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到對岸的書——從毛澤東全集與瓊瑤小說談起

台北市忠孝東路的書店，大陸知名的暢銷書作家蘇童、王朔的作品，平躺在「文學類暢銷書」的推薦架上。

在北平王府井書市排行第一的暢銷書，由鄧小平女兒鄧榕所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在台灣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上，兩個月以來，也都高居前三名。上海書市的搶手讀物《文化苦旅》，在台灣也是書評推薦的熱門好書。

氣派的排場，各式的圖書，在一月中舉行的「台北國際書展」，展示台灣出版界進軍世界的決心。（薛繼光）

大陸熱門，台灣也發燒？！

這些現象代表什麼？有人認為，從大眾關注的角度來看，兩岸其實已是「一家」——大陸熱門什麼，台灣也跟著「發燒」；反之，台灣流行什麼，像《腦筋急轉彎》之類的通俗讀物，大陸也很快風行草偃。只不過台灣因為幅員較小，市場勝負反應快，在出書速度，及引起的迴響上，看來比大陸迅速罷了。

但也有人不表同意，認為就出版事務來說，兩岸其實還在「失衡」狀態。在台灣，大陸出版物有人大舉引介、出版，但在大陸上，台灣的熱門出版品，卻未必見得能引進大陸。

兩種想法都有其依據，但也都不能勾勒全貌，台灣與大陸的書市，都熱賣那些對岸出版的圖書？那類圖書為兩岸「同步」風行？那類圖書又只在大陸或台灣風行，為什麼？

目前台灣地區的大陸出版品（以書籍為主），究竟有多少？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回答起來就大費周章。

目前台灣地區尚未開放大陸圖書（簡體字版）的發行、銷售，只准個人或機關攜進少量圖書。據新聞局的統計，這一類的大陸出版品，從民國八十年以來，累計已有二百一十多萬冊「入境」。

這些攜帶進來的圖書，很可能日後部分出版為繁體字版流入市面，但實際比例有多少，卻沒有人知道。新聞局去年三月以來審查並通過允許發行的大陸圖書，共兩百多種，這些是否就是市面上所見的大陸出版品的總數？

當然不是。目前市面上所散見的「大陸圖書」，除了新聞局審查通過，由大陸作者或出版社授權的大陸圖書外，更多的是由台灣出資，企劃、包裝都由台灣主導，但由大陸作者提供稿件的「合作圖書」。這類圖書被列為一般書籍，毋須由主管單位審查，其數量也無從知道。但包括讀者、出版商、主管機關都明白，這類圖書的確有「大陸味」，很難說不是大陸圖書。

台北市出版同業公會理事陸又雄估計，台灣書市中，有大陸作者、出版社參與的圖書數量，高達五分之一以上。

五分之一究竟有多少？如果以去年向中央圖書館登記，經過納入新書編目的台灣出版品，約一萬九千多種（出版冊數無法估計），五分之一已達三千八百多種，這個數字可謂驚人。

台灣進入大陸的圖書又有多少？根據總管大陸境外圖書進口事宜的中國進出口圖書公司的統計，由台灣買進的圖書，數量很大，且一年比一年增加，去年增加了六成，總金額約二百五十萬美金，但究竟總冊數有多少，仍然不知。

台灣作家葉石濤認為，台灣文學有其獨特性，決非「中國文學的一支」所能論定的。背景照片為大陸作家莫言。（邱瑞金）

文學作品打前鋒

若看兩邊的出版品銷售市場，台灣當然小於大陸。「像瓊瑤的愛情小說、臥龍生的武俠作品，銷售都以二、三億本論」，經常來往兩岸的陸又雄推估。台北有位出版商，光在東北引進台灣的兒童書，銷售量即達千萬本。

這樣的銷售數量當然不是大陸出版物在台灣所能及的。「阿城的小說，在台灣銷售了兩、三萬本，在文學書類市場中，已經是異數了」，遠流出版社主編游奇惠說。

但兩岸的出版界，卻都有些共同的「搶手書」，這中間的趣味曲折，頗堪玩味。

或許是因為易讀的關係吧，兩岸都以引進文學書類，作為出版界的開路先鋒。

台灣來說，大陸文學書籍的引進，約在八○年代。透過報紙副刊及文學刊物的引導，從鍾阿城、張賢亮、遇羅錦等的所謂「傷痕」、及「反思」文學作家，到鄭萬龍、韓少功、莫言等的「尋根派」文學家，乃至於今日大陸當紅的作家作品，如王朔、蘇童、賈魯生等，在台灣的出版市場上，都已被系統化地引進。這其中，阿城作品曾引起文化界諸多討論，興起一股「阿城旋風」。

在台灣出版界，文學書類並不好賣，但在「民國七十八年以前，大陸文學書籍市場，或許因為好奇，多少還有一定的銷路——至少初版的兩、三千本總能銷售完畢」，引介大陸文學作品最多的新地出版社編輯王文伶說，當時的熱門作家，如阿城、劉賓雁等的作品都有兩三家出版社搶印，可見其盛況。

視聽媒體的力量大無比，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原著蘇童因而感嘆，大家只記得他跟電影的關係，卻不記得他的作品。（邱瑞金）

與傳媒掛鈎

但是好景不常，到民國七十八年以後，大陸作品的新鮮度降了，「文壇內，要求重視台灣本土文學的聲浪越來越高，學院裡的引介也不如從前」，王文伶說，大陸文學書的銷路便跌入谷底。「至今，每個月的銷售量都是個位數。」

大陸文學書的退潮，除了王文伶說的原因外，「從傷痕、反思之後，大陸作家像新生代作家所寫的東西（大陸稱『先鋒派作家』），台灣的讀者看不懂了」，對兩岸文學極有研究的陳信元指出，兩邊生活經驗的歧異，很可能是大陸文學書早夭的主因。

「描寫文革經驗的書，幾乎都賣不好」，風雲時代出版社負責人陳曉林說，「另外，台灣讀者還有『一窩蜂』的特性——只要是『經常聽過名字』的，都是好書。」這也影響一些未成名大陸作家的銷路。

這幾年，大陸的電影風行全世界，許多跟電影、電視掛勾的作家作品跟著水漲船高。早期像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紅高粱」的電影原著），劉恆的《伏羲伏羲》（「菊豆」原著）等，最近，像蘇童的《妻妾成群》（「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電影原著），在市場上都是長銷書。

應用類圖書是台灣書進口大陸的大宗，圖中商業廣告設計書，在大陸極受歡迎。（邱瑞金）

單位購書有考量

在大陸，文學書跟著傳媒走的趨勢，似乎也一樣。來台參加文學會議的＜上海文化＞雜誌副主編吳亮指出，在大家的印象中，台灣的文學書，民眾能說出來的，恐怕還只有瓊瑤、三毛。這些作品至今仍暢行，說起來還得拜傳媒之賜，像「瓊瑤到大陸來拍連續劇，三毛自殺的新聞等，都有助於銷路。」

但除此之外，或許因為在大陸，目前能看到台灣文學作品的「讀者」，仍限特殊幾個研究機關及大學，也或許因為大陸實在太大，相較之下，大陸的台灣文學書市場「就不如台灣引介的完全了」，陳信元說，大陸書市雖也可看到如陳映真、宋澤萊、李昂等的作品，但感覺上，還是以瓊瑤、三毛或如席慕容、朱秀娟等人的通俗文學作品居多。

台灣圖書出版協會理事長黃肇珩指出，台灣圖書不能多樣、有系統的引介，跟大陸整個社經背景有關。

她指出，在大陸一方面因為民眾的教育水準不高，一方面因為個人買書習慣尚待建立，「雖然官方數字宣稱，大陸每人每年平均花八塊人民幣，買五．五冊書，但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教科書」，黃肇珩說，真正常在書市點購圖書的，多半是國營單位。

單位購書當然有其考量，像早年引進台港文學書籍，就刻意以「暴露台灣社會黑暗面」為考量。而這幾年，受到經濟的衝擊，各單位最迫切需要的，當然不是如文學書類般的消遣用書，經濟管理等書籍取而代之。

八○年代至今，大陸文學書市流行「輕薄短小」的散文熱，像羅蘭、梁實秋等人的小品文被大量翻印，多少引起一些熱潮，但已不如八○年代初期，瓊瑤、三毛作品萬人空巷、席捲南北的熱勁。

說起來，包括文學類書籍，在兩岸引起討論的文化類圖書都只能是單一個案，一本本各有其時空因素。像七○年末、八○年初被大陸當局禁印，以檢討中國專制文化為內容的《醜陋的中國人》（台灣作家柏楊著）曾大規模風行，也在大陸文化界造成話題，「實在是大陸人想透過柏楊來說話，這些話若由我們來說，可麻煩了」，吳亮說。

而瓊瑤、三毛等通俗文學書類至今歷久不衰，也是因為「大陸長久以來，從上到下都在強調國家、社會等崇高理想，一旦解禁，例如男女之愛、親情等這些世俗生活的部分，急需補充，台灣文化的這個部分既文字相通，傳媒又推波助瀾，自然趁勢而入了」，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龔鵬程分析說。

而彷彿是天平的另一邊，台灣的讀者是「世俗得太久了，常期望有些崇高、偉大的東西」，龔鵬程說，因此，像《河殤》、《文化苦旅》等書在台受到熱烈的討論，即反應此種現象。

但是「要注意，台灣選擇的，當然也是社會文化需求的部分」，龔鵬程認為，以《河殤》來說，被引介最多的是有關「海洋中國」的意像，而大陸更強調的例如「中國文化的前途」、「西方文化的衝擊」等問題，引起的共鳴就不如「海洋中國」多了。

大陸地區出版品進入台灣地區統計表（機關使用及個人攜帶部分）單位：冊（份）資料來源：新聞局提供。（邱瑞金）

政治人物受注目

《文化苦旅》的歷久不衰呢，（此書在台灣的書市至少有三種以上版本流通），又代表何種意義？

陳曉林指出，這本書能在兩岸受歡迎，證明毋需商業宣傳、造勢，只憑文化人「口耳相推薦」的好書，在書市仍然推得動。此書中論述的「對過去輝煌文化的緬懷，或許也是兩岸人們共同需要的吧」，大陸作家阿城分析。

至於毛澤東、鄧小平等的政治人物傳記，在台灣暢銷及討論的熱度，顯然皆盛於大陸。上海＜海上文壇＞雜誌社副主編程德培指出，《我的父親鄧小平》雖然在王府井書市排行第一，但「首發式」（新書發表會）的反應十分冷淡，如果不是當局刻意低調處理，就是大家的興趣實在不大。

大陸前文化部長王蒙認為，毛、鄧等人的書在台有讀者，「顯然台灣還在大陸強大政治圈的輻射範圍內」，他說，也顯見台灣民眾對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的關切。

文化思想類圖書，不管討論得有多熱烈，認真說起來，其影響或許都只是小眾。在兩岸書市，銷售數量最多的圖書，被出版商視為「大餅」的，其實是一些常被文化人忽略的「應用類圖書」。例如兒童書，建築，語言、辭典等書，或是一些知識性叢書，像世界美術全集、中國考古大觀、醫藥百科全書等。

大陸書店，這幾年陷入經營困境，為了自負盈虧，許多書店將門面租出去，不賣書，專賣錄音帶或鋼筆等文具。（卜華志攝）

合作出書搶第一

講兩岸的「合作圖書」，這類書便是大宗。光復書局總局長王華榮指出，出版商會看準這個市場，主因是它可兩岸通吃，像光復曾重新排印台灣版的《圖解英漢辭典》在北平銷售，第一版就印了五萬份，後市看好。而像《中國古建築之美》、《中國考古文物之美》、《畫說中國歷史》等書，也都是經由兩岸共同合作，書出後在兩岸同步發行，閱讀人口當然也都不在少數。

雖然是兩岸同步出書，但因為社會環境不同，對這類圖書，兩岸讀者還是各有選擇重點。

王華榮指出，兒童書及生活用書如保健、食譜、針灸等在兩岸同受歡迎。但大陸由於經濟正起飛，如經濟管理叢書、商業廣告設計、建築裝璜叢書等賣得最好，一些西方思潮的翻譯書籍也是銷售重點。

而台灣，如內科醫學等，或如專論類的文史哲學圖書，由於出書較少，是大陸書籍引進的重點。

黃肇珩指出，從互相購買版權活動，到共同利用雙方優勢及資源，從互相摸索特性到嘗試合作，這是兩岸出版界必然會走的道路。重要的是，兩岸出版界，甚或整體的大環境，能否解除更多「非出版」障礙，以達到雙方的共利共生。

正常對看圖畫，愈看愈有味

像大陸出版界常抱怨的，出版人員不能來台，因而無從知道台灣有那些好書的問題，經過雙方人員的爭取，在一九九三年之後，已逐漸解除。

又如簡體版大陸書不能直接銷售的問題，大陸出版界常認為是因於意識型態，但「毛澤東的書都在街頭大量販賣了」，黃肇珩說，「其實關鍵在於經濟考量——怕大陸書價太低，影響台灣版圖書的銷售，才是重點」。當然，也有人認為，開放大陸書直接銷售，市場因素其實毋須耽心，因為「買書的人是因為需要而非便宜而買」，陸又雄說，這都有賴進一步的討論。

台灣出版業也有「心腹大患」，目前大陸的出版、發行仍由國家控制，銷售也由國營的新華書店主導，台灣出版社要賣書，只能藉大陸出版社；經由非主要管道的個體書店銷售，合作出版的選題也需經審核。

雖然跟台灣一樣，這類的審核最終也擋不住市場的衝擊，「像星雲法師，由於他反共的立場，中共對他是有疙瘩的，但由兩岸合作的《星雲談話錄》照樣出版，壓不住呀！」甫從大陸歸來的龔鵬程說。但出版發行銷售等問題一日不解決，終究有礙台灣書在大陸書市的正常運作。

或許，不用欣喜於「同步」，或憂慮於「失衡」，共同解除這些障礙，才能使兩岸讀者「正常地」對看圖書，看出更多味道，也看出更深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