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入戲，戲入台北

踩著高跟鞋，在台北賣房子的美美無視於「禁止穿越」的警告，穿越馬路到安全島上掛售屋啟事。每天她蹲在一棟棟動輒千萬的空屋裡打電話，對著可能上門的顧客假情地寒暄著。下了班她在夜市地攤上漫無目的地閒逛，或許和隨意勾搭上的男人在賣不出去的空屋瘋狂做愛，要不她就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對著鏡子茫然地卸妝，日復一日。

一天她又遇上那個曾有過一夜激情的男子，再次相逢，他們一樣熱烈地投入彼此體溫中。清晨裡，她起身離去，走到還很荒蕪的公園，走著走著，走著走著，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感情上的蒼白與不如意湧上心頭。怎麼辦？難道日子就要這樣過下去？銀幕上，她的眉間越斂越深，佔滿畫面。終於再也忍不住地放聲大哭起來，足足哭了六分鐘，像是要哭盡日積月累的酸楚與無奈。

來台十九年的導演蔡明亮覺得，變化超速的台北，是個充滿創作題材的地方。除了「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他的下一部新戲說的還是臺北故事。（張良綱攝）

台北是個製片廠

「愛情萬歲」是國內一部少有「沉默」的電影。故事只由二男一女，一間空屋和不超過一百句的對白組成。這三個在台北討生活的陌生人，因為都持有一把一間空屋的鑰匙而有了互動。潛入的小康和阿榮由躲躲閃閃到結為難兄難弟；賣屋的美美（楊貴媚飾）和阿榮在空屋裡除了做愛，他們之間沒再多有一點感情或關連。故事就在這些人來人去、白晝黑夜中開始與結束。

燈亮了，走出戲院，一樣忙得不知所以的台北街頭，一樣面無表情的台北人，過往的匆匆行人，每一個彷彿都生著和楊貴媚一樣的臉。剛剛的情節沒什麼高潮迭起，就是真實，真實得叫人分不清真實與虛假。一位三十歲的女性觀眾在看完蔡明亮的「愛情萬歲」覺得很冷、很「恐怖」，因為在電影裡看到了心中無力去處理的悲哀。

今年是中國電影風光的一年，不論是台灣或大陸拍攝的電影都在國際影展中大放異彩。相較大陸對封建社會及文革傷害的描寫，台灣的影片，呈現的卻是當下的現狀，活生生的台灣，尤其是台北。像是勇奪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愛情萬歲」，九、十月在紐約參展的「獨立時代」、「飛俠阿達」都是。除了這三部當紅一時的片子，往前推的還有「只要為你活一天」、「青少年哪吒」，目前在拍攝中的「在那陌生的城市」、「芳心俱樂部」等，還將繼續描繪台北的形形色色。難道電影也在趕流行嗎？

一對男女，在熱鬧的東區中，寂寞的向陌生人尋求一份短暫的體溫，他們是劇中的男女主角，還是台北街頭中與你我擦身而過的每個人？（中影提供）

現代式台北

打開台灣新電影的發展史，其實就可以知道，這波以現代台北為創作主題的「新新電影」並非是沒根沒地長出來的。一九八○年代，電影工作者從軍政、愛情、暴力、色情等與現實脫節的主題中跳出，開始關心自己的土地，他們由自身經驗出發，打記憶中去尋找、去發掘台灣的真面目，於是有了「冬冬的假期」、「風櫃來的人」、「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等作品。九○年代，政治解嚴加上台灣社會的急遽變化，電影工作者更一步跨進了現代式的、真實可感的台灣，尤其變化最快，足為台灣地區代表的台北。

台北是台灣第一個出現眾多「都市症候」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將引領其他城市走向相同的未來；台北的問題也將會是所有城市所要面臨的問題。

「這絕不是突然出現的風潮」，影評人王志成表示，從電影的發展或導演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出一些線索、軌跡。這其實也是台灣藝術發展的一個共通脈絡，由封閉到懷鄉，由抗爭到歷史記憶的探索，再到關注今天的自己。

為何特別關注台北？六年來創作都以台北為最佳主角的蔡明亮補充，「因為這些導演都住台北」。在台灣所有的城市他只熟悉台北，因此下一齣戲說的還將是台北。「何況台北這幾年的變動一跳再跳，想躲也躲不掉」，蔡明亮說。

電影之外，果陀劇場導演梁志民以「水燒開了」來形容這種累積了對自己足夠的認識後，自然走到反映現實的必然趨勢，這種趨勢劇場與電影相同。

「青少年哪吒」裏，幾個翹家遊盪的青少年在西門町過著漫無目的的台北生活。（薛繼光翻拍，中影提供）

台北動物人

排練場內正在排練的是果陀新戲「台北動物人」，演員們站定一個角落作為戲中的場景。他們隨意走位，走到哪個場景就唸一段那個場景該有的台詞。

「我最喜歡和她（鋼琴師）胡說八道，像和老婆拌嘴一樣，可是很安全，她既不會跟你鬧，也不會多問」，一向把鋼琴酒吧和三溫暖當成家的議員這麼說。

「我真的很喜歡你，可是我不愛你，你知道那種來自本能的感覺是不能騙人的。那……我可以當小孩的乾爹嗎？」一對既不相愛也不互相傷害的情侶，在小公寓裡以假裝打電話的方式，討論將如何處理他們還未出生的孩子。

一個攝影師，在小公園裡對著流浪漢不停地按快門，無視於流浪漢急切想要與他建立關係的心情。他只對鏡頭中的人事有熱情，出了鏡框則冷眼旁觀。

故事以一個流浪漢為主軸，他在一個小公園中希望能有人和他好好說說話。鋼琴師、議員、銀行職員、攝影師、翻譯員走了進來，然而沒有誰有興趣去和一個流浪漢談心。

公園之外，這群角色們，又互相在工作或生活中彼此關連，發展出一那種似近卻遠的人際關係和曖昧不清的感情。

果陀的另一齣戲是描寫民國五十年代，那種靜默、溫暖，物質雖不豐富但人心滿足感卻很高的「淡水小鎮」，時代既非今天，地點也不是台北，然而一旦對照起「台北動物人」的絕然相反，淡水小鎮要說的其實也是今天台北都會遙不可及的夢。梁志民表示每一個劇團，每一齣戲，或古或今，或中或西那只是外在，創作者關心的、想說的還是今天的我們。

敦化南路高聳的辦公大樓和越晚越活躍的酒吧，電影「獨立時代」宛如一幅中產階級的浮世繪。（楊德昌電影工作室提供）

人像飯糰中的米粒？

鋼琴酒吧、三溫暖、小公寓、銀行櫃台，果陀刻意使台北動物人的場景都在一個個的「框框」裡。這框由外在到內在，台北人似乎都是室內族而不需要戶外活動。人們努力賺錢買屋，買盆栽；人們耗盡一生心血，其結果是的將自己鎖放在昂貴的框框裡。

照片上精準簡練的構圖是一顆飯糰的橫切面，中間包著一粒膠囊。攝影者謝安覺得台北人就如飯糰中的米粒一般，再擠再近都不會融合在一起，而膠囊，是疏離是冷漠，是城市的毒瘤。

另一件作品，兩幅並陳，一高一低，同樣是一個大蓮蓬的特寫。左邊的蓮蓬空無蓮子，黑白相紙上塗有血一般的顏料，要匯流入蓮蓬中。右邊的蓮蓬已佔滿蓮子，然而下方卻流散出一片血跡。謝安認為今天台北的問題就出在人們一味追求自己眼前的幸福，為了買房子，一個人兼好幾份工作，逼得自己根本沒有餘力去關心其他的任何事物。等到一切如願到手了，內心卻又空虛得不得了，就像那顆失血的蓮蓬。

一九八八年，謝安跳過台北變動最劇烈的時期由東京回到台北。豪華的高樓下是隨意堆棄的垃圾，街上空氣壞得像在蚊帳裡抽菸悶出的味道，他心中不禁湧起一絲悲哀，「怎麼台北比以前還『貧窮』？」。上了公車，司機像要和乘客比腕力似的粗魯，人未站妥就開車，不時還要來個緊急煞車，好像載的是一車子的豬，這都是他在東京沒有經驗過的。謝安真懷疑台北「人」到哪裡去了，怎麼他覺得自己像是進了「動物園」了呢？在許多觀念和「台北動物人」相同之下，謝安和果陀合作，將以部分作品投影在舞台上同時演出。明年初春將會完整展出「相心．台北．人」系列作品。

一直以都會為創作題材的導演楊德昌在地標似的中正紀念堂拍戲。對關心台灣的導演們而言，所生活的台北自然是拍片的首要選擇。（張良綱攝）

這裡不是東京或紐約

孤寂、疏離、消費性格、盲目追求，這不是所有都市都會發生的文明病嗎？那麼台北人和紐約客或東京人又有何不同呢？「這些屬於人性深層的東西，在任何一個城市都會存在」，蔡明亮指出。雖然「愛情萬歲」拍的是台北，但是他很有把握紐約或東京人也會懂。

梁志民則以三個盒子來比喻解釋。他覺得一件好作品有三層盒子，最外一層是作品在形式、音樂、造型的整體表現；中間盒子是作品的主題故事；最內一層包裹的則是永恆的人性。

像是「愛情萬歲」中的「尋找」，「獨立時代」中的「道德」。「台北動物人」的「框框」等，只要是都市都免不了會有此併發症。「外國人懂，但是台北人會更有切身之感」，蔡明亮表示。像是「愛情萬歲」中的三個主角，一個賣房子，一個賣靈骨塔，一個擺地攤；像「台北動物人」中的鋼琴酒吧、三溫暖、議員嘴臉；像「獨立時代」中男主角以兩岸關係來比擬他和未婚妻的相處，這些血肉則是台北特有的，而非紐約或東京的。

在這樣一個消費性格濃厚的台北，人們的思想及腦袋往往也被當成消費品，被吃掉了而不自知。「相心．台北．人」系列（謝安攝）

台北植物人

在紐約住過五年的果陀製作人陳琪覺得，同樣是都市，台北的發展太快速，使得人們生活的腳步跟不上社會的變遷，「這就是獨一無二的經驗。」這也是何以台北人還停留在物質的追逐上，不像紐約的義工組織那麼多，似乎許多台北人還沒體悟出物質是不可能完全滿足心靈的。

相較於電影、戲劇、攝影，繪畫可說是現實性最低的一種創作形式。畫家們大多往內心聆聽，而非向外去觀察或分析。在七○年代時離開台北十年的畫家許雨仁，在他離開台北時，台北是希望明朗的，人們還不清楚什麼是價值失落、無法融入等文明病。八○年代回來的許雨仁卻發覺他心中的美麗城市已然成了「文明廢墟」。

「台北太擠太擠了」，許雨仁說。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台北街上不守規則的車潮，房子蓋得像樣品屋，加上毫無規章的招牌，塞的都是這些「死」東西，使得都市一點人味也無，一進入就覺得很煩躁，壓迫感很重，「難怪人都進不去」，許雨仁說。

生活在台北，他形容自己無力得像顆被丟到海裡的石頭，於是以色彩為感受的出路。他的畫色調很黑、很硬，濃鬱稠密、不穩定的筆觸填滿畫面，不留一絲空白。他畫的植物、土地總是很小，花朵卻很大，就像他的自畫像一樣。他讓自己從花盆中長出來，身體像座十字架，哀悼自己也哀悼植物，只能被活活嵌在花盆中而非長在大自然。如果說果陀演的是一齣台北動物人的誇張荒謬劇；那許雨仁的畫就是一幅靜默無言的悲劇。

超現實的台北啊

「獨立時代」中和丈夫分居的太太，在電視中大賣幸福家庭的節目；「愛情萬歲」中，楊貴媚在塵土飛揚的路邊攤，邊吃邊拿著大哥大談著上千萬的生意；「台北動物人」裡，光著身子的議員接個電話後，對女侍表示他剛賺進了三億六千萬；「相心．台北．人」系列之一，一隻莊嚴宣誓的手，卻出現一個握拳暴力的影子。許多創作者都覺得活在台北，常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也就是什麼不相干的東西都放在一起，卻能被觀者接受。

或許台北人會問，我們的生活真有這麼乖張荒謬嗎？創作者答「是」，他們的創作都來自生活的真實經驗，「真實台北的曲折比起戲劇，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呢」，梁志民笑著說。

面對超現實的台北，令創作者最感更超現實的是，台北人對這些怪象與不合理早已視為常態、不覺有異。身為台北市的一員，你我都是創作者的劇中人，經由活生生的演出，你看到自己了嗎？

一堆木瓜子圍著一顆死魚眼睛，象徵著台北人的盲從與追求。一顆獨自在邊緣的木瓜子是攝影者謝安的自喻。他說他並不盲從，然而自覺智慧不足，所以也只是顆離群索居的木瓜子罷了。

一個框、兩個框，由有形的到無形的框，果陀劇場細數都會生活中，一個個阻斷人們關懷的框。（林盟山）

在都市裏，人的存在不過是一張證件，「台北動物人」裏，流浪漢不懂為什麼他自己不能代表王柏森本人。舞台劇演出同時，將有謝安攝影作品加入演出。（果陀劇團提供）

自紐約回國的許雨仁覺得，台北比紐約還擠，連隨處可休息的公園也少得可憐。他的自畫像中，人像盆景般被嵌在有限的空間裏。（漢雅軒藝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