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紛紜──西方園林裡的中國謎語

文‧王家鳳　圖‧張良綱

1997 8月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國籍改？上圖為英國渥本莊園的中國水榭。左圖為圓明園一景（李乾朗提供）（李乾朗提供）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號子夜，載著英國王儲與末代港督的添馬艦，在滂沱大雨中，漸行漸遠。百多年來，華洋唐番之間牽扯不清的這段歷史，猶待沈澱；而歷史上，華洋唐番之間牽扯不清的公案，豈止此樁。

兩世紀前，第一位進京晉見乾隆皇帝的英使馬嘎爾尼，也曾經搭上獅子號軍艦悻悻然返。當時口岸通商的目的沒有達成，但這段深入宮苑的中國之旅，卻是人人好奇的經驗。

馬氏在後來的使華日記中，特別提及了他對熱河避暑山莊的印象，有如英倫家鄉的潘斯山莊、渥本莊園一般熟悉。兩世紀之後，國人遊覽英式園林，也無不驚訝於其中的水榭亭台、石洞假山。

這是怎麼回事？

有別於幾何圖形的法式園林，以自然為尚的英式園林，是英國人最引以為傲的文化貢獻之一。法國人卻將這種園林稱之為「英中園林」。英式園林究竟是英國人的巧思獨創，或是取法中國園林意境而來？

這樁公案從十八世紀打到晚近，中西學者各舉例證、分執一詞，究竟實情如何？我們能從這場馬拉松論戰中，讀出什麼有趣的現象？

幽默大師林語堂，曾經在三○年代暢銷歐美的《吾土吾民》一書中，好生貶損了歐洲人慣稱「正統花園」的幾何園林。

他認為中國的「園」字所給人的印象，是一片遼闊的風景，其中有與自然融為一體的亭台樓榭、曲橋假山，而沒有筆直的林蔭大道、圓錐形的樹木，「沒有一切把凡爾賽弄得如此笨拙，叫中國人看不上眼的形式，」他寫道。

法王路易十四精心營造的凡爾賽花園，是歐洲正統花園中的登峰造極之作。

當年鍾情中國制度與精美器物的太陽王，恐怕不會料到：在兩世紀後的中國文人眼裡，這傲視全歐的經典花園，竟然笨拙傷眼。

其實林大師並不是第一個以中國園林美學，來檢視正統花園的人。

中國的人民嘲笑我們……

「……（我們歐洲人的園林裡）路徑和樹木的佈設，都是互相對偶、距離一定的。中國人卻很瞧不起這種植樹的方法，他們認為凡是能由一數到一百的孩子，都會把樹種成直線。……他們不求整齊，以免一眼看盡。我們對於這種美麗全無概念，他們卻有一個特別的術語來形容：他們說『傻啦瓜嘰（sharawadgi）』。」

這段話出現在一六八五年，英國外交官天樸爵士的一篇談論花園的文章裡。在這個全歐風從法式幾何園林的時代，天樸的意見顯然與眾不同；但這也是中國哲理器物風靡歐洲的時代，以天朝上國的造園美學譏評時潮，想來也不算意外。

倒是這個傻啦瓜嘰的「中國術語」，就此成為討論園林中不規則佈局的特定美學標準；天樸的議論，也教後人一再引申呼籲。英國浪漫散文家愛地生就是其中的一員大將，他並且進一步質疑：何以「我們英國園丁不求順應天然，卻盡量遠離自然」？

「英中合璧」的寧靜革命？

就在天樸與愛地生揭竿而起，大力抨擊傳統幾何園林的時候，英國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也起了大變化。

從十五世紀開始，英國歷經宗教革命與政治改革，天主教會和舊貴族的領地，大批轉移到新地主的手中。這個過程在十八世紀中葉大體完成：地產的規模變小了，大多開發成新的牧場與農莊；羊毛業蓬勃、農業經濟迅速發展，鄉村面貌大變。

經過一次次的減稅方案與穀價攀升，這些揉合貴族與地主的鄉間仕紳，荷包滿溢，不免大建豪宅，也引起一場園林熱。

在過去，正統古典園林是皇宮的延伸，從埃及人在尼羅河岸建造樂園開始，西方花園就是以直線與矩型為基準，為大自然理出秩序與對稱。路易十四的凡爾賽花園，更將這種造園理想帶向顛峰，象徵絕對君權與征服自然。

但對於已經過光榮革命，確定君主立憲、議會政治的英國貴族鄉紳，法式花園不但在精神上格格不入，也耗費巨資養護。

大約在十八世紀二○到四○年代間，一種牧草綿延、樹叢婆娑，歐洲前所未見的英式「自然園林」，在文人雅士的推波助瀾下應運而生，後來更披靡全歐。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歐陸的王公貴族，也開始在皇宮正統幾何花園之外，另闢非正式的自然園林。

從上圖筆直的水道、排隊的樹（凡爾賽花園＼李乾朗攝），到下圖自然園林「美麗的紛紜」（英國思朵海莊園＼英國國家信託提供），其中可有中國園林思想的點化？（張良綱）

問題也跟著來了：從路易十四開始，一向領導歐洲藝術時潮的法國，偏偏給這種新式園林一個含糊的名稱：「英中園林」。 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歐洲僻處海隅的英國，在藝術上本來吹的是義風法雨；這會兒好容易折騰出一個「自然園林」，不想創新的功勞，卻讓遠在天邊的中國人佔去了一半。是可忍，孰不可忍，愛國志士於是提筆上陣，捍衛祖國人民的原創性。

大部份的人以為自然園林的「中國起源說」，出自宿敵法國人的嫉妒。「他們不肯相信，連英國人也能創造出如此迷人的東西，」衛道之士辯稱。也有人暫時撇開糾纏不清的原創性，爭的只是歐洲雞首：「不管人們對於中國園林的說法是真是假，我們英國人在歐洲首先建立了這種品味，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詩人康橋寫道。

與他同時代的文人葛雷，更在一七六三年，進一步撇清與中國的淵源。他說：「我們營造園林的技藝，草創也有四十年了，可以確定的是，歐洲本來完全沒有這樣的園林，我們的腦袋裡也並沒有來自中國的訊息。」

葛雷恐怕沒有料到，自己的機智巧辯，竟成此後兩百年反對「中國起源說」的尚方寶劍：西方學者至今以此為議論重心。

兩世紀前的英國腦袋……

要說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英國人──至少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腦袋裡完全沒有中國知識，實在是說不過去的。

這時候，中國的茶葉、瓷器、絲織品、壁紙早已大量進入王公貴族之家。英國鄉間淑女，還流行親手仿製漆器，把瓷器與壁紙上的亭台垂柳、小橋流水，細細描繪在壁櫃茶几上。

而早在流傳於十五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裡，就記載了南宋園林裡的果樹、湖泊與遊魚，「中國有世界上最美麗且娛人的園囿」，雖然沒有費力描繪，已經引起了歐洲人的注意。

此後，尤其是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使節團的中國遊記見聞裡，陸續出現了許多關於中國園林的描述，並且很快有英譯傳世；而當時的英國知識份子，對於拉丁文與法文也絕不陌生。

這些園林知識或許零碎而不具體，但也大體提及了模仿自然、巧奪天工的原理，和以起伏山丘、蜿蜒小徑、大片水面、曲折邊岸，加上假山、石洞的造景元素。

可巧，這些也正是十八世紀英國「新式」園林的景致。

祖先寡陋，還是子孫不肖？

問題是，中國人的自然園林經驗，可遠溯先秦漢唐，到十七世紀三○年代，明人計成出版《園冶》，已經是造園的理論專書了。十八世紀英國的文人雅士，在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自然園林時，腦袋裡不裝一點人類文明累積的結晶，還真辜負了幾世紀來中西之間旅途勞頓的殷勤使者。

大陸建築學者陳志華，就曾經為了西方學界的倨傲態度，遍讀十七、八世紀的傳教士文獻，考據其流傳程度。「如果說那時候的英國社會菁英都孤陋寡聞到不知道中國園林，」他表示，那不免小看了他們思想界、文化界的同胞們。陳教授以為當年詩人葛雷的辯解，「原想為國家爭點面子，結果適得其反」。

更何況早在十七世紀末，英國文人天樸、愛地生等人，不早就白紙黑字地交代了他們腦袋裡的「傻啦瓜嘰」？

當然，西方學者也有話要說。

（張良綱）

不錯，幾世紀來傳教士的信札書簡，卷帙繁浩，且迅速流傳；商人使節旅行家的見聞錄與畫冊，也屢見英譯翻印，廣為引用。但紙上談兵不見得就代表真能實踐運用；更何況旅行見聞的信用危機，人盡皆知。 拿出證據來！

愛地生大談中國造園，字裡行間分明是天樸的加料版；而天樸雖是外交官，卻壓根沒去過中國。他的知識來源，得自使荷期間「曾在那個國家寓留過的人告訴我的」。他老兄打出的「中國」術語，謎底至今未破。

兩世紀來，不斷有人從廣東、福建、北京方言，甚至日語，來猜測「傻啦瓜嘰」的原意。三○年代錢鍾書旅英時，還有英國學者為此求教。「散落不齊」也好，「山林野趣」也罷，總歸天書難辨，好歹就是「不規則」的意思。

西方學者認為，古典園林隨著路易十四的絕對君權發展至極，而物極必反，中軸對稱的反動顯然就是「不規則」，這是「能從一數到一百的孩子」也不難發現的簡單道理，還需要一個小外交官來賣弄「中國字」嗎？

「法國人顯然把人們對中國的描述，錯接到英國的真實園林，而同時誤解了兩者，」牛津學者英匹表示。他認為要瞭解中英花園之間的關連，只消到知名的十八世紀英國園林走一遭，就可以發現自然園林的靈感，毫無疑問，是來自古羅馬作家普里尼描述的鄉間別墅，而非天樸、愛地生筆下曖昧的中國園林。

另一位藝術史學者歐諾，也在他的知名著作《中國風格》中指出：「十八世紀的英國園林，借鏡於畫家樸桑、洛漢畫中的義大利風景，而非圓明園的藝術造境。」

捨「中」取「義」，探根溯源

這種捨「中」取「義」的理論，雖然不算完全守住祖宗對「原創性」的堅持，但至少不必把功勞獻給鴉片戰爭的手下敗將。

而在幾個知名的十八世紀英國園林中，義大利畫家筆下的樹影廢墟、神殿列柱，果然歷歷在目。如果再進一步追溯起歷史淵源，英國的自然園林與義大利的古典風情，的確關係匪淺。

從堅守直線、中軸對稱，到打破古典規則、創發自然風貌之濫觴，一般論著多將之歸功於十八世紀初期的兩位聞人：當時在英國領銜群倫的品味大師勃靈頓公爵，和他的親信食客肯特。而這一對最佳拍檔當年相知相遇的地方，正是古典藝術的原鄉──義大利。

十八世紀的英國，經濟頗見奇蹟，文化則猶待洗禮。當時富商貴族的後生小子，在國內受完教育之後，要由導師帶著周遊歐陸，完成一趟「宏觀之旅」，尤其是在遍地古蹟的義大利，為眼界開光之後，才算真正躋身紳士之流。

勃靈頓公爵就是在他的「宏觀之旅」中，與畫家肯特一見訂交。回程中，他不但買了大量昂貴的紀念品，還順便帶回肯特，為他設計整建倫敦南郊的園邸，以陳列旅途斬獲。

一七二○年代，勃靈頓公爵在他的花園裡做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嘗試：花園東端，走的是正統風格的古典花園；花園西側，則由肯特營造出一種不規則的自然風貌，其中有叢叢矮樹與曲折小徑！

越過圍牆，發現自然

肯特在勃靈頓城郊花園的牛刀小試之後，又與其他造園家在爵爺們遼闊的鄉間莊園裡一展身手，成為創造自然園林先驅。

在這種新式園林裡，既不以幾何花壇為主角，也不見筆直水道，而代之以綿延的草坡樹叢與波光潾潾的曲折水面。園林拆去圍牆，僅以乾溝隔離原野；當時的散文家對肯特的造境讚嘆不已，形容他「越過圍牆，發現了整個自然就是一個大花園」。

以自然為師的大花園裡，也作興曲徑通幽；林蔭盡處，通常有座仿古羅馬神殿的「古蹟」，更證明了它與義大利的淵源。畢竟，在爵爺們「宏觀之旅」的美麗記憶裡，還有什麼比親手造它個古羅馬風光、隨時徜徉其中，更美妙的紀念品呢？

當然，這個有趣的新點子也並非全然出自哥倆的旅程回憶。在勃靈頓的雅痞圈裡，還有一位仁兄卡司台爾，他把古羅馬作家普里尼描述鄉間別墅的信件英譯出版，獻給爵爺參考。有趣的是，根據陳志華教授的研究，卡氏曾經開玩笑說：普里尼一定知道天樸爵士所說的中國園林！

左圖中十八世紀英國人理想中的桃花源（思朵海畫景＼英國國家信託提供），與右圖十七世紀的英國花園已經大不相同（倫敦南郊漢姆居）。（張良綱）

不僅如此，在一九六○年大英圖書館季刊裡，一篇兩頁半的短文，更提供了新線索，佐證當年勃靈頓公爵雅痞圈諸君的腦袋裡，恐怕不只裝了天樸的「傻啦瓜嘰」，還有中國園林的實景版畫！ 萬園之園，以此為冠

十八世紀以來，歐洲人最熟知的中國園林，要數法國耶穌會士王致誠筆下的圓明園。

王神父是乾隆時代的清廷畫工，曾經參與圓明園四十景的繪製，因此有機會深入見識中國名園。他在一七四三年寄回巴黎的一封長信中，詳細描述了圓明園的景致。

在這位習於歐洲古典主義花園的畫家眼裡，圓明園竟是「萬園之園，以此為冠」。他強調，在中國，人們在園林裡要表現的是自然樸野的景致，而非按照對稱、比例，嚴格規畫的人工殿堂。

他比較園明園與歐洲園林：中國園林喜歡曲徑通幽，而非筆直的林蔭大道；美麗的河岸以亂石堆疊，變化無窮，充滿野趣，不但不同於歐洲用方整石塊砌成的駁岸，還有小島在湖中挺出，有小橋通往園徑樓閣。

「這裡的人們似乎喜歡一種美麗的紛紜，偏好不對稱，」他說。

王神父的長信，後來編入一七四七年的《傳教士書信集》裡，引起歐洲廣泛的注意，並且兩度英譯。這封信不但與天樸、愛地生的說法遙遙呼應，及至四十景版畫抵歐，圓明園更是聲名大噪，成為歐洲人心目中「中國花園」的典範。直到十八世紀末，荷屬東印度公司使節團受賜參觀清漪園，但他們在使華報告中，卻始終以為自己遊的是圓明園！

園外有園，天外有天

在護衛「自然園林」的原創性時，英國學者的反擊，也多圍繞著圓明園的例子。王致誠神父的書信首度英譯（也出自勃靈頓文人圈之手）是一七四九年，四十景銅版畫抵英，則在一七六○年代；而勃靈頓公爵與肯特的自然園林濫觴，出現於十七世紀二○年代。學者據此推知：當時創發者的腦袋裡，是不可能有中國花園的實際圖像做參考的！

新線索的指向，卻是另一座中國園林──熱河避暑山莊。

一九五九年，大英圖書館買進了一冊由義大利耶穌會士馬國賢所製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銅雕版畫。畫冊只剩三十四景，但藏書票卻顯示，這本畫冊原屬勃靈頓公爵的收藏！

隔年一位英國學者克雷在大英季刊上發表文章，考證當年馬國賢供職清廷，為康熙派往熱河協助雕版。康熙死後，他在一七二四年返義途中，帶著五位中國教友，在倫敦停留近一個月，其間晉見英王喬治一世，長談兩次。

根據他的判斷，一七二四年的那個九月，也就是勃靈頓公爵的雅痞圈正在整建、醞釀新式園林的時候，作為當時貴族社會的靈魂人物，勃靈頓公爵大有可能成為喬治一世會客的座上一員，與這位有幸去過避暑山莊的貴客，討論天樸、愛地生等人宣揚的中國造園藝術。

「而爵爺圖書室裡的這一冊熱河園景，或許也在英國品味的發展中，佔了一席之地，」他在結論中說。

一個不存在的國度？

然而這樣的結論，並不能動搖既定的看法。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勢力達到前所未見的顛峰，而那個可殺可辱的孱弱國度，是否曾經影響英國園林的創發，已經是個「著毋庸議」的問題。晚近的園林讀物，顯少提及這段歷史公案。

而有心舊事重提的，不是歐洲漢學家著作中的零星片段，就是中國學者忍見文化飄零下的苦口婆心。真正對此議題作全面而深入研究的，只有已故瑞典藝術史家喜仁龍教授，而他的論述之所以沒有發生影響力，是「因為晚近的園林史學者，幾乎完全排除了中國影響的可能性，」在同樣議題中，至今最為廣泛引用的權威學者歐諾如此解釋。

以歐諾為主的學者們認為，歐洲耶穌會士對中國園林的百般讚頌，只是「自我防衛」；而在前有亨利八世與教廷絕決、後有清教徒革命的英國人眼裡，貪腐教皇旗下的耶穌會教士，不過是些「中國狂」，他們的信口雌黃，在英國並沒有足夠的影響力。

（張良綱）

至於從中國進口的瓷器，或漆屏風上的園林景致，「分明是想像之作」；十八世紀歐洲裝飾藝術對中國風格的模仿之說，則是「漢學家」一廂情願的看法；而馬可波羅遊記以來，在歐洲引起的一陣陣中國熱，其實是歐洲人想像中的「中國」，或啟蒙哲學家「藉遠諷近」的伎倆，與真實世界無關。既然這個美好的「中國」根本不存在，又如何能影響真實的英國園林？ 馬拉松跑進了死胡同？

喜仁龍的看法不同。他以中西兼治的背景，在四○年代奔波兩地園林實地拍照、研究，追本溯源。他的著作成於五○年代，未及看到大英博物館勃靈頓家族的熱河畫冊現身，但已然肯定中國造園藝術對十八世紀歐洲園林的自然風貌，有「根本的重要性」。可惜他通曉中文，在他所屬的文化裡，委實難脫「中國狂」之嫌。儘管他的教授尊銜與博物館員身分，都與義大利藝術相關，一九六六年過世時的悼文中，就像另一位「為中國討公道」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一樣，仍然未免於淪入「漢學家」之列。

中國對於自然園林「根本的重要性」，只是漢學家的癡心妄想吧？直到晚近，仍然有人堅持圓明園圖版抵英前，英國人的腦袋裡沒有中國園林；也有人試圖證明勃靈頓是在晚年，而非馬國賢抵英時買到這本畫冊。

相當於康熙盛世時期的十八世紀英國，既可以遠慕古羅馬的教化，又可以近受法國、義大利畫家的影響，為什麼偏就「不」可以有當時經濟與文化大國的一絲點化？

十八世紀真正的歷史氛圍，隨著時代的巨變漸行漸遠，而這場縈迴曲折的馬拉松爭論，始終看不到終點線，卻一路口乾舌燥地跑進了死胡同。「這樣的辯論，已經毫無意義，不值一駁，」陳志華教授認為，勃靈頓文人圈對中國園林的興趣無可否認，至於他是否真正見過馬國賢，其實已經無關宏旨。

追尋靈魂的自由

除了追問勃靈頓究竟在青年、壯年，還是晚年買了馬國賢的版畫，有沒有更見真章的角度，來看這種必然誕生於人類文明經驗高峰的美麗園林？

已逝德國學者維克孚討論英國新式園林的論述，如今讀來仍然引人入勝。

他認為，經過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英國確定成為一個以法律憲政、國會議事為基礎的民主國家。到了新世紀的初年，以勃靈頓公爵為首的文化圈顯然充滿了新希望，他們期望在憲政的自由主義精神下，創造出嶄新的民族品味與風格。在藝術上一向以歐陸馬首是瞻的英國，在離棄專制王權之後，要在哪裡找認同？什麼能夠表現他們對自由、人權、寬容，與人文精神、藝術創造力的企慕與追求？

時人的眼光放在共和時期的古羅馬與當時的中國。「凱撒之後的羅馬，人們失去了自由精神，此後就再沒有出現一件能夠引以為傲的雕刻、塑像或建築，」一位當時的評論家指出：「而現在的英國就像共和時期的古羅馬，只想偃兵息武，追求藝術與學問。」

古羅馬的人文光輝，隨著獨裁者的武功而黯淡湮滅；但是從孔子以來，以藝術與學問為尊的中國，卻正當康雍盛世。而這兩個文明都懂得透過自然，追尋靈魂的自由。「根據我們所知，」卡司台爾為勃靈頓公爵譯述的古羅馬鄉村別莊裡，有未經剪裁的山石、瀑布、樹木……，他說：「這正是當代的中國園林設計。」

傻啦瓜嘰，不分中西

仲夏遊園，在縈迴曲折的自然園林裡找什麼？找英國的國家自尊？找中國的民族驕傲？尋樸桑、洛漢的田園牧歌？猜天樸、愛地生的「傻啦瓜嘰」？還是無分中西，且呼喚自由主義的最初靈魂；追摹藝術、學問、人道、寬容的美麗心靈？

勃靈頓公爵文化圈催化出來的早期自然園林，其實已隨後人不斷「改進」而原貌難尋。十九世紀的英國園林，則是萬邦臣服、四民來朝的博覽會式主題公園。至於那個讓法國耶穌會士，用動人的筆墨所形容的圓明園呢？這會兒可從英法聯軍的洋槍大砲下止痛療傷，恢復了昔日光彩？

「曲折多變的路徑還沒有恢復，」一位學者形容：「倒有人建議先造幾條筆直寬闊的瀝青公路開進去，說是便於外賓遊覽」。

筆直的瀝青公路造了，電動船開了，兒童遊樂場，也熱熱鬧鬧地上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