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松跑進了死胡同?
喜仁龍的看法不同。他以中西兼治的背景,在四○年代奔波兩地園林實地拍照、研究,追本溯源。他的著作成於五○年代,未及看到大英博物館勃靈頓家族的熱河畫冊現身,但已然肯定中國造園藝術對十八世紀歐洲園林的自然風貌,有「根本的重要性」。可惜他通曉中文,在他所屬的文化裡,委實難脫「中國狂」之嫌。儘管他的教授尊銜與博物館員身分,都與義大利藝術相關,一九六六年過世時的悼文中,就像另一位「為中國討公道」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一樣,仍然未免於淪入「漢學家」之列。
中國對於自然園林「根本的重要性」,只是漢學家的癡心妄想吧?直到晚近,仍然有人堅持圓明園圖版抵英前,英國人的腦袋裡沒有中國園林;也有人試圖證明勃靈頓是在晚年,而非馬國賢抵英時買到這本畫冊。
相當於康熙盛世時期的十八世紀英國,既可以遠慕古羅馬的教化,又可以近受法國、義大利畫家的影響,為什麼偏就「不」可以有當時經濟與文化大國的一絲點化?
十八世紀真正的歷史氛圍,隨著時代的巨變漸行漸遠,而這場縈迴曲折的馬拉松爭論,始終看不到終點線,卻一路口乾舌燥地跑進了死胡同。「這樣的辯論,已經毫無意義,不值一駁,」陳志華教授認為,勃靈頓文人圈對中國園林的興趣無可否認,至於他是否真正見過馬國賢,其實已經無關宏旨。
追尋靈魂的自由
除了追問勃靈頓究竟在青年、壯年,還是晚年買了馬國賢的版畫,有沒有更見真章的角度,來看這種必然誕生於人類文明經驗高峰的美麗園林?
已逝德國學者維克孚討論英國新式園林的論述,如今讀來仍然引人入勝。
他認為,經過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英國確定成為一個以法律憲政、國會議事為基礎的民主國家。到了新世紀的初年,以勃靈頓公爵為首的文化圈顯然充滿了新希望,他們期望在憲政的自由主義精神下,創造出嶄新的民族品味與風格。在藝術上一向以歐陸馬首是瞻的英國,在離棄專制王權之後,要在哪裡找認同?什麼能夠表現他們對自由、人權、寬容,與人文精神、藝術創造力的企慕與追求?
時人的眼光放在共和時期的古羅馬與當時的中國。「凱撒之後的羅馬,人們失去了自由精神,此後就再沒有出現一件能夠引以為傲的雕刻、塑像或建築,」一位當時的評論家指出:「而現在的英國就像共和時期的古羅馬,只想偃兵息武,追求藝術與學問。」
古羅馬的人文光輝,隨著獨裁者的武功而黯淡湮滅;但是從孔子以來,以藝術與學問為尊的中國,卻正當康雍盛世。而這兩個文明都懂得透過自然,追尋靈魂的自由。「根據我們所知,」卡司台爾為勃靈頓公爵譯述的古羅馬鄉村別莊裡,有未經剪裁的山石、瀑布、樹木……,他說:「這正是當代的中國園林設計。」
傻啦瓜嘰,不分中西
仲夏遊園,在縈迴曲折的自然園林裡找什麼?找英國的國家自尊?找中國的民族驕傲?尋樸桑、洛漢的田園牧歌?猜天樸、愛地生的「傻啦瓜嘰」?還是無分中西,且呼喚自由主義的最初靈魂;追摹藝術、學問、人道、寬容的美麗心靈?
勃靈頓公爵文化圈催化出來的早期自然園林,其實已隨後人不斷「改進」而原貌難尋。十九世紀的英國園林,則是萬邦臣服、四民來朝的博覽會式主題公園。至於那個讓法國耶穌會士,用動人的筆墨所形容的圓明園呢?這會兒可從英法聯軍的洋槍大砲下止痛療傷,恢復了昔日光彩?
「曲折多變的路徑還沒有恢復,」一位學者形容:「倒有人建議先造幾條筆直寬闊的瀝青公路開進去,說是便於外賓遊覽」。
筆直的瀝青公路造了,電動船開了,兒童遊樂場,也熱熱鬧鬧地上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