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中文,訓練獨立
1995年次的高中女孩Anna,來自距首都斯德哥爾摩僅70公里的瑞典中部大城烏普薩拉。她參加扶輪社的RYE,去年8月來台前夕,先和遠在花蓮的接待家庭「home爸」、「home媽」透過臉書認識,他們幫她取了頗富詩意的中文名字「黃思綺」。
來台之前,中文對她來說就像是外星話,完全聽不懂,但來到台灣、進入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由於生活周遭幾乎沒人可用英語或瑞典語和她交談,因此她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中文學好。
接待家庭幫她安排每周3次的中文課,她不當成壓力,反而上得不亦樂乎。課後,不管是在學校與同學一起做烘焙,或在家跟home爸、home媽講話,她都努力把學過的中文統統用上。
此外,她還努力學習中文讀寫。「繁體字很有意思,每個字都有故事,」她說。
「我會講中文,而且很喜歡講,就算講得跟小孩子一樣,我也可以很容易地跟大家聊天。」離台前她受邀用中文演講,分享在花蓮生活的點滴。
為了讓交換學生接觸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扶輪社幫每位國際學生安排3個接待家庭,每3個月輪換一次。因此,黃思綺住過吉安鄉和花蓮市,這使得她有更多機會從不同角度去認識台灣人的生活。
黃思綺格外珍惜在台灣的日子,為此,她與瑞典的家人約定,除了耶誕節、家人生日等重大日子之外,絕不使用skype做遠距視訊。「我不像一般小孩那麼害怕在一個陌生的國外,來到這裡我像好奇的小孩一樣,去認識台灣的每一個東西,」黃思綺說。
而對多數出國參加交換計畫的國內高中生來說,個性變得獨立、不依賴,是扶輪社RYE帶給他們最大的改變。
生活自理,不再靠爸靠媽
根據RYE的規定,學生出國交換期間,他們的父母也得扮演「home爸」、「home媽」,接待來台交換的外國學生。例如,目前在台北就讀中國科技大學的邱凡真,2009~2010年在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市進行交換時,她在花蓮玉里的父母也接待外國學生。赴美之前,邱凡真已做好心理準備,「接待家庭不管再怎麼好,都不是自己的父母,他們沒有義務幫你做任何事。」
她認為這樣的環境可以幫助自己成長,脫離對父母的依賴。「那10個月(當交換學生),皮繃得很緊,但收穫遠多過在台灣3年,」她說。
生活上,接待家庭的父母會教導如何洗衣服、倒垃圾等日常事務,但「你必須自己做,不像在台灣,很多事情都有爸媽幫忙打點。」
在學校,除了英文與美國歷史必修,其他都由邱凡真依照興趣選課。「美術課就真的是拿著板子帶到戶外寫生,不像台灣常只待在教室,」她說。
最讓她受到鼓勵、卻也感到壓力的,是美國鼓勵多元創意的教學方式。例如,她加入學校樂隊吹奏豎笛,「老師會給予獨奏的機會,讓每位同學自行發揮,不像在台灣,常只要求死板地按照樂譜演奏。」
「以前不曾這樣被要求,所以臨場發揮很緊張,但表現出來的效果卻特別好,」她說。
哪裡有需要,服務就往哪去
除了以RYE青少年服務之外,扶輪社另一個重要的國際工作,就是投入資源,協助發展中國家。
全世界的扶輪社合組成一個金字塔組織。塔頂是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國際」扶輪,中層是530個扶輪「地區」,底層則是分布在全球各個角落的「社」。從「國際」到「社」,就像從中央到地方的劃分;「社」,才是扶輪服務實際運作的基本單位。
至於台灣的扶輪組織,依照國際扶輪的編號,分成3460、3470、3480、3490、3500、3510及3520共7個地區。每一地區之下有分布各地的扶輪社。例如,3490地區目前轄下就有74個扶輪社,分別位在新北市、基隆、宜蘭及花蓮。
3490地區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周信利表示,全世界除了共產國家之外,其他各國都有成立扶輪社;中國大陸比較特殊,雖有北京社和上海社,但僅限外籍人士參加。
周信利說,各國扶輪社經常跨國合作,前進需要援助的地區,提供當地人士所需的資源。
例如,位在馬來西亞與泰國邊界的吉蘭丹州,是全馬國最窮困、資源最貧乏的地區。10年前,我國的三重扶輪社與日本和馬來西亞的友社合作,在吉蘭丹的首府哥打巴(Kota Bharu)興建洗腎中心,持續運作至今,造福當地的腎臟病人。
今年9月,3490地區所屬的扶輪社,還將捐給蒙古一批可攜式牙醫器材,並在當地訓練蒙古牙醫,讓他們日後可在蒙古大草原做口腔保健巡迴醫療。
但在沒有扶輪的國家如越南,則透過簡稱「WCS」的國際扶輪基金「世界社群服務計畫」提供援助。例如,1970年代越南大量使用化學武器,導致許多後來出生的孩子天生畸形。為此,3490地區所屬的扶輪社,去年捐贈新台幣兩百多萬元,幫200位越南貧童做肢體矯正手術。
扶輪社執行國際服務,幫各國貧困的人們解決急迫的生活問題,並推動青少年交換計畫,在全球培植新世代的世界公民。這種「超我服務」的精神,成為改變世界的隱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