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這個連華人自己都覺得高深莫測的哲學,老外真的能懂?」這是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在德國人家裡看見這本書時的直覺反應。
更何況,這位德國朋友不是漢學專業出身,書架上卻擺了不只一本、而是兩種不同的《易經》譯本,根據日爾曼民族務實的個性,這應該不是拿來當做有學問的象徵或「文化裝飾品」吧?!看出我的狐疑,朋友咧嘴而笑:「易經很玄又有趣,還可以卜卦算命,滿準的。」
我當下雖嘖嘖稱奇,但仍以為這位德國朋友屬於「怪胎」。後來才發現自己真是低估了老外,原來《易經》在德國其實相當普及,學生宿舍裡的德國女同學碰到戀愛、事業、前途的關鍵時刻,便拿出錢幣圍坐桌邊,請教中國老祖宗的智慧,一邊拋擲銅板,一邊翻查《易經》。
「很靈的,要不要試試看?」見我走過,她們還招呼我共襄盛舉,這種對《易經》的熱中再次令我驚訝。

《易經》在歐洲有三百多種譯本,德文版以衛禮賢(左圖)的翻譯最受肯定,葉翰教授所著的《儒學》(中圖)則說明,《易經》是儒家最原始的思想源頭。
回到家,我上網用Google搜索,鍵入「易經」(I Ging),光僅德文就出現九百多萬個相關網頁,加上英文,總數竟超過二千萬筆,熱門的程度令人咋舌!老外狂迷《易經》的盛況,甚至遠超過中國或台灣,《易經》作者若地下有知,恐怕也沒想到三、四千年後會有這麼多海外知音吧。
從網頁中還可以發現,德國有數不清的「易經協會」、「易經研究所」、「易經同好者聯誼會」,以及附設在大學裡的易經學術機構和《易經》論壇。他們經常舉辦活動,有人甚至戲稱《易經》是「東方版的聖經」。
《易經》風靡西方已久,歐美許多名人都對它推崇備至,例如近代精神分析大師榮格曾說:「《易經》是中國古老智慧中最精湛的一部書,它裡面沒有諄諄教誨,也不刻意指示什麼,它就像大自然的一部份,正等著你去發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曼.赫塞也說:「你可以把《易經》當解惑的書,也可以抱著欣賞角度,驚喜於這高明奧妙的智慧。它放諸四海,全天下皆適用。」
德國一位得道的佛教修行者安納加利卡•戈文達喇嘛則說,「《易經》和信仰或迷信無關,也不屬於任何神秘學派;這是大自然觀察及宇宙現象經驗,融會貫通之後的總集,因此和種族、膚色、地域無關,很可惜我們現在才認知到《易經》真理的普遍性。」連鮑伯•狄倫,這位繼貓王之後最受景仰的美國民謠歌手,也強力向身邊所有人推薦:「你一定親身去體會《易經》,我不想講太多,只有一點:你一讀這本書,馬上會強烈感覺到,這一切都是真的!」

訪談中,葉翰教授隨手畫下《易經》圖像,以儒學和《易經》之間的觀點,來看台灣和中國的分合演變,非常有趣。
德國漢學家譚克教授表示,《易經》研究在歐洲歷史淵源久遠,光是譯本就有三百多種,其中德文版以理查威廉(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翻譯的版本最具權威,銷路也最廣。
Richard Wilhelm是基督教傳教士,1873年生於德國司圖佳特,他給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衛禮賢」,並在1899年奉命前往山東青島(當時的德國殖民地)傳教。
衛禮賢停留在中國的時間長達25年,可謂名副其實的「中國通」。他從1913年春天開始動手翻譯《易經》,在國學大師勞乃宣指導下,前後長達10年,1923年終於完成於北京。次年衛禮賢返回德國法蘭克福,成為享譽歐洲的漢學家。
衛禮賢翻譯的《易經》影響當時許多作家文人,例如赫曼.赫塞就因此轉變對基督教的虔信態度,積極投入佛學、中國道家老莊思想及儒學研究。除了《易經》之外,衛禮賢還在1910年時譯出了老子的《道德經》。
衛禮賢去世已七十幾年,這段期間,歐洲雖有許多學者嘗試重譯《易經》,但無人能出其右。而在1950年,美國的漢學家貝恩斯再將它從德文譯成英文,行銷全世界,獲得了「易學研究上的新約全書」美譽。
至於「易學研究上的舊約全書」,指的是全球最受肯定歡迎的《易經》英文版(《I Ching: Book of Changes》),它也是由傳教士翻譯。早在1882年,英國籍的利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在當時中國學者王滔協助下譯成,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比衛禮賢的德文版翻譯還早了41年,學術界公認它是當時最好的譯本。
有了這幾位大師無可動搖與取代的經典譯作在先,後人的努力顯然黯然失色。即使如此,歐美專家學者仍前仆後繼,陸續有譯本出版。
1983年有一本備受矚目的英文版《易經》上市,譯者約翰•布勞費爾德(John Blofeld, 1913-1987)是20世紀傑出的「中國通」,1949年之前他在中國度過美好的青少年時光,對中國傳統智慧哲學極感興趣,經常拜訪道觀、寺廟和隱士,在那裡受到學者啟發,開始研究《易經》。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完成這本「現代版」《易經》。
布勞費爾德在序言中表示,他不想成為「衛禮賢或利雅各第二」,也不是要和先賢的譯本一爭長短,他的宗旨是用現代化的通俗語言給讀者大眾更簡明的解釋,例如有些原文很模稜兩可的地方,他便指點讀者,給一個他認為正確的詮釋。

《易經》在歐洲有十分嚴格的研究,葉翰教授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他背後的書櫃滿滿都是相關的研究資料。
相較之下,東方的顯學──孔子儒家學說《論語》──則遠不若《易經》或老子《道德經》的名氣響亮。為何如此?難道文革時期「打倒孔家店」運動也散播到德國?或是儒家哲學《論語》不合西方口味?
慕尼黑大學葉翰教授認為,答案很簡單,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民主時代當然沒有市場,現代西方人簡直無法想像這種嚴格的長幼尊卑觀念。
話雖如此,葉翰教授在他前年出版的《儒學》一書中提到,《易經》其實正是儒家思想最原始的源頭。因為《易經》裡的「天地君親」各就其位有條不紊,實際上就是儒家強調的君臣父子,長幼有序。葉翰教授並隨手以《易經》的陰陽符號說明他的想法,甚至兩岸關係問題的演進趨勢,都可以根據《易經》「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推測「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無論台灣或中國,都會隨著時間變化找到應該走的路。
葉翰教授對易學的了解令人折服,但是,連中國人都覺得很難理解的《易經》,老外如何下手呢?他回答:「不懂中文的看譯本,漢學家則研讀、參考中國各朝代詮釋《易經》的著作,從中找出自己認為心有戚戚焉的,朝這個方向繼續深入。」
葉翰教授表示,中國大陸的《易經》研究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停滯,直到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周易》出土後,才再度掀起熱潮。比較兩岸「易學」的不同,他認為台灣學者受西方影響較深,探究角度層面較廣,能夠兼顧全球漢學家的學術成果及報告;大陸則遵循傳統研究方式,屬於純「中國式」的,兩種觀點各具特色。

《易經》在歐洲有三百多種譯本,德文版以衛禮賢(左圖)的翻譯最受肯定,葉翰教授所著的《儒學》(中圖)則說明,《易經》是儒家最原始的思想源頭。
多年埋首《易經》,是否對葉翰教授的人生看法與價值觀有某種程度影響?這點他不置可否,但似乎有跡可循。葉翰教授研習漢學有成,曾經投效商界,收入比教授薪水高得多,但幾年後,還是決定重返學術界。葉翰教授微笑:「我想,我還是適合作研究。」淡泊名利的他,每天上下班不開車,以大眾交通工具及兩條腿代步。甚至,當德國老百姓整天怨聲載道,人人痛罵政府無能、改革不力時,葉翰教授卻意味深長地說:「時機未到,強求不來」。
實際上,熱中《易經》並非德國知識份子的專利,近十幾年來,回歸自然的呼聲高唱雲霄,所有具有神秘色彩、東方情調的文化,例如風水、針灸、氣功、中醫、手相、12生肖、推拿,以及佛教各宗派等,莫不大行其道,蔚為風尚,許多德國人對「陰陽八卦」之類的名詞更是朗朗上口,掛在嘴邊。
《易經》在德國流傳廣遠超乎想像,德國人對《易經》或老子的道家思想完全不陌生,已可以媲美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在東方人心目中佔有的崇高地位。甚至,許多星象公司在介紹西方星象的同時,也引用《易經》為人指點迷津。
葉翰教授以學術眼光看見《易經》變成時髦的商品,雖有點啼笑皆非,但他覺得《易經》被普遍應用不是壞事。正如哲學家偉恩.麥艾維利所說:「當今之世,如果不了解《易經》這本書,那幾乎可以說是人類精神生活上一個不可原諒的缺失!」
這一點,德國《易經》愛好者心有戚戚。他們對《易經》的神秘奧妙深深著迷,皆認為《易經》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智慧顧問。套句聖經上的名言「尋者得之」,根據他們的親身經驗發現,凡是認真叩問《易經》的人,都能得到一個回答;透過這個答覆,幫助他們明白自己目前的狀況,從中確定日後的人生方向,並再度證明大自然的規律與人的意識之間,有某種一致的奇妙共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