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不聞世俗聲
但離開大陸，總還有些不同。阿城至今還很難把寫作、出版、讀者反應等這些環節扣緊起來。「西方作家為出版，為讀者而寫的概念，對一些大陸作家來說，還是很不熟悉的」，他說，一直到現在，他創作的概念裡，還沒有出版的因素在內。
「文革時，寫文章無非是給自己看，或是給少數幾個朋友看，給朋友看也不是要他們給意見什麼的，無非是另一種談話的方式。好比你說：『今天天氣挺冷！」，他回答：『是呀，挺冷的！』。對應的方式是極其自然的，不像讀者，總是問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讓人想不到的問題」，阿城形容。
像是《棋王》裡，最後出現的那位老者，阿城的本意是個反面人物，朋友一看，也很熟悉是個反面人物，沒想到後來一些評論者、讀者卻老說是個正面人物，這是阿城始料未及的。
他認為，《棋王》的受歡迎，在大陸反應的是禁閉多年後，文學作品的世俗傳統又重新抬頭了。
「愛看我的書，基本上跟愛看瓊瑤、三毛作品，愛聽鄧麗君的低音淺唱無甚兩樣，基本上都是因為太久沒聽到了。」
「中國的小說向有世俗化的傳統，非世俗的，像新文學之類的東西，並不一定很多人看得懂，在非世俗的文學作品中，有些大眾不了解的東西，後來被詩所取代了，因此傳統上，中國文學中，詩跟小說是分開的。」
文以載道，小說來救國
一九四九年以後，世俗的傳統被破壞得很厲害，之前產生的世俗小說也被壓抑。「像張愛玲在四○年代的作品《傾城之戀》等，那麼細緻的東西，我們在八四、八五年間才得以看見，這其中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文學作品被賦予太多的使命，希望以文章來載道，以『小說來救國』，事實上都是一些傳統的誤導。」
阿城指出，八○年代以後，因為政權的放鬆，世俗傳統有很大的生存空間，這使得像蘇童的寫實作品《妻妾成群》、王朔的笑謔小說有很大的市場存在，似《廢都》這般的情色小說在九二年間也終於出現。這一時之間各式世俗作品的湧現，看似「不正常」，其實，只是將中斷四十年的世俗傳統重新接上。
「許多人耽心，世俗的空間越來越大，終必氾濫成災，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的想法是，氾濫好啊，爛臭了之後，其他的東西才會收，才會達到生態的平衡，這其中會有自然調整，人為的干預反而適得其反」，阿城說。
阿城認為，現在大家來看這些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世俗作品」，反映都不會太正常。還得再走一段，等不管像張愛玲般的鴛鴦蝴蝶派作品，或是瓊瑤般的富家子、純情女之間的愛情作品，乃至像《廢都》的情色小說出現得夠多時，大家的反映才會趨於「正常」。
大陸人的「氣」閉住了
這又有些像中國人面對西方人的反映一樣。清末之後，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反應過度，已經「不正常」一百年了。在阿城的心目中，唐朝人最正常。「你看當時的記載，中國與外國作家的關係，詩人李白與日本和尚平起平坐，把酒論詩，大家都是鄰居，彼此了解，沒有互相揣度與疑猜。
甚至於四九年以前，跟西方的接觸稍多，大家的反映也還算正常。「例如四○年代的上海，華洋雜處，光是租界區的猶太人，就有五十萬人，大家接觸多了，自然有較多機會『正常』相處」，阿城說。
將這種正常、不正常的概念推到兩岸三地之間。他以八七年後，在美國碰到的中國人的感覺來說，大陸的人最「不正常」，彷彿什麼氣不透，被閉住了，台灣次之，香港人最「正常」。但這兩年碰到的大陸人又不然了，「氣」漸漸地在打開。但他認為，講到有機會氣度「正常」，講到中國文化的希望所在，還是在香港，在台灣。
有元氣的台灣人
「台灣的人『有元氣，很飽滿』，人人知道有事可做，那些事不該做，『氣』不一樣」，阿城似乎比本地人還樂觀。
「大凡有史以來，都是正常的，吃掉不正常的一邊」，阿城認為，不管從文學，或從其他政治、經濟等面向看來，台灣的人，其實都不用太過耽心，「除非這正常的表相之下，隱藏許多不正常」，慣用抽象語彙說話的阿城做了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