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改革問題多
去年，中共宣佈工商企業「利改稅」政策，企業繳納稅額，自負盈虧，取代以往「利潤上繳」的規定。此外，並賦予企業本身及地方政府較多權限，例如在某一金額下可自行洽購設備或與外商合作；為吸引外商投資還開闢了經濟特區和少數幾個沿海城市。
工商企業的結構比農業複雜得多，例如：農村以農戶為基礎，各戶願為自己的利益盡力；工廠裏的工人則來自各方，每個人對工廠收益的關心程度不同，也就沒那麼強的工作動機；官派的管理人員，缺乏計算成本、追求利潤的觀念與知識……。種種原因，使中共的城市改革成績尚不顯著。
而問題卻已不少。
「權力下放」後，各地紛紛自行對外洽購原料或設備，金額超過中共中央所能負擔，使得外債高築，至一九八四年已超過卅七億美元，逼得中共在去年又改採緊縮政策，甚至取消一些已簽訂的合約。
與城市改革同時推動的「價格改革」——過去中共為控制工資，把物價壓得很低，改革中把物價調高，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方向對、步子大
部分知識分子對放鬆管理及門戶開放政策，不以為然，認為前者將帶來精神汙染，加深人們「向錢看」的心理，後者則是鼓勵外人來剝削大陸的勞力。而且，各開放地區有不同的投資優惠，區內工資也不同，形成「特權」地帶，違反共產主義基本的「公平」原則。
為了達到改革目的，重用「四化」——專業化、年輕化、革命化、知識化的人員，也引起老幹部的反抗。
這些阻力都可能使改革腳步遲緩、停滯。
除了失去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外，阻礙改革最主要的因素是：部分措施與共產主義的基本意識型態相違背。
例如：經濟特區的設立，違反了「公平」的原則；物價的調整使低收入者，生活更苦，違背了「照顧勞苦大眾」的精神……。
「這些矛盾現象很容易使人產生懷疑、不信任。一旦這股力量波及中共政權內部的均勢，改革措施就會緊縮」，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李國雄分析。
政策向右，思想向左
因為政治變動多，許多人為求自保，託庇於「有力人士」，使中共派系特別多。鄧小平已八十高齡，他的接班人能否有足夠的力量繼續推動改革，還是個未知數。「Fortune」雜誌指出：包括鄧小平在內，沒有人能確定新政策能持續多久。
「中共發展經濟的長處是敢變；弱點則是思想與政策對立，政策向右，思想仍向左，正如人的兩隻腳，一隻往右、一隻往左，怎麼能夠向前走？這個基本矛盾很難克服」，美國波爾大學教授鄭竹園說。
中共卻是認為，共產主義有其先天的優越性，不過某些資本主義的方法卻能刺激經濟發展，因此擬在共產制度下「借用」這些方法，發展經濟。這難道行不通嗎？
「中共為了維持政權穩定，自稱為『鳥籠經濟』，鳥好比經濟，籠子就是國家計畫，在籠媥那猺腹A但不可出籠」，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魏艾指出：「也就是說，改革必須在共產體制下進行，因此即使中共的經濟改革能持續進行，通貨膨脹、投資浮濫等問題也隨時間而改善，但仍有些『死角』無法避免。」
「財產權」就是其中之一。
三大「死角」
在私人財產制下，企業所有人與企業休戚與共，當盡全力經營。現在中共雖然擴大企業自主權，要廠長負責，但所有權仍屬於「國家」。
「廠長為了滿足政府納稅上繳的要求，及照顧員工福利，將儘量使用既有設備生產，不會關心設備的更新及研究發展，所以短期產量容或能夠增加，但長期下來必定造成產能萎縮，技術水準也難以提昇」，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陸民仁說。
物價由政府控制，是另一難以突破的瓶頸。在自由經濟中，物價是項重要的資訊，可藉以判斷那些產品、那種產業值得發展，那些應該淘汰，使資源做最有利的分配。中共的價格改革雖然設法使價格能反應事實，但畢竟隔了一層，不能有效發揮資訊的功能。
失業問題是又一困擾。在共產制度下，由政府安排就業，為了安插就業人口，產生了一人份工作「分」給幾個人做的「隱藏性失業」，也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直到今天，到大陸旅行的外國人，幾乎都還會有同樣的遭遇：到旅館、飯店投宿，櫃台服務員的第一個反應是「客滿了」，待苦苦哀求，或表示無處可去、「耍賴」要在廳上打地舖，就有房間了。
另一種飯店中普遍的現象是：一個人就能勝任的外幣兌換工作，通常安插了三個人。第一個人處理，第二個人查核，第三個人再覆核一次。
一旦企業要自負盈虧，就得講求成本與產品（服務）品質，多餘的、低素質的人力勢必得淘汰。失業問題將隨著改革的推進，日漸嚴重。
共產經濟向「右」看
「隱藏性失業『化暗為明』了」，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邊裕淵說。目前中共開放私人經營小商店，解決了部分失業問題。但失業人數仍是有增無減。
在共產制度下採行自由經濟的措施，都會有這些問題嗎？其他國家的情形呢？
最近的「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指出：由於共產國家普遍的生活水準偏低、進步遲緩，幾乎每個共產國家都開始部分採行自由經濟，以支撐日漸顫危的經濟。
自由經濟的旋風吹過共產世界時，在各個國家引起不同程度的改革，也有不同的效果。例如：南斯拉夫採勞工自治的方法，結果造成高失業率及通貨膨脹，經濟瀕臨破產；捷克的情形也不妙，每六個工人中就有一個失業，外債總額達二百億美元；情況最好、已成共產世界經濟革新典範的是匈牙利。
在匈牙利，企業為國有，負責人由政府指派，有權決定企業的產量及投資；物價仍由政府管制，以控制幣值，為相當嚴密的計畫經濟。
特別的是，下班後員工可自組小組，以既有設備進行生產，產品自行銷售後，除繳少許的稅外，盈餘歸個人。這種下班後的經濟活動，稱為「第二經濟」，以別於上班的「第一經濟」。
匈牙利「第二經濟」掛帥
「第二經濟是推動匈牙利經濟發展的主力，它雖然只能算補助的經濟活動，但產值卻佔了總生產值的百分之卅」，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茂雄指出。
目前匈牙利的國民所得約四千五百美元，超過許多開發中國家。但根據聯合國發佈的資料，它在一九五○年代物資淨產值的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八；六○年代約為百分之六；但到了七○年代末期就降至百分之三點二；一九八一年更降到百分之二點五，有每下愈況之勢。
經濟成長率雖然是愈往上愈難，但匈牙利四千多美元的國民所得，與美國的一萬三千美元、歐美國家的動輒上萬美元，仍有相當差距，應該還不致到難再成長的階段。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匈牙利是個人口僅一千萬的小國，情況單純，因此在經濟發展初期以政府之力、集中規畫、運用資源，可以得到快速的成長；但成長到一個地步後，經濟活動愈來愈複雜，由中央計畫和控制的體系，已不能有效配合，非靠企業界本身的力量，難以突破。這也是共產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專門研究東歐經濟的洪茂雄說。
而以中國大陸來說，人口、幅員等都比匈牙利大多了，基本上就缺乏由政府有效規劃運用資源的條件。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共產主義所標榜的由政府整體規劃，人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究竟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能實現？
「要達到『各盡所能』，基本上必須有很高的道德水準，人們願不計報酬、全力付出；而要做到『各取所需』，則須有豐富的物質，要什麼有什麼。但人都有私心，自己沒有利益的，就不願多付出；在此前提下，也就沒有豐富的物質，因此共產主義仍只是個遙遠的理想」，一位國際政治的專家表示。
他指出，資本主義也有弱點，如造成貧富差距、資源壟斷等弊病，但在人未變成「聖人」前，這種自由競爭、有付出就能有收成的制度，才能誘使人去勞動、創新，帶動社會進步。而對它可能產生的弊病，則可用社會福利法、反托拉斯法等防範、抑制。
利用人的自利心，提供誘因，確是促使經濟發展最可行的方法。中經院副研究員馬凱舉例說：「匈牙利發展的主力是『第二經濟』；蘇聯農村有百分之三的自由經濟活動，卻佔了農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卅；中國大陸約有百分之六的自由經濟，產值佔了農村生產的百分之四十。」
大陸能開放多少？
因此，大陸放鬆管制，採用小部分自由經濟措施，一定會刺激經濟成長。問題是：大陸能開放多少？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Jan S. Prybyla的研究報告指出：從一九八四年十月廿日中共官方宣佈市場化與私人化必須小心、不要越出計畫經濟的界限來看，改革將是極有限的。「中國」將繼續來來回回地調整，但超出原來經濟系統界限的改革，似乎不會出現。
「在毛澤東死後這幾年，『中國』有了戲劇化的改變，未來的改變也可能同樣戲劇化」，「Newsweek」前駐北平分社主任James Dringle最近指出：「也許十年後，一些未來的紅衛兵會從北京長城大飯店廿二樓，把IBM的電腦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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