最知名的大計畫都在同時、同校出現。坦白說，Twitchett教授在當時對李約瑟博士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是有些批評的（儘管他後來改變許多），尤其是第二卷。我現在看來，當時他可能是認為有餘裕做一套專業漢學家的中國歷史，而不只讓業餘天才專美於前吧！

經費大減，「學」不聊生

問：能不能談談好景後來為什麼不能持續，而漢學再度「景氣低迷」？

答：這要先由大環境講起，由於二次大戰間英國在太平洋戰區遭到語言人才奇缺的挫折，戰後政府痛定思痛，決定以國家基金支持東方語言課程。所以當時無論圖書、人手、經費，都算是一路邁向光明，幾年之間，有三所大學陸續增設中文系，原有的中文系和圖書設備，像亞非學院也擴大編制。所以從戰後到六○年底、七○年初，不只在劍橋，整個英國漢學界都在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八○年代初政府大量削減大學經費，是明顯的打擊，不過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其實學校已經逢缺不補，預算緊縮了。危險的是，政府在戰後培養的那一批東方語言人才，在八○年代正屆退休，而不再補缺，人才斷層很快就會出現，只怕下一回再逢人才緊缺的關頭，就又得花上廿年重頭來過了。到了八六年有人在國會中的呼籲後，情形只能說是暫時止住了一場危機。至於將來，我不敢說它會像過去那樣慘澹，但如果硬要說前途光明，那絕對是十分誇張的說法。

拋磚引玉，結識同道

問：是因為如此，您決定把會議論文增潤出版、以茲警惕嘍！提出這樣具有爭議性的翻案文章，您事先有什麼心理準備？事後反應如何？

答：其實在提論文的那天，我因為太太生產，請人代讀，所以當天我很高興得到了一個女兒，也沒有當場遭到批評。後來我只好再出書，想多得些反應，龍彼得教授指出了一些錯誤，特別是十七世紀那一段；其他朋儕，也時有討論。這是拋磚引玉的好機會，能結識許多同道。

事實上這只是一本很初步的綜覽，其中有許多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目前也有許多學者針對不同階段和主題作研究。我想，將來我們對「英國人的中國觀念是如何發展而成的？」這個議題，應當會有更透徹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