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中國人安土重遷？──中國古代的遊記文學

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表示，旅行遊歷，與定居鄉土是相對的觀念，若無鄉土，就無旅遊。遠古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商代「居」民意識生，「行國」逐漸變成「居國」；到了春秋時孔子批評弟子「士而懷居，不足為士矣」，又告誡弟子「父母在不遠遊」，足見雖然當時還是個遊士遊居遊行的時代，但「居民」意識及定居的生活型態已經滋長。

龔校長指出，戰國時商鞅的農戰觀念，秦的編戶齊民制度，代表統治者及思想家對居民意識的嘉許。到了漢時宣揚「安土重遷」制度，發展精耕作業，人民不再游耕，成為土戶，當時《楚辭•遠遊》篇乃隨屈原的傳說塑造成失鄉流人的哀吟，「去國懷鄉」的士人形象及精神內涵，自此銘刻在漢以後知識份子的心中。

於是「遠遊，不再是像莊子《逍遙遊》裡上下與天地同流，或是理想的追尋，往適樂土，而是遭受打擊後被迫喪失鄉土，是遭受謫譴的『遷徙刑』，這時開始有鄉愁。」龔鵬程說。

唐詩宋詞中，最令人深刻的是懷鄉思歸，而非山水遊樂之作。唐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被視為中國遊記文學的高峰，但是到晚明時已有人批評，柳宗元只是「借山水之丘壑，寫胸中塊壘奇倔之思，非遊之大觀。」

鴉片戰爭之後，洋務大增，出洋機會也越來越多了。一些描繪歐美各國等的記遊書籍，逐漸出現。（翻拍自國家圖書館） 

九死南荒吾不恨

龔鵬程認為，中國人真正懂得專心熱情的遊賞，要到晚明之後。明末出現許多有別於回歸田園詩的另外一端，像徐霞客、袁中道、王士性等人的遊歷，所表現的是不安土重遷，不以田園價值為歸向，不認為遊需歸返，也沒有鄉愁。這些遊子不嘆飄泊，傷身世，感棲遲，「遊記已從不得已的，感傷的狀態，轉變成對新世界的探索，也可以說從遊來體驗人生價值，變成遊本身就是價值。」龔鵬程說。

晚明時期，遊的正面價值形成。寫過《金栗園記》、《玉泉澗遊記》的袁中道就說，遊可以親近山水，滌浣俗腸，與良朋勝友會面。換句話說，「家居使人俗，使人孤陋、不閑，」龔鵬程說，「居人」所重視的求田問舍，夫妻情好，在遊人看來，都不是生活的必要，故索性賣掉田舍，蕩盡家資，泛家宅於舟中，一切只為「尋閑談之方丈，遠閨閣之佳人，寫山水之奇態」。

被作家余光中稱為「華夏山水第一知己」的徐霞客，更是「為遊而遊」的大家。他從二十二歲到五十六歲去世，三十年間全在外頭遊歷。

為遊，原本公子哥兒的徐霞客放下身段，與僕人分負行李，步行於途，幾次絕糧乞食，歷盜遭劫，卻仍不改其志。他專挑艱難的路程走，像遊黃山，他寫那山「仰見群峰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而且「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著趾」，登山客只好「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為遊，他甚至可以「九死南荒吾不恨」。

徐霞客的遊蹤遍及華北、華東、東南沿海及雲貴高原等十六省，為後世留下各地山川地貌、水文氣象等四十多萬字的自然觀察記錄。他的遊記不僅「文采高妙，還洋溢逸興豪情，」作家余光中形容。例如黃山高處常為雪困，有次長達三個月，徐霞客冒險攀爬，途中遇到一群勉強下山覓糧的僧侶，遊記寫著「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群從天而下……」「這樣的奇句，雖胡金銓的武俠片也不過如此了，」余光中指出。

這樣看來中國人不見得「不會遊」，到了明末更是漪歟盛哉，遊人多矣。但是從晚明以前的遊記看來，大多遊歷只在國內，描寫唐三藏到西天取經的《西遊記》遊歷雖遠達印度，但後代考證其地理多為虛構，而且龔鵬程認為，《西遊記》與中國古來求仙遠遊思想不可分。至於清道光李汝珍所著，假借故事主角唐秀才到海外尋訪百花仙子的《鏡花緣》，已經是以小說寓意，目的在嘲諷當道。

論起中國人真正到國外「旅遊」，對異國世界有具體的理解，還要到清代道光以後，也就是近兩百年的事。

率水之濱，莫非王土

清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為天朝型世界觀，」龔鵬程表示，中國雖不敢自號為天國，但天子坐明堂，率水之濱，莫非王土，其它的方國乃是夷狄戎蠻或「四裔」、「九服」、「殊方」、「異域」、「四荒」，從稱謂上就顯示他們的臣服、隸屬、邊緣、異常等性格。

龔鵬程指出，中國人看四方，從來都以「中土」的眼光視之，對其文化感到有趣，但看來並未引起很大的「文化震撼」。像張騫通西域所到如今被認為羅馬的「大秦」百姓，到中國人的筆下，變成了身高「長十丈」，「俗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等的奇人。龔鵬程認為，此多少是從「能歌舞，善技藝、會變魔術」的來華西人來推測大秦國的民俗。

明末三寶太監「下西洋」，也是從中國「居中」的地理觀來看待世界，所謂「西洋」指的是今日的印度洋。到清康雍乾前期，其時的中國仍居東亞世界中心，四方有琉球、日本、安南等國來貢，當時的中國人看西方當然還是「中土」觀念。曾撰修《明史•外國傳》的清人尤侗所寫的佛郎機（今葡萄牙），有「何事佛前交印去，訂婚來乞比丘尼」之詩。龔鵬程認為，尤侗或以佛郎機有個「佛」字，便以佛來形容天主，以僧來形容教士，讓證婚的人變成尼姑了。

由此也可以體會，當清道光年間，英國以鴉片戰爭強迫中國打開門戶，當時清朝官員乍見過去的「夷狄」來侵，不免也以大國天朝的觀念，對俘虜來的英軍詢問：「英吉利距離內地水程，及來華途中共經幾國？」、「英吉利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英吉利回疆有無旱路可通？與俄羅斯是否接壤？」對中國人來說，能夠以洋槍大砲打開中國門戶的國家，豈不是跟「中土」一樣，也該是個地廣人稠、資源豐富的大地嗎，豈知是個蕞爾小島？

「哈甫色維來意斯得」

從晚明到清末，受到西方人來叩關的影響，中國人絡繹出洋，向國外「取經」，但是往往觀者的眼光學養、人格心態，也決定了所見之處。

有看到異國文化，瞋目以為怪者。龔鵬程指出，像署名「局中門外漢」所寫的〈倫敦竹枝詞〉講到倫敦婦女的打扮「細腰突乳聳高臀，黑漆皮鞋八寸新。稱瞋……，縛腰如束筍，兩乳凸胸前，股後縛軟竹架，將後幅襯起高尺許，以為美觀」，看來很不能認同西人的審美觀。

又如講到男女交往「由來禮拜風俗，都到花園覓所歡」、「凡賣鮮花者皆絕代佳人，設店通衢，儘人調笑，日落閉肆後，相率不知之矣」。女教師「或早或晚，約定晷刻，並作諧笑，毫無顧忌」，顯然將所有人都疑心為妓女了。

談及在倫敦所見裸男裸女的雕刻藝術：「丹青萬幅掛琳瑯，山水樓台著色良，怪底畫工皆好色，美人偏不著衣裳，……」；又說「大博物館中有石雕人獸各像，人無論男女皆裸露，形體畢具，凹凸引現，真如生者。……畫工皆女子，攜畫具入院，靜對而摹之，日以百計，毫無羞澀之狀」。這樣的寫法，顯然旅者受到了很強的「文化震撼」？

但是同樣是文化震撼，也有人看到另一面。例如清秀才王韜光緒時出洋，他看到的西方女子是「名媛幼婦，即于初見之頃，亦不相避，食則並席，出則同車，……，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潔其心，秉德懷貞，知書守禮」，「女子與男子同，幼而習誦，凡書畫、曆算、圖輿、山經、海志，靡不切究竊研，得其精理，中土須眉，有愧此裙釵多矣。」

清光緒以後，洋務運動抬頭，更多的讀書人開始走出國門，到歐美、日本去學習、訪問或工作。在當時國勢下，不少人跟國父孫中山先生一樣，一出洋「始見滄海之闊，輪舟之奇」。例如欽差大人郭嵩燾，在出使英國期間看到了倫敦的「巴力門」（國會parliament）「有維持國是之議」、「買阿爾」（mayor民選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而「中國秦漢以來二千年適得其反，故西洋稱中國為『哈甫色維來意斯得』（half-civilized 半開化）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

看到西方民主政制的好處，「天朝上國」的臣民郭嵩燾反過來全盤否定了老祖宗，但是對西方人視中國為「半開化」民族的說法，郭嵩燾的確也講了真話。旅行至此，已經不是如晚明風花雪月的純遊賞，而是帶著「富國強兵」嚴肅使命而去，旅行家的眼界看似開闊，但留下來亙古的問題則是，文化的交流如何能夠不受時空限制，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