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憂傷年代──大陸作家王安憶

被稱為是「最高規格」、「夢幻隊伍」的大陸作家訪問團在去年十月底抵達台灣，隊伍成員包括《妻妾成群》的蘇童、《活著》的余華、《紅高梁家族》的莫言，還有大陸「大牆文學」代表人物從維熙、「朦朧詩」重要詩人舒婷等等。

其中以《長恨歌》長篇小說在台灣風靡一時的王安憶，更因為「海派」正宗傳人的封號，處處引來人們拿她與張愛玲比較。然而風格多變的王安憶對於這樣的封號不置可否，她笑著說：「這樣對書的銷路估計是有一些幫助的吧！」

號稱為「最高規格」的大陸作家訪團來台參加文學研討會，成員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蘇童、莫言、余華、舒婷等等。

文藝世家

一九五四年生的王安憶，剛過逝的母親茹志鵑是大陸六○年代著名的作家，父親王嘯平是一位導演，王安憶在周歲時隨著家人來到上海定居。由於家庭背景，她在三、四歲時就能背誦《長恨歌》、《琵琶行》等古典詩詞，比起在文革中成長的一輩，像是莫言在童年為了一本《封神演義》，必須替鄰家的孩子推上半天的磨，而阿城在改革開放以後才知道有張愛玲這一號人物，王安憶不僅家中有許多書，「很小的時候就習慣用書來催眠」，而且早在文革期間，她已經偷偷讀過台灣印刷、繁體字排版的張愛玲小說。

雖然生在文藝家庭，然而父親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而遭到開除黨籍、軍籍「雙開」處分，母親則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裡，因為作品溫情浪漫而遭批判。在那樣一個不安定的時代，學人文社會是比較危險的，因此父母鼓勵她往科學、技術的道路發展。「要不是遇到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一定會上大學，或許成為一名科學家或是醫生，而不是小說家。」王安憶表示。

青春年少的王安憶與也是大陸知名女作家的母親茹志鵑合影。（麥田出版社提供）

69屆初中生

在王安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一書中，她寫了一個生長在知識份子家庭的女孩子雯雯，原本應該得到很好的教育，卻在十年浩劫裡，成為一個知識貧乏、命運坎坷的庸常之輩。故事的尾聲裡，雯雯成為一個在生產組壓瓶蓋的女工。新婚夜裡，與丈夫有這麼一段對話：

「真的，我和你完全是誤會。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能考取上海中學，不會到你們圓明中學來的。」

「這倒是。」

「假如沒有插隊落戶，你不去江西，我也不會和你通信的。反正，假如一切正常進行，我們是絕不會相遇的。」

「可是……怎麼才算是正常進行呢？為什麼這進行就不是正常呢？」

「文化大革命本不該發生。」

「可它終究發生了。」

「反正，我的丈夫不該是你。」

而現實中的王安憶，因為文化大革命，使得她的數學只學到四則運算，而物理、化學、生物等等，則是一無所知，「在我所有的知識中，超越了我所受的小學教育的，唯有文學了。」因此原本想要當科學家、醫生，後來想當名農人的王安憶，在農村那些艱苦無聊的日子裡，書和寫日記加倍與她親近著，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儘管明知沒地方發表，王安憶仍開始邁開她的寫作人生。

不論是王安憶或是雯雯，「文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生，」王安憶表示，小說的前半段寫的幾乎就是自己，不過雯雯的結局卻是她那個年代一般人的結局。也或許是經歷了這樣驚天動地的時代動亂，王安憶的小說中，經常有著一條命運的長河引導故事的發展。

七○年代，大陸知識青年滿懷理想奔赴農村，改變了那一代的生命旅程，也造就了大陸的「知青文學」。（邱瑞金）

沒有理想、缺乏信仰的一代

一九七○年，當時的大學生響應毛澤東的知青下鄉運動，個個像燕子一般奔赴農村，農村既艱苦又充滿神奇的色彩，讓剛滿十六歲的王安憶也打起背包前往安徽省五河縣農村插隊。

「當時是懵懵懂懂帶點年輕的浪漫情懷下鄉，然而到了農村的第一天，我就想回家了。」王安憶解釋，一來是從都市到農村，生活環境很不適應，而且她插隊的地方已經受商業氣息影響，農民是現實而非想像中的溫厚憨直。「未來也很茫茫一片，完全不知到那一天可以結束這樣的日子，或許一輩子就是當一名農人了，因此感到非常茫然，」王安憶回想年少時的經歷。

當時他們不過是一群孩子，學習才開始，卻立刻要進入另一種生活的狀態。這些在一九六九年上中學的孩子，初中、高中六年完全在文革中荒置，渴求知識的時候，文化知識被踐踏了；等到踏上社會，原本崇高的下鄉理想又變的荒謬可笑。

「６跟９的顛倒字型，象徵著我們顛三倒四的一代人，我們是沒有理想、沒有信仰的一代。」王安憶表示，《69屆初中生》裡說的就是這樣一群人。然而在《本次列車終站》中，王安憶則將更年長的「老三屆」知青的困境深刻描寫出來。

上海的華麗、上海的滄桑、上海的世俗，經常地出現在上海姑娘王安憶的筆下。（邱瑞金）

列車又將出站

老三屆在文革以前受到的教育已經足夠他們建立自己的理想，十年文革的動盪災難結束後，過去懷著一腔熱情理想下鄉的知青，發覺自己過去的艱苦歲月突然變得一文不值，失落、幻滅的痛苦可想而知。而想盡一切辦法回到都市的所謂知識青年，被耽誤的已經被耽誤了，他們沒有競爭的能力，又得重新面臨人生的選擇。

在一九八二年獲得大陸全國短篇小說獎的《本次列車終站》中，王安憶就是藉著這樣進退不得的悲劇來批判文革。故事描寫一對兄弟在中共「兩丁抽一」的原則下，弟弟自願下鄉插隊，讓體弱害羞的哥哥留在城裡。十年之後，當弟弟回到朝思暮想的上海時，卻發覺哥哥的房子有了妻兒，加上他就變得擁擠，而都市裡的冷漠和算計也令他感到失望。故事的結尾寫著「……該怎麼過下去，真該好好想一想。又一次列車即將出站，目的地在那裡？……也許永遠得不到安定感。」

「經歷政治的更迭，原有價值觀的破滅，找尋人生的定位是這些自幼政治至上的紅衛兵心中很大的議題。」以《文革後十年大陸文學之研究》為博士論文的文化大學講師宋如珊說。

對於經歷文革的青年，錦繡年華全部籠罩在時代的災難中，無異是中國人的一大悲劇。儘管王安憶只下鄉兩年，又經常可以回到上海老家，然而在這樣的時代下成長，加上她特別纖細敏感的個性，「越到中年的近十年，王安憶幾乎都在寫一種人生的『幻滅感』，」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指出。

不論是王安憶的論文〈接近世紀初〉，或在王安憶的臉上，都充滿著對現代社會的質疑。（邱瑞金）

傷痕文學撲天蓋地

一九七二年，王安憶憑著從小消遣的手風琴考上了徐州地區文工團，並開始學習大提琴。在文工團悠閒的生活及狹小的生活圈子裡，王安憶又漸漸覺得苦悶了，於是她又開始寫作。「說來說去，我寫作的初衷只是為了找一條出路，或是衣食溫飽，或是精神心情，總是出路。」

在文工團的日子，王安憶不僅開始寫作，同時她也認識她的先生，文工團指揮李章，他為了成全妻子回到上海定居的心願，自願調到上海的音樂雜誌擔任編輯。對王安憶而言，她的寫作與人生，同時展開了新的天地。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接著在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重掌政權，大陸開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作家們終於能揚棄政治的框框，開始寫「人的文學」，文學家不再是政治鬥爭的槍靶子，或是政治批判的工具，大陸「新時期文學」於是開始。

突破十年的緘默與苦難，人人都想訴苦，人人都想呼喊，各路英雄帶著文革浩劫的一身傷疤前來傾吐，「傷痕文學」成為第一波的文學主題，也開啟大陸一個很大的閱讀潮，文學創作呈現前所未有的榮景，像作家從維熙描寫文革時坐牢經驗的《大牆》，在當時增印了九十三萬份。「這時候的作品其實並不成熟，但是對社會影響最大，」現任大陸中國作協山東分會副主席的作家張煒表示。

雨！沙沙沙

在一片呼喊或批判的聲音中，當時二十六歲的王安憶發表了一部短篇小說《雨，沙沙沙》，小說以浪漫唯美的筆調，描述一位少女雯雯在雨中獨行，期待再一次碰到曾經偶遇的青年。「這樣以少女情懷為主題的作品，在過去並不見容於強調唯物主義的中共當局，這在仍具社會主義性格的新時期文學中可說首開風氣，」宋如珊表示。

對於王安憶而言，她覺得作家不一定要穿著一件社會學家的外衣，藉著小說來批判什麼。她向來關心的創作主題是「人」的自身，深刻地關懷及訴說一個人又一個人的故事；像是《流逝》、《阿蹺傳略》、《逐鹿中街》、《米尼》、《香港情和愛》等等，因此她替小說的命名是「心靈世界」。

在寫《雯雯系列》以後，王安憶也曾從主觀世界走到客觀世界，去寫眼前他人的故事，例如《本次列車終站》、《命運交響曲》、《小鮑莊》、《大劉莊》等等。

到小鮑莊尋根

訴足了苦，寫夠了傷痕。過去帶頭破除四舊的一代，在文化斷層之後，面對蜂擁而入的世界文化，及面對自我的不足，開始尋找中國文化的根。不論舊的文化、風俗、習慣都是說故事的好題材，最傳統的對他們反而是最新鮮的。小說創作上也出現許多刻畫風土民情、地方色彩的作品。例如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古華的《芙蓉鎮》、賈平凹的《商州初錄》、莫言的《紅高梁家族》等等。

王安憶在這時候也拋出了一部《小鮑莊》，故事開頭從七天七夜的雨引來大洪水的宇宙洪荒開始，說著小鮑莊的祖先因為治水失敗，帶著贖罪的心情在此地落地生根。而這村子裡的人，也像是帶著罪一般，老的成了無後的老絕戶，男的娶了瘋婆子，年輕的找不到對象…，然而莊子裡出生了一個具有善良德行的孩子──澇渣。

又一場洪水來了，澇渣為了守護鄰居的老絕戶不幸溺斃，然而他的犧牲引來了社會的關注與歌頌，接著為他周圍的人都帶來了功利。表面上看起來，王安憶似乎也在地方風土中找到人性的溫厚。然而對於《小鮑莊》被歸入尋根文學，「我覺得滿委屈的，」王安憶表示她是在批判一個仁義的村莊最後被現實的利益所瓦解。

情慾作家？

一九八六年，她陸續發表俗稱三戀的三篇小說：《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王安憶回到她主觀的世界，「我寫《三戀》可以追溯出我創作的初衷，以我的經歷、個性、素質，決定了寫外部社會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題，我的第一主題肯定是表現自我，」王安憶表示。

在《小城之戀》裡，王安憶特別淡化故事主角的背景及人世環境，並特意減少對白，藉著密不透風的感覺，描寫兩個精力旺盛、年少青春的次要演員，在練功的過程，憑著生命的本能感到性的存在與需求。然而在性的覺醒時，伴隨著的壓抑、恐懼與無知，又使他們倆相依而又互相折磨。包括之後同樣風格的《崗上的世紀》，兩個故事主角躲在空屋中七天七夜，兩人之間除了「性」別無其他。「我不僅挨了不少罵，當時人們還把我列為『性文學』作家，」王安憶一方面觸動了許多讀者，一方面又遭到相當大的質疑。在北京大學與人民大學的圖書館裡，《崗上的世紀》被借閱者偷偷撕去了很多頁。

相當熟悉王安憶作品的大陸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曾指出：「王安憶不從道德去看『性』，而是從生命本體價值上去肯定『性』，使得性在中國文學中得到公平的評價。」

對於經過長期思想禁錮的大陸文學而言，開始時連愛情也只能寫成柏拉圖式的，至於性慾，通常是被借來諷刺其他。例如張賢亮的作品中也寫了諸多性慾，然而他卻是透過「性」，來反映政治的扭曲或表達社會問題。大陸文學批評家大多認為這樣比純粹寫性要有意義得多。

「滿奇怪的，在當時的社會，性似乎不能成為一種主題，好像這種題材很渺小，殺雞用了牛刀，」王安憶表示。事實上她認為：「一個嚴肅的、深度的作家，性這個問題是無法逃避的，」因為要真正的寫出人性就無法避開愛情，觸碰愛情題材就必定涉及性愛，如果寫人不寫性，是寫不到核心的。

海派傳人？

不過王安憶早已經不在意被歸為哪一派的作家，一時被貼上性文學作家的她，在《長恨歌》一書付梓之後，又被歸為「海派作家」了。

在三十萬字的《長恨歌》裡，王安憶藉著一個上海尋常的弄堂女兒王琦瑤，帶出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上海。王安憶說起故事的來源：很多年前，她看過一則報導，說是上海發生一件很古怪的事情，一位當年的上海小姐被一個小流氓殺死了。

「像王琦瑤這樣的女子，在上海有千千百百，她們的鋒頭與墮落，不只代表了個人的際遇抉擇，也代表了這座城市對她們的恩義與辜負，」評論家王德威在評論中認為王安憶在《長恨歌》裡細寫了一位女子與一座城市的糾纏關係。寫的是上海女性，更是以女性來寫上海的滄桑史。

除了寫上海，究竟王安憶和張愛玲像在哪裡？王德威認為她們的相似處，是「兩人同樣擅長以工筆寫實的描繪，經營出一個最虛無的人生情境」。這也是王安憶認同的，她曾寫道：「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最容易打動人心的圖畫，但真懂得的其實不多。沒有多少人能從她所描寫的細節體會到這一座城市的虛無。正是因為她是臨著虛無之深淵，她才必須要緊緊地用手用身子去貼住這些具有美感的細節。」

張愛玲對人生的看法是虛無的，忙到頭來一場空，這也是王安憶深有同感的。然而王安憶認為她們作品的不同處在於，「張愛玲比我聰明，她有節制，知道生活是虛無的，就認了，就此打住。而我卻是知道人生是虛無的，依然要向它走去。」

小說中的王琦瑤在最後一部裡，儘管一輩子所託非人，她也不惜放手一搏，甚至捧出珍藏四十年的金飾盒來討好小情人。王安憶的王琦瑤闖不過情關，她的心思打算都透著世俗男女的謹慎卑微，不像張愛玲的白流蘇有著看穿一切的了然。

上海女子

生活中的王安憶，日子單純得不能再單純，平日就是寫作與閱讀。經常她也喜歡上市場買菜，與菜販子還價一番。「我一向對世態人情的細節很有興趣，我覺得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有一種美感，那就是世俗。要是沒有世俗，就沒有小說，」王安憶表示。

有一陣子，她住在收留妓女的「勞動教育中心」。（大陸作家可以提出申請，對某些受刑人進行訪談）。在裡面的女孩子，必須穿著制服，不能化妝、燙髮，還要勞動。原本以為人到了這樣的境地應該是很絕望的，但是王安憶卻發現這些女孩子卻經常因為修眉毛、修指甲，而被管制人員申斥。「這樣細緻的行為，是很進入我的審美領域的。」後來王安憶以在勞教中心訪問的真實故事，寫出了《米尼》，訴說一個原本嚮往上大學的女孩子，如何一步步走到成為一個妓女的過程。

紀實與虛幻

喜歡上海也是一樣的道理，王安憶覺得上海的妙處在於她的「世俗」，這個城市比其他城市更為注意生活的細節，上海的女孩子，那怕作了母親或是老太太也都還打扮得十分光鮮。對於穿著拖鞋上街的現代人，王安憶直說：「真是太粗魯了！」

在台北舉行的「兩岸作家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研討會」裡，王安憶的論文〈接近世紀初〉裡，充滿著對現代化的質疑與不滿。包括已經玩到沒有聲音的音樂、白紙一張的圖畫、沒有故事的小說。

王安憶覺得現代社會的大眾化使得一切看起來現代，本質上卻變得粗糙。王安憶表示：「來台灣之前，父親還對我提起，過去一碗最簡單的陽春麵，用的是極好的高湯，麵下得爽口，蔥花也是極鮮的；那像現在，即使是海鮮麵材料都不新鮮了。」

兩年前，王安憶因身體不適停筆一年，安心的整理在復旦大學教小說課的文稿。這次見過王安憶的朋友都覺得過去出色亮眼、喜歡穿著靴子的王安憶，顯得有些憔悴黯淡。在台灣的參訪行程中，王安憶也不像其他作家那樣談笑風生，顯得有些冷漠不易親近。

「王安憶一直是一位深具理想主義的作家，就像《雨，沙沙沙》的雯雯那樣對愛情有著理想的堅持。現在商業化粗糙的社會不是她理想中的社會，然而如何走下去她也不知道，」文學批評家呂正惠認為。

文學人生，人生文學

曾經有人問過王安憶為何寫作？她說：「為了使生活更好！」至於為什麼生活？則是：「為了寫得更好！」對於王安憶而言，寫作與人生已成一體。

《憂傷的年代》一書中，她寫過去下鄉的中轉地──〈蚌埠〉，如何見證了她們還沒準備好的年少，就給推進人生之中；〈文工團〉，一個處境四處皆漏的文工團，如何磨滅了團員的青春年華；農村裡尊貴的〈姊妹們〉，如何在婚姻中變成一個個粗鄙的媳婦。

又如《紀實與虛構》一書中，王安憶追溯著母親的血緣，到了洪荒時代。小說創作不能說是王安憶的自傳，卻又交織著王安憶的人生故事；在創作的想像空間裡，她擴大了自我的生命，這個更大的生命又生出了更大的作品來。「不論真實或虛構，都是王安憶的一部份，」出版了一系列王安憶小說的麥田出版社總編輯陳雨航表示。

從大陸新時期文學的萌發、極盛到現在的衰退，王安憶一直創作不輟。面臨文學及生命的冬天，不知那個充滿理想的雯雯在春天來臨時，又將會是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