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長期觀察兩岸經濟發展，您覺得目前最值得珠三角台商關注的現象為何？
答：中共當局為了遏止經濟過熱而進行的「宏觀調控」當然是個重點，對仰賴基礎原料、鋼、石油等要素的產業影響特別大。此外，去年開始惡化的缺工問題，其實與大陸「三農」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包括珠三角等沿海城市，過去低廉的勞動力都來自農村人口。然而，過去農民常常受到不平待遇，有些外出打工的人匯錢回家，竟然被農村幹部扣下，再加上浮濫的捐稅、攤派，農民權益沒有保障，也因而產生了許多「上訪」訴願的風潮。對於這個擁有八億農業人口的國家，整頓農村、改善農地徵收補貼問題以及肅清不良農村幹部等做法，已是大陸當局解決「農村－農民－農地」等三農問題的既成決策。
同時，過去一向由中共中央制定的糧食價格也慢慢走向市場機制，價格上漲，帶動農民收入增加，當農村居民的預期收入高於沿海都會區的工資，台商就面臨了嚴重的勞動力不足問題。
問：在稅務和投資相關規定上，不少台商認為中共當局似已漸漸緊縮法律解釋空間，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希望以行政力量，引導台商到內陸投資？
答：大陸法規的緊縮，和引導西部投資沒有必然關連。
一九八○年代，大陸要求企業擔負許多社會功能，當時所謂「大而全」的企業，必須附設小學和技術學校；「小而全」的企業則被要求必須提供員工生育、醫療等補助和保障。
不過，大陸近年對於企業角色的要求已經改變，許多社福經費改由徵收與勞工相關的租稅支付，包括退休養老保險金、醫療工殤保險金、住房補助基金等等，這些為大陸職工提供必要的生活福利設施和待遇的規定，名目由中央制定，但企業負擔的比率則由地方決定。
沿海發展起來後，這些社福措施的標準勢必提高，企業發現沿海城市的收費增加，內陸地區卻仍停留在過去標準，才產生了中共當局想要把他們趕往內陸的錯覺。
問：珠三角的投資環境已不比從前，北移和前進內陸會是台商較好的選擇嗎？
答：在研究大陸台商的投資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廠平均要在一個地方待七年以上，才有信心在第二個區位上進行投資。
長三角重點大學林立，足以提供大量的高科技人才，這是珠三角所欠缺的。香港科技大學近年非常努力，想就近替珠三角培養人才，但效果還不明顯。
不過，香港深水港轉運出口的優勢難以取代，珠三角台商北移的同時，也有台商因出口需求而回到珠三角。
而留在珠三角的台商中，有一部分早已著手進行強化體質和轉型工作，例如自行車大廠美利達就善用兩岸分工策略，大陸廠生產低階產品，研發及高階製造則留在台灣，現在又成功進入大陸內銷市場。
基本上來說，珠三角台商應否北移或西進，做加工出口的台商，和以富裕珠三角為內銷市場的台商，兩者需求並不相同。
勇於冒險的台灣中小企業在落地珠三角近二十年後，有沒有動力再來一次大遷移？這要看推力和拉力。眼前投資環境惡化是推力，但新的拉力在哪裡？特別是華南的台商大多已形成產業鏈，在福州附近，跟著中華汽車過去的協力廠就有三十五家，牽一髮動全身，必須謹慎考量。
問：中國因素已成為東亞與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但似乎仍不能完全以市場經濟來看待她的發展，您認為呢？
答：純粹由市場經濟角度來看大陸，常會有許多謬誤。歐盟和美國把中國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原因就在大陸處於由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純粹的市場經濟概念還很難讓他們接受。
對中共當局而言，經濟發展的主要目的仍在於藉此來維持社會穩定，外匯及幣值等純經濟考量並不是重點。
因此對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我認為，用升息和調匯固然可以減少貨幣供給，可是也會帶給製造業極大的成本壓力，衝擊過大將引起廣大失業問題，那才是中共政權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我贊成調整雙率，但調的幅度一定要和緩。
此外，未來中國進行宏觀調控，必須同時減少行政干預，逐步讓市場主導。這樣也許只要再經過三到五波宏觀調控，中國就可以成功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台商的營運也將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