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通」龍頭——費正清

關於費正清和台灣，讓我們先回顧幾段「不愉快」的經驗：

民國卅一年的「美國援華會」上，中美兩國國旗並懸，正是當時雙方「親密友好」的象徵。（中央通訊社提供）

「危害中國」？「出賣台灣」？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一向沉寂的台灣學術界，空前地「動員」了一千五百位教授及學人，發表「致美國人民公開信」，同時還由三百多位立法委員聯名致函美國國會議員；這兩項行動的攻擊矛頭，都對準了由哈佛「自由派學者」費正清領導的美國「姑息主義政客」。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正是「美匪建交」傳聞不斷之時，費正清第六度訪台，卻遭到立法委員胡秋原、任卓宣等人的猛烈抨擊，不僅召開聲勢浩大的「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並成立「反對危害中華民國委員會」。費正清在灰頭土臉之餘，憤而離華，此後再也沒有踏進台灣一步。

一位美國學者，究竟做了些什麼，能在台灣激起陣陣不算小的「同仇敵愾」熱潮呢？

這不僅得從頭說起，還必須回頭流覽過去半世紀來的種種中美糾結。當然，重揭舊疤，悲憤、難堪也都是難免的吧！

（鄭元慶）

學者從政，情報把關

費正清於西元一九○七年出生於美國南達可達州，一九二六年在「對中國一無所知，純粹是好奇」的動機下，進入哈佛大學攻讀中國歷史，畢業後又到英國牛津大學研究近代中英關係。而據費正清自己說，「用英國帝國主義眼光來看待中國事務」的影響也就在此時根深柢固了。

一九三二年，費正清在「羅茲基金」（Rhodes Trust）獎助下，進入北平清華大學做旁聽生，在當時歷史系主任蔣廷黻的指導下，利用故宮「清季檔案」研究中國近代史。一九三六年獲得牛津博士學位後，就返回哈佛任教，直到今天，高齡八三的費正清仍然每天到哈大的亞洲研究機構——「費正清中心」——做研究、接見訪客，以及寫稿著書。費正清雖已不再活躍政界，但他著述不輟，又有很多「徒子徒孫」分居學術及政壇要津，一代「中國學開山祖師」的氣派還是有的。

當然，費正清若只是一位單純的「學者」，也就不會惹人爭議不斷。偏偏有關政治的事，是沒有所謂「純學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費正清短短六年「學者從政」的經歷，結下了他和中國的恩恩怨怨不解之結。

在二次大戰期間，費正清出任戰時情報局官員，負責研究分析中國情報，又先後擔任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特別助理、戰後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等職位。由於身負「蒐集中國民情、匯報美國政府，以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責大任，情報「把關者」費正清的好惡、主見，自然有著影響決策的份量。

民國卅四年底，馬歇爾特使抵達南京，蔣中正委員長及夫人都前往迎接。（中央通訊社提供）

同情中共，批判國府

然而，從一開始，費正清「同情中國共產革命」的立場就相當鮮明。在一九四六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費正清讚許毛澤東等人是「農村改革者」，聲稱他們是從中國的土地和人民中自動自發孕育出來的，絕不是蘇俄「共產國際」用以顛覆世界的傀儡。

這樣的論調，對當時已擁有龐大勢力的美國左傾政客來說，自然是「深合我意」，廣為引用。於是中國共產黨從「叛亂顛覆團體」一躍而為「人民力量的覺醒者」，更促成日後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強迫國民政府接納共黨並合組「聯合政府」；而國民政府拒絕後，杜魯門總統下令對華武器禁運十八個月，間接導致大陸淪陷……。

「當時美國朝野的左傾思潮相當普遍，也不斷試圖向剛崛起的中共政權示好」，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朋園指出。只可惜，「熱臉貼上了冷屁股」，一九五○年北韓入侵南韓，韓戰爆發，中共隨即悍然打出「抗美援朝」口號，揮軍漢城。這下子，中共「共產國際顛覆者」的嘴臉表露無遺。而美國硬生生被亂棒打醒，驚悚之餘，一方面對中共改採「圍堵政策」，並和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同時回頭認真追查「丟掉中國大陸究竟是誰的責任？」

民國四十年初，政府已撤退來台，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史樞波中將來台參觀海軍基地，有著安定兩岸局勢的作用。（中央通訊社提供）

左傾風潮後的「白色恐怖」

也就在這一片清算聲中，美國的「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籠罩美國將近十年。正如台灣當年極端「恐共」時期一樣，美國也是「紅帽子」滿天飛，人人自危，株連甚廣。而費正清和其他同樣為美國「太平洋學會」主要成員的學界及政界知名人士，便首當其衝，成為被審查批判的對象。

「費正清在這一波白色恐怖浪潮裡，的確遭受了許多貶抑」，政大外交系副教授蘇起指出。當然，比起其他下獄、自我放逐、甚至畏罪自殺的「太平洋學會」成員來說，費正清以「證據不足」沒被起訴，並且在短暫的沉寂之後又復出活躍，算是其中最幸運的了。

有關「費正清是不是『共產黨同路人』？」或者「中國大陸是不是因為這些人而淪陷？」等爭議，恐怕是永無定論，而費正清本人對此類問題更是一概否認。有人以為，費正清對中共的幻想和「偏愛」始終存在，甚至到了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費正清目睹大陸民生凋敝、學術思想橫遭箝制，卻仍然硬著頭皮讚揚「毛澤東的革命或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一件事……」，也無怪乎學界人士會覺得他若不是蒙昧無知，就一定是「居心叵測」了。

一九五○年代，中國大陸既已淪陷，不久又採取「鐵幕閉關」政策，身為「自由世界領導人」的美國既使不上力，只有在學院式的抽象理論中大做文章。

（鄭元慶）

「兩個中國」和「台灣獨立」

早從五○年代初期，美國就一廂情願地開始研究「兩個中國」的可行性，費正清又「適時」提出「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台灣）二分法，再度受到美國政府青睞。而費正清對推動「台獨」尤其熱心，不僅在報章上鼓吹，還「鼓勵」他的台灣籍學生陳以德在每年二月廿八日向聯合國及美國政府「申請」台灣獨立；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因「台獨」言論被我國政府逮捕，費正清還投書紐約時報，控訴台灣的「政治迫害」。凡此種種，當然又使得我國政府對他「另眼相看」。

事實上，美國研討「兩個中國」政策背後的目的，就是想要「既不背棄台灣，又能和中共發展比較好的關係」——包括讓中共加入聯合國、解除中共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等等。而這一切策略的大前提——「聯中（共）制俄」——則完全是以美國的現實利益為出發點。這也是費正清在一九七七年第六度訪台，接受中國時報的採訪時，對「中國問題」的解釋。

「所謂中國問題，就是美國為了要對抗蘇俄而與中共打交道所產生的」，費正清明白指出，「而台灣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涉及國際承認和美國的道德責任。」換言之，不管是「兩個中國」或是維持現狀，美國終將給予中共「法理承認」，而對台灣則改採「事實承認」。

中美斷交，成為箭靶

一九七七年，「美匪建交」的傳聞已經日盛一日，原先費正清等人提議的「台灣獨立」論調，早就因中共嗤之以鼻而自動放棄，現在美國又眼看著就要屈服在中共提出的中美「斷交、撤軍、廢約」三條件下。偏偏費正清此刻「不識相」地訪台，還大談他認為「中美防禦條約本來就只是一個象徵」、「中共無意、也無實力攻打台灣，台灣人民不必憂慮」，以及「美國仍然會和台灣保持經貿、文化友好關係」……等等在當時聽來不入耳的「風涼話」。

這樣「坦率」的放言高論，當然引起台灣學界及政治界對他群起攻之。在胡秋原發起的「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中，費正清的「罪狀」被一一列舉，從以前的「共黨同路人」老帳開始算起，再到「陰謀策動台獨」以及眼前「罔顧道義、出賣盟友」等等，費正清正式被列為「最不受歡迎人物」，從此被拒於台灣門外。

其實，事隔十多年，如今台灣風氣開放、思想解嚴，對於所謂國際「現實」，更是看得透徹。因此，以往被視為絕大「禁忌」的言論，今天根本不足為奇。因此如「台獨」、「中共代表中國、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要由兩岸自行解決……」等等國際間流行的各種論調，也在「不贊同但能諒解」的態度下，逐漸能心平氣和地面對。但無論如何，費正清等「中國通」在台灣的地位，卻再也沒有提高。

學術地位仍受肯定

或許有人奇怪，從中美關係紛紛擾擾的歷程來看，費正清的角色可謂標準的「御用學者」——適時提出各種理論依據，以方便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至於在政策制訂的實質影響力方面，比他有「實力」、擔任實際決策或執行者的「中國通」更是所在多有，為什麼台灣獨獨對費正清印象深刻呢？

對於這點，現任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張灝提出解釋，他說：「撇開政治不談，費正清『近代中國研究』宗師的地位，以及他的學術成就是不能抹煞的。」

張灝指出，早在一九四一年費正清組織「遠東協會」（即今天的「亞洲研究協會」）時，就倡議揚棄老式的「漢學」模式，以新的方法來研究新的主題——近代中國，這種「創見」，奠定了美國從「漢學」轉移重心到「中國研究」的基礎。

其次，費正清是最早引用「現代化理論」來評估中國的學者之一，並且致力於建立哈佛的「東亞區域研究」，把「中國研究」提昇為一門正式的學問。當然，「現代化理論」及「區域研究」在學術上不是沒有爭議，不過它開啟了美國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另一扇窗，則是無可否定的。

此外費正清的「宗師」地位並非僥倖得來的。「他非常忠於教學」，張灝指出，費正清指導學生論文一向非常仔細，對於幫助學生爭取獎學金、出版學生作品，甚至替學生找「出路」也都相當熱心，因此許多學生都很感謝他，願意追隨他。而綜觀美國，從五○年代到七○年代，各級大學的「中國研究」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費正清的「指導」、「發揚」功勞，是不能抹滅的。

著作等身，謬誤也不少

不僅如此，中研院張朋園更指出，費正清著作等身，而且文筆明快，從早年的「經典之作」——「美國與中國」開始，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自傳「夢縈中國」、乃至於三年前出版的新著「中國觀察」等，既是學術著作、又被列為暢銷書。但是，費正清的中文頗為「差勁」，而且「言多必失」，所以他的言論中謬誤、誤解、自相矛盾，甚至不敢自承錯誤的情況，也就相當普遍了。

舉一個例子，筆名「南民」的著名政論家指出，費正清在六○年代大力鼓吹「兩個中國」和「台獨」，但是在厚厚一本「夢縈中國」中，卻完全找不到隻字片語關於這方面的記錄。而費正清在一九八七年接受「基督教科學鏡」採訪時，還將毛澤東強迫全中國人人一本「毛語錄」的洗腦政策解釋為「教育農民，使農民也能參與國家政治」！

當然，這個例子也使人聯想起一位記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採訪他時，問道：「你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有民主嗎？」他的回答同樣教人啼笑皆非：「有這麼多平民參與政治活動、能在講台上發表意見，怎麼會不民主？」

或許，正如費正清自己說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國通』。」對一個不諳中文、又沒有深厚中國背景的西方人來說，要了解中國，是一段漫長的摸索和修正的過程，只是在這段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所造成的實質傷害，卻是難以彌補的。

現在，暫且拋開惱人的「評價」問題，讓費正清為自己說些話吧！

問：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已屆滿一年，您對這個事件有什麼看法？您以前「親共」的色彩相當明顯，這件事會不會改變您對中共的評價？

答案隨「六四」而逝

答：我想不會的。因為事實上，我對中國的看法是一直在轉變的，而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四十多年，它在世人眼中的評價早就和當初相去很遠了。當然，「六四」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悲劇，一個「大倒退」，但我相信它終究會慢慢恢復過來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反倒是，中共對於中國的未來已經猶疑不定，不再有答案了。以前他們覺得可以不管自由民主，只要「四個現代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現在當然證明不可能了。而既然共產黨又不准別人取而代之去試試別的方法，事情就僵在那堣F。

知識分子的迷惘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可能再真正相信共產主義了，可是又沒有別的選擇。當然，他們多少還是相信中國舊傳統、儒家思想等等。不過在我看來，那些舊傳統的主要概念：中央集權、知識分子只能扮演視死如歸的規諫者，而廣大平民在君臣思想下既無知又溫馴……，這樣的結構不徹底改變，是不足以因應中國的現代化的。

問：中國本身的傳統不足以現代化，難道近十年來的開放後，大量的中共留學生吸收西方思想，也不足以將中國帶上現代化的道路嗎？

答：留學生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應用所學，而且也不見得西方的觀念就能適用於中國。中國太大了，外來的影響充其量也只是「助力」而不是「主力」，一切的轉變都要從中國內部發起，內在的因素一向重於外在因素。

內在外在，兩面手法

問：這也是當年你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農村改革者」，不是蘇俄侵略傀儡的理論基礎嗎？

答：基本上是的。國民黨當時的無能是主要因素，蘇聯的介入只是助力。當然，我的看法也已經有一些轉變。我認為，毛澤東雖然採用了某種西方意識型態——馬列主義，但他表面上對蘇聯「老大哥」唯唯諾諾，處處稱是，私底下做的又是源自中國傳統的那一套。不像洪秀全，他也採用西方的意識型態——基督教義——建立「太平天國」，但卻一味排拒西方國家，當然也就得不到外來的助力了。

不過依我看，「表面一套、私下一套」的作法同樣在台灣也如此。蔣經國總統表面宣稱「反共復國」、「反台獨」，私下卻默默做著立身台灣的長遠打算。到他晚年，一方面他安撫國民黨內保守派，強調要維持威權、不容許騷亂，事實上他不聲不響地放寬尺度，一手「安排」了民進黨的生存空間，讓他們發生作用。這種「兩面手法」似乎成了一種藝術。當然，蔣氏父子的國際評價目前已經大幅提高了。

問：您剛剛提到，源自中國內部的力量往往是造成轉變的主導力量，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又怎麼說呢？

答：當然，孫逸仙有很深的美國和英國的背景，我想他可以算是很好的「國際組織者」。但不容否認的，一直到他晚年，他都沒有在中國獲得真正的成功，他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評價也不算高。老實說，「三民主義」——政治要民主政治、民生要社會主義、國家要民族主義——只是由當時西方最新穎、最流行的思潮中擷取來的，實在也不怎麼高明。我認為，孫逸仙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他的「至誠」：他是一個愛國愛民、大公無私的「象徵」，這是最受重視的。

剖析「台灣經驗」

問：那對中國大陸來說，台灣介乎「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之間，它能不能提供大陸什麼力量？

答：台灣的成就當然令人矚目，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它的答案不見得就是中國大陸的答案。大陸太大了，有許多「大」問題，而台灣呢？一方面台灣太小，二方面台灣光復時本來已有日本人打下的基礎，從鐵路到農會制度都是，這和大陸的殘破落伍有一段距離；其次當年的「美援」對台灣幫助很大，但同樣的「美援」投到大陸，可能沒什麼作用。再說，蔣家父子起用的領導階級都是實事求是的務實人才，不太在乎意識型態，而大陸的意識型態和理論教條的包袱太重，很多改革就被拖下來了。

台灣目前當然更進步，有了民進黨就有「競爭」。這和「日本模式」差不多：自民黨雖然也是一黨獨大，執政四十年，但只要還有其他政黨存在，它就不得不收斂一點、更努力一點，「有競爭才有進步」是絕對不會錯的。可惜鄧小平就是堅持中國傳統式的中央集權、一統天下，偏偏大陸這麼大、這麼複雜，要想勉強維持都很難，別說進步革新了。

台獨？沒有必要……

問：目前「統、獨」問題在台灣引起很大爭議，您個人對「台獨」的看法如何？

答：別提「台獨」了吧！現在講「台獨」只會給中共抓到極大的話柄——要「收復」台灣……等等。因為整個中國歷史儘管分分合合，「一統天下」卻是每個帝王都要背負的使命，因此「偏安」和「姑息」都會被視為「歷史罪人」。而且台灣若搞獨立，中共一定會說是有美國、日本在背後「陰謀操縱」，就像這次六四天安門事件一樣。

其實，台灣目前的狀況比很多「獨立」國家都好，而且現在這個世界，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環環相扣，所謂的「獨立」已經愈來愈不是那麼回事了，又何必介意名詞上的區別呢？

問：那麼將來呢？台灣和大陸的關係有沒有答案？

答：這要視大陸的政治情況而定，而各種可能性——從最好到最糟——都是存在的。大陸現在一團糟，實在很難預測，或許要想有大變動，還是得寄望共軍中有新的領袖崛起，承認以前的錯誤，提出新觀念、新作法……。

不過，我一直認為，中國這麼大而複雜，「分區而治」——類似聯邦式的半自治型態——應該是比較好的。倒不一定要以現在的省份劃分為標準，可以像湖廣、四川、海南等等地域來劃分。但和目前的「經濟特區」不一樣，除了經濟，行政、立法也都可以獨立自主。我還是那句話，有競爭才有進步，每一區可以發展不同的特色，並且以地方本身的動力來推動，各種計畫也會比較容易推行，這些我在一些書籍言論中都有提過。當然，有「分區而治」的彈性，台灣問題會比較好解決。

其實說真的，關於改進中國，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嘗試的，只是「一統天下」觀念牢不可破，這樣的方法難免令人聯想到分裂或群雄割據等歷史老套。再說，長久以來，中共當權者沉迷於權力鬥爭以及維持權威，怎樣建設中國倒成了次要目標了。

共產主義已經完了

問：共產主義當初似乎充滿理想色彩，為什麼今天會演變成這樣？現在蘇聯和東歐都有了重大變革，中共能單獨對抗時代潮流，繼續維持共黨政權嗎？

答：我想不能。共產主義已經完了、一去不回了。它曾經是世界主要的政治信念及政治制度的一種，將來不可能了。不過當然，這種說法對我們自由世界的人是很容易也很中聽的，連電視上的傳教節目都常常得意洋洋地藉此發揮。但別忘了，光是在蘇俄和中國大陸，共產黨員及「既得利益」者就數以百萬計，對他們來說，共產制度垮台是非常難受的。

至於共產主義為什麼「變質」走樣？我想它一旦取得政權，很快就轉變成一種龐大的「國營事業」，於是腐敗、效率低落也就隨之而來了。

當然，資本主義政府同樣也會衍生腐敗無能，不過資本主義的前提是「自由競爭」，比較不至於做得太過分，而自從列寧把「共產經濟」（國家計畫經濟）和「一黨專政」互相結合，共產制度就註定失敗了。話說回來，共產制度是崩潰了，但它的重要理念仍然存在；而且共產主義失敗，也並不代表它對世界沒有貢獻，事實上，它是有重大貢獻的。

把中國擺到一邊去

問：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特別是在蘇俄已經轉向西方世界示好，「聯中（共）抗俄」已經不必要的目前，美國對華未來政策會是什麼呢？

答：對華政策？我可以坦白地說：美國現在「不需要」中國了。我相信鄧小平自己也了解這一點：天安門開火射殺學生，這個代價太大了，恐怕是他到死都不能彌補的。現在世界又發生了整體性的變化，中國不管在戰略地位或市場經濟的價值上，重要性都大大不如以前了。當然，美國還是會善待中共留學生的，這和歐戰時期，許多德國學者流亡美國一樣，日後證明，他們不管是滯留美國、或是返回德國，對美國而言都有很大的貢獻。善待學者，提供獎學金，是絕對值得的。

問：您對於身為美國「中國研究」的大師，您有什麼感想呢？

答：老實說，我覺得相當「幻滅」，甚至許多情況更覺得很「諷刺」、很可笑。

在我開始研究中國時，大家對中國都很陌生，我去了幾次中國，下了一番功夫，就被視為「專家」（當然，現在是沒這麼便宜的事了）。我又寫了很多書和文章，滿受歡迎，所以我也就相當知名，而且逐漸成為某一種「象徵」了。

不甘被利用為「象徵」

的確，別人常常「利用」我來做一個象徵。在國共鬥爭以及美國的「麥卡錫」時期，我被視為「共產黨的幫凶」；在美國致力於「中（共）美關係正常化」時期，我在台灣被——特別是被胡秋原等人——視為「出賣盟友」的象徵；而一九七二年我去中國大陸，又被周恩來用來做為「中（共）美友誼」的象徵。

但我想我這個人偏偏有點「棘手」，不甘心做別人的「象徵」，所以國民政府儘管不諒解我，我還是常常往台灣跑，也和南港中研院的學者們有很好的情誼。而儘管別人認為我「親共」，但我對中共也有很多批判，周恩來最後感謝的「中國三友人」並不包括我，可見我也不是他們眼中的「乖乖牌」。

問：以一個「中國研究」學者來說，你認為外國人真能了解中國嗎？此外，到目前為止，你有沒有最得意的著作？

答：我覺得西方學者看中國，大趨勢、大重點或許可以掌握，但也有許多盲點，像是中國人講「關係」——誰是誰的小姨子，誰和誰有「師承」關係或是有恩怨……，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外國人就很難搞清楚。當然，看不清楚「關係」，很多事情發展的脈絡就搞不清楚，這對研究中國政治是很大的缺憾。當然，有許多人研究中國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就可以做得相當不錯。

至於我的書，我當然每本都很喜歡，但到目前，我還沒有自認滿意的……它們都各有不足之處。當然，我對中國的看法一直在改變，甚至我手上現在在進行的一本書，我就準備給它「中國新史」之類之名稱。新的事情每天發生，每天都是新的歷史，所以歷史的史觀要做不斷的修正，這就是我用歷史角度來研究中國的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