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的坎坷之路──第四權在台灣

今年初國際新聞協會發表的「一九九八世界新聞自由回顧」中有關台灣的部分，開宗明義地指出，台灣在新聞局的建議下，由國會於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三日（應為元月十二日）通過廢 除了有七十年歷史、戒嚴時代殘留下來的出版法，是台灣走向新聞自由的重要里程碑。報告中並引用「自由之家」的評鑑報告指出，近年來在亞洲各國中，台灣 媒體享有最高度的自由，台灣也是新聞自由第一級的國家之一。

這條新聞自由之路，台灣可是走得跌跌撞撞，多少新聞人身陷囹圄，鬱鬱以終；又有多少人虛耗了最具原創力、生產力的青春；而行使高壓甚或暴力的國家機器，是因此換取了國泰民安？抑或是也因言論的不開放而延緩了改革的契機、民主的腳程？

「那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時代，」現任聯合報董事長王必成說。在美讀書多年、深受西方文化洗禮的王必成雖認為全天下言論自由標準只有一個，但也承認當年內戰失利後遷台的國民 政府面對強敵，「生死交關」時的確有著不同的心態與考量，「生存第一、保命第一」，所以民主政 治的分權、輪替、制衡等思想就此擱置，認為新聞媒體應替黨政服務才能確保社會安定。王必成舉了一個現在想起覺得可笑、當時可是很嚴重的事件。

那是在一九七○年初，王必成剛進報社工作，深夜一點鐘接到一通「上面」的電話：「趕快停印，我有一個重要消息，明天要登出來。」報館不知漏了什麼要聞，又怕停印損失不貲， 嚇了一大跳，且聽下去：「資料顯示，嘉義某候選人的曾祖父還是高曾祖父曾經犯案，偷了人家一隻雞，你們可以好好發揮！」

解嚴初期，出版品仍受到嚴格的限制，不准宣揚台獨理念或共產思想；強烈主張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的文化人鄭南榕自焚拒捕，留下千古遺憾，卻也加速了時代的改革。上圖為鄭南榕在街頭抗爭（鄭南榕基金會提供）。

政府就是警備總部

「上面」究竟是誰？王必成認為是黨政軍，以春秋之筆勇於直言、主編「八十年代」在八○年代總共被禁了八十餘次的資深新聞人江春男說：「文工會推給警總，警總又說是文工 會！」以「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罪名入獄近十年的異議作家柏楊則說，「早年是中央四組，後來便是警總。」以他自己的二次親身經驗而言，有極深的體會：民國四、五十年代，一 回他所任職的救國團邀請一旅居日本多年的台籍歌手再度回台演唱，各部門開會討論是否准許，他代表救國團與會，當時教育部、內政部都覺得沒問題，警總代表卻發言：「在此非常 時期，『政府』不准許有這種危險性歌手回來！」；後來他自己因批評時政賈禍，遭調查局逮捕偵訊，但通知家屬送他的換洗衣物到警備總部的公共關係室，一切顯然由警總統籌。

新聞紀錄政治、反映政治，也應當監督政治，但四年內戰兵敗如山倒、倉皇來台的國民政府痛定思痛，認為大陸淪陷得如此快，與言論開放脫序，造成共產邪說傳播迅速有關，因而來台之後對媒體加強管制，除限制報紙家數、張數，以行政命令強制報紙停刊外，更經常透過「中央四組」直接掌控新聞的尺度，老報人都有著深刻的記憶。自立晚報是當時「闖禍」最多的報紙，現中國時報總編輯陳國祥在擔任自立晚報總編輯時曾主編《自立晚報四十年》，記載自立數度停刊緣由，其中副刊登出一「草山一衰翁」稿件，被認為影射老蔣總統，另一 次是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說老蔣總統「自以為是民族救星！」

戒嚴時代數度聯合同業為文挑戰惡法的聯合報，一向以中間沉穩的風格著稱，繼承乃父志業的現任董事長王必成與社長張作錦（下）都強調：聯合報和大部分人民的意見一樣，在政治議題上支持「維持現狀」。（薛繼光）

大敗「九條禁令」

隨著國民政府在台基礎漸穩，對大眾傳播的政策卻益發收緊，但輿論的力量也漸興起。民國四十三年，台灣文藝界先發起了一項「文化清潔」運動；隨後，內政部突然宣布對十家雜誌 以期限不等的停刊處分；緊接著，四十三年底公佈一「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的行政命令，明列九項包括「記載不實消息」、「意圖毀謗元首」至「傳佈荒謬怪誕邪說」等 可能廣義解釋、羅織入罪的條例，一時輿論大譁，聯合報、自立晚報、英文中國日報皆以連續篇幅社論抨擊，當時的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並聯絡民營報紙聯誼會要求政府撤消禁令。結果政府不敵反對聲浪，行政院乃將其退回內政部重擬，宣佈暫緩實施。

民國四十七年前後，台海局勢緊繃，政府又進一步收緊新聞文化政策。首先，出版法大幅修正，行政部門得不經司法程序，對報紙處以停刊、撤消登記的處分，輿論再次大譁，聯合報 連續撰寫十篇社論期期以為不可，自立晚報社長李玉階宣佈從此脫離自「五四運動」後便加入的國民黨，並在報頭下方註明「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為自立晚報多年來的招牌。國 民政府雖仍強行通過出版法修正案，卻向報界透露該法「通過但不實施」以為妥協，直到今年初出版法廢止，這個老虎的確沒有動用利齒咬死人，只是象徵性的「備而不用」；同時， 另一隻更直接更厲害的老虎也出現了。

社長張作錦。（薛繼光）

「反攻無望論」

也是在民國四十七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接管所有有關戒嚴、警備、出入境管理、文化檢查、郵件檢查、軍法審判等業務，直接聽命於政戰系統最高領導人及國安會副祕 書長蔣經國。

在這樣日益緊張的氛圍中，針對知識分子發行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卻發表「反攻無望論」、「蔣總統不會做錯決定了吧？」等言辭越發犀利的文章，一方面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一方面積極籌備成立反對黨，終於造成這個當時有胡適支持、並有自由中國言論自由櫥窗之稱的雜誌關門，一手創辦發行的雷震以「包庇掩護共諜」及「散佈不法言論」等罪名入獄。案 發後僅聯合報和當時台籍民主報人李萬居的公論報以措詞謹慎的社論為之聲援，事後還受軍方杯葛退報，台灣言論的天空顯然更為窄小了。

接下來的十年，台灣言論界更是動輒得咎，一片漆黑，偶然繁星閃爍，幾許異聲，卻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壓聲下越來越弱──民國五十四年文星雜誌停刊；民國五十七年柏楊被捕，判刑十二年；民國五十九年，被菲律賓政府遣返的左傾華僑報人于長庚、于長城兄弟，判感化教育三年。當時新聞協會分會會長王惕吾曾經多方奔走為之緩頰，但是仍在次年遭國際新聞協 會之執委會停止中華民國之會籍，直到民國六十四年，在其祕書長梅耶訪台了解于氏兄弟狀況後，始回復台灣的會籍，因而這次國際新聞協會來台開年會對台灣新聞界人士而言，是對 台灣新聞自由的肯定，也是一項期盼良久的認同。

「不希望多報導」

回到民國六十年，以《傳統下的獨白》風靡當時文壇的異議作家李敖在多年被情治人員「盯哨」後終於被捕入獄，政治氛圍的緊縮與台灣在國際上的空間日蹙幾成正比。同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次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中共，展開「乒乓外交」；六十一年底，日本與我斷交。民國六十四年，老蔣總統去世，嚴家淦總統接任三年後，蔣經國正式接班。其時大力 建設，台灣經濟起飛，國民所得突破五千美元，改革開放的呼聲又漸響起，一方面蔣經國大量栽培啟用台籍菁英；另一方面基層選票也呼應要求社會開放。「中壢事件」便在這段時期 發生，退出國民黨的許信良以將近多一倍的懸殊選票當選桃園縣長，新聞界本來被告以「不希望多加報導」，由於反而街頭巷尾謠言越傳越聳動，聯合報在數天後作了一整版的一手報 導，得到當局認同，新聞自由終於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然而，接下來的路途並不平坦，雛型才露的縣市選舉因中美斷交而停辦，黨外因而分裂為主張體制內抗爭的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與主張走上街頭的黃信介、呂秀蓮、張俊宏等人，創辦「美麗島」雜誌。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發生「高雄事件」，美麗島系幾位靈魂人物幾乎皆入獄，本來可能更早來到的民主化、兩黨制因而延後數年，直到民國七十年代中期，健康情形迅速衰退的經國先生主導體制鬆綁，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第一個最具規模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宣佈解嚴，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 民國七十七年元旦解除報禁，十餘天後，他便撒手西歸了。

「第一個掀鍋蓋的人」

民主開放是一旦打開閘門便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經國先生過世後，政治上國會全面改選、總統全民直選，媒體也在廣電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一波波的解禁後形成百花齊放、資訊爆炸 的榮景，而出版法在今年初廢除後，最後一點象徵性的管制也消失了。

「第一個掀鍋蓋的人應該得到掌聲，」柏楊說，雖然出版法多年以來並未肆虐，終究是個隱憂，所以這次新聞局局長程建人能毅然提議廢除，出版界的人都叫好。更何況，今天媒體爆 炸、商業競爭愈烈的大環境下，媒體搶獨家、追八卦、爭聳動的種種作法極易引起民眾反感，很可能要求政府嚴加管制，那麼新聞一年比一年多，而因法條中的解釋空間頗大，法官的判決往往差距甚遠，經常引起廣泛討論。 人走了半世紀的坎坷路不是又得回到起點？前些時候白曉燕綁架撕票案件除了引發媒體自律討論外，立法委員便有提案管制媒體，就是現成的例子。

新聞人好不容易享有的自由環境還有哪些隱憂或明顯的危機？許多新聞從業人員都指向刑法三一○條的誹謗罪，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指出，解嚴以來，誹謗官司

聯合報社長張作錦也贊成「誹謗除罪化」，即媒體誹謗不應以刑法定罪，而應參考先進國家的作法，以高額民事損害賠償來嚇阻誇大不實、損害名譽的報導。

「資訊自由法」何在？

站在記者的角度，刑法三一○條固然可怕，過去政治打壓可恨，現在無所不在的商業利益更令人氣結。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台灣記者協會創會會長何榮幸舉例：最近經常發生的美容瘦身不合理消費糾紛，幾乎每家報紙都頂多寫「某瘦身中心」，誰敢冒著失去廣告金主的險去公佈其名稱？張作錦則指出，現階段新聞雖已免除政治箝制，但新聞人員還是會碰到籠絡、懷柔、獎懲等方式造成的干預。最令人憂心的，則是太多的媒體造成資訊稀釋或推擠效應，或是媒體壁壘分明各擁其主之下使得言者諄諄、聽者邈邈，新聞自由變得無啥意義。

真的會如此嗎？新聞自由到頭來竟是一場空？何榮幸的看法是，現階段的所謂新聞自由只是表達上的自由，形成媒體儘管評論，政治人物卻可不睬，像是「狗吠火車」，但這也是因為「資訊自由法」、「檔案法」等相關法令付之闕如，許多資訊記者拿不到，評論內容自然大打折扣，日後新聞人應該共同朝此方向努力，新聞自由才能名實相符，善盡「第四權」的天職。

記協還主張媒體內部自由，與媒體業主簽定編輯室公約，可以某種程度上保障記者不受報社老闆影響新聞角度甚或立場。民國八十三年自立晚報被市議員陳政忠買走時，許多媒體人都支持自立同業而連署催生編輯室公約，但終究力量不夠，這樣的理想仍存在許多記者心中。

回首前塵，雖然江春男不免感嘆一聲：「真是不堪回首」，但絕大多數的新聞人還是充滿希望的，他自己已興沖沖地衝到第一線去趕辦新英文報，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