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星期天。有人提醒說,這是中英鴉片戰爭揭開中國近代史的一百五十周年紀念日。
扭開收音機,一位在西方頗負盛名的資深華裔女作家,正侃侃談起下放勞改、農村插隊的光榮偉大,讓人乍聽像是回到了六○年代的西方,而非身在經過東歐巨變的九○年代。
時光畢竟不會倒流,大勢之趨顯然也難狂瀾獨挽。「你能說讓學生、知識分子離開書本、工作崗位是對的嗎?」「經過天安門屠殺,您仍然為中共當局說好話?」英國廣播公司主持人——這一連串的疑問句式,說明瞭這陰霾早晨不單是九○年春,且恰恰是天安門六四大屠殺周年的前日。
電台主持人接通了倫敦每日電訊報駐北平特派員的電話。
「你聽到我嗎?現在北平情況如何?天安門廣場呢?」
「我實在被困在使館區動彈不得。最近這裡控制很嚴格,連電梯裡也有監視器……」
「我們這樣對話,有人監聽嗎?」
「我不敢確定。我想他們不是每通電話都聽,但很可能隨機抽查。」
「那麼最近北平市民在忙些什麼?」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反蒼蠅運動,人人忙著打蒼蠅。」
「有那麼多蒼蠅可打?天氣很熱嗎?」
「是的,天氣很悶,很熱,到處都是蒼蠅,他們發給大家很『科學』的捕蠅工具。」
「是嗎?那麼就祝你幸運啦!也祝你反蒼蠅成功。」
主持人稍後又聯絡上另一位特派員。
「北大怎麼樣?你看學生會再度聚集天安門廣場嗎?」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學校離廣場很遠,而且一路上武裝警察和便衣安全人員戒備森嚴,別說聚集廣場,就算走向廣場方向也大有問題,——除非你有本事開一輛坦克車進去。」

大聲疾呼為中國大陸民眾爭取民主自由。(Franco Chen)
重演鴉片戰爭?
「聽說公安人員還對外籍記者動粗……」
「是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凌晨一點左右,在北大校園附近,我和其他四個外籍記者,被公安人員用槍頂向牆壁,當時還真以為這下完蛋了……」
「你當時非常害怕嗎?」
「對一個職業記者而言,這種經驗是有驚無險、刺激萬分的。不過,當時我忽然領悟到,一個外籍特派員猶且受到如此恐怖的待遇,你可以想像一般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裡,是如何被層層箝制、拖來拽去的。我想,只有像我當時親臨其境,打心底裡感到害怕的時候,才真正能體會生活在這裡的老百姓是什麼滋味。」
說話的是甫因採訪去年天安門大屠殺,而得到英國記者獎(British Press Awards)年度國際採訪獎的Jonathan Mirsky。他在稍後倫敦觀察家報的專文中,也提及這段經驗。他形容,武裝警察對著外籍記者毆打、恐嚇、追趕,最後逮著他們四個,用自動步槍頂向牆邊;此情此景,彷彿就是電影「鴉片戰爭」中奮勇擄獲外籍兵團的一隊清軍。

漫長的「六、四」夜晚。(取材自今技弘一之天安門.攝影日記)
洋槍坦克,目標人民
時光不能倒流,歷史卻時而重演。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紀念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周年,固然是營造仇外氣氛以轉移人們對六四的注意力;但事實上兩者之間足有可堪玩味之處。
鴉片戰爭之前,至少上溯到啟蒙時代,廣大的中國在西方人印象中是富庶有禮、治國有道的神妙樂土。舉凡宮廷別館、壁紙瓷器,都要加上點中國風味才算時興。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外籍兵團挾著洋槍大砲敲開中國大門,可惜相見爭如不見,豬辮子、鴉片鬼的形象就此深烙,成為中國的註冊商標。
「中央王國」(Central Kingdom)此後國無寧日,被遠遠拋在西方列強之後。
到了廿世紀六○年代,遙遠的東方忽又出了個毛澤東,奇蹟似地用共產主義統治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十年文革無人問,巴黎、倫敦的年輕人,甚至穿著「毛像」T恤,跟著搖旗吶喊。八○年代,鄧小平的「開明改革」又一躍而成西方媒體寵兒,享盡風雲人物的光耀。中國前景,「一片大好」。
直到八九暮春,大批西方記者挾著新聞器材浩浩盪盪隨著戈巴契夫北平一遊,卻趕巧目睹了一場純中國版的洋槍大砲——如今開槍的是「中國皇帝」。

漫長的「六、四」夜晚。(取材自今技弘一之天安門.攝影日記)
是俏姑娘?還是醜巫婆?
隨著一寸寸影片、一篇篇特稿傳回西方世界的血腥見證,頓時跌破專家眼鏡,也震裂了中國大陸欣欣向榮的藍圖美景。至於當權者的形象,更是拉出一條長黑,不單是昏庸愚昧,還加上殘暴恐怖。
十九世紀洋槍大砲為西方人帶走的稀世珍寶,至今仍在博物館裡詮釋中國;六四屠殺的媒體軍團,同樣為全球觀眾帶回了奇聞異事。由天安門歷劫歸來的專家、記者,出書的出書,得獎的得獎。北平市民隻身獨抗坦克車隊的照片,更成為家喻戶曉、處處可見的經典之作。
然而,面對六四之後各式各樣的目擊日記、深度分析、遠景預測,加上黑白書表封面上「內附彩色照片」的說明;一位試圖由書報中了解中國的大學哲學講師形容說,六四之後,他突然覺得中國的形象,像是德國格式塔心理學派(Gestalt)的測試圖形——黑漆漆的一片側影,究竟可以看作是一位妙齡少女或邪惡老嫗,似乎只在一念之間。

「六、四」之後,中共槍決了不少參與抗議者。(池小寧取材自日本FRIDAY雜誌)
槍決放火犯,殺雞給猴看
可不是嗎?八○年代,雜誌裡上海夫妻抬著冰箱回家的朗朗歡顏記憶仍新,中國充滿希望;如今喝著早茶,攤開星期天獨立報附贈彩色雜誌,巨幅跨頁照片赫然是中共「槍決放火犯」的細部血腥場面。引自中國成語的斗大標題「殺雞」(儆猴),足教一知半解的老外半月不肯吃雞。
怵目驚心之餘,仍然仰慕中華文化,嚮往「知的權利」的觀眾讀者不免問道:那麼八○年代的中共就不興「殺雞」?六四以後上海夫妻就不買冰箱了嗎?前者的答案不問可知,國際人權組織可以提供參考數字;至於後者,根據此間電視台在六四周年重播的紀錄片,大陸某電器公司的倉庫裡堆滿了冰箱。人們果然不買冰箱了?問題是,這樣的畫面,過去不是解釋成物資充裕,貨源不斷,前途大好嗎?
隨手翻閱報章雜誌,遠的從七八年鄧小平當選時代風雲人物,封面是:「新中國的希望」(Visions of a New China),到六四周年新聞週刊封面標題「無聲的反叛」。(Silent Rebellion);近的從八六年底泰晤士報書評「正版大躍進」(China: now for the realleap),到九○年初觀察家報書評「大躍退」(Great leap back),「中國」似乎永遠是個行蹤不定,奇異難懂;滿臉笑容,卻一肚子詭計的傅滿州?

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六、四周年遊行活動。(池小寧攝)
重訪天安門
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周年紀念日終於到來,中共忙著安排小朋友在天安門廣場上排隊看邪惡的外國大鼻子——那個堅持要用鴉片換中國絲、茶,而掀起戰事的英國將軍Palmerston,並且諄諄告示:西方帝國主義敵人從未放棄掠奪中國的陰謀。
隨著六四大屠殺周年日近,此間媒體則興起一陣「重返天安門」密集報導,駐地記者也好、特派員也好,都到天安門前走一遭,為失聲多時的大陸人民傳達一點心聲,也試圖為難解的中國謎(Chinese Puzzles),再作解析。
重返天安門,景物依舊,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形容此地繁花似錦,店家忙碌,遊客成群聊天兒;還有女人,套句北平市長的名言,也還是生兒育女,一切如常。
這究竟是不是一年前那個軍車、坦克,呼嘯而過的北平城?
眼明手快的記者很快發現答案是毫無疑問的肯定。
經常由北平發台灣消息的泰晤士報駐地記者凱撒琳.辛普森報導了一個曲折有趣的「新聞」:一位加拿大籍女記者去年六月因採訪民運,將車停在天安門附近一處熱鬧的購物街上,幾天之後即不翼而飛,向警局報案也如石沉大海。誰知道一年後她居然發現自己的車成了警笛大作、耀武揚威的巡邏車,而且還屬於當初報案受理的警局。
車子最後總算物歸原主,只是經過一年折騰,里程表、油表都壞了,油箱自然也是空的。至於警方的解釋是:這部車在當地停了好幾天了,又沒牌照號碼,所以才被「誤用」了。

從倫敦中國城到中共「大使館」的示威遊行隊伍。(Eric Lee攝)
等誰?等多久?等個啥?
許多記者自然也重訪北大,學校正放映「查泰萊夫人」和「最後地下鐵」,吸引了不少學生。年輕孩子還是上課、打籃球、夢想出國……,北大校園看來也一如往常。
「可是當你和他們談起去年,懷疑、憤怒、迷惑,就一傾而出」,一位記者形容,十二個月來,他們一直繞著同一個話題轉:為什麼?那裡出了錯?是不是當初不該堅持?如果接受了趙紫陽的提議又如何?還是像羅馬尼亞學生那樣堅持到底,會不會戰勝?那又會如何?沒有人能回答。
有人說,現在的大陸是乾柴一堆,就等待一把火;有人說,現在大家全在等,等一個人死;也有人補充,不是等一個人死,而是一群人,中國的未來得看他們何時死,以及死的次序而定;更悲觀一點的人則認為中國始終在一個惡性循環之中,沒有人知道逃脫之道。這個農民社會在等的,實則是另一個皇帝。
問及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他們不懂得農民」,一位知識分子告訴西方記者。
「現在大家變得很迷信」,另一位北平人又說了:「很多人熱中練氣功來逃避現實。說不定氣功才能救中國。連高階領導都說,將來可以用氣功去偷蘇聯和美帝的核武秘件哩!」

在日本大阪集會場內佈置了一幅「六.四廣場」紀念畫作。(池小寧攝)
中國皇帝,既老且瘋……
無論如何,去年五月間北平城裏一片興奮、起勁,甚至帶點歡樂的情景,已然是一場不真實的夢。一位記者終於領悟了北平老人家「養鳥」的個中真趣:他們在籠子外罩上黑布,偶爾掀開布幔,鳥兒驟見天光,誤以為自己自由了,就漫聲歌唱,眾老便在這時品評其歌藝身段,最後又蓋上布幔。鳥兒於是當下噤聲。
北平人溜鳥的雅好,這麼形容起來,居然叫人不寒而慄。問題是,如果老人就此揭開布幔,任著鳥兒在籠裡唱歌如何?長年關在籠裡的鳥兒,一旦拉開鐵柵將會如何?就算老人登時撒手西去又如何?
星期天觀察家報的Jonathan Mirsky引用一七九三年英國伯爵Macartney晉見中國皇帝後的一段話作為北平之行的結論——「中國皇帝既老且瘋,是第一流的好戰者。……中國或許不會立刻沉沒,也可能漂流一陣子,然後粉碎在岸邊,總之她不可能在這舊船身上重建。」

明確易懂的街頭表演,足以跨越語言隔閡,在異國傳達訊息。(Franco Chen攝)
六月祭忠魂
重訪天安門,面對一片平靜,中國迷陣似乎更加混沌了。英國資深記者John Gitting回顧去年種種,坦白表示當時的狀況,是沒有人經驗過的,許多事情的真相也無法弄清,「當人們恭賀我們平安歸來,我和其他同業感到不勝尷尬」,他在倫敦觀察者日報寫道。一位讀者為此憤憤投書,指責西方媒體以好萊塢歌舞劇的形式報導民運,讓年輕輕的中國學生模模糊糊地為了個外國觀念(民主),一路唱著讚美詩走向墳墓。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洋槍大砲從來沒有放棄掠奪中國的陰謀」?是四方世界果然船堅砲利、引人嚮往?還是「中國」始終腐敗顢頇、不堪一擊?
年輕輕的中國學生究竟為什麼在去年此時拒絕進食?又為了什麼走向墳墓?今年六四,天安門前那個為向西方記者展示「我們的新哲學」而被捕的中年工人,又是為了什麼?他惶惑憤怒的面容出現在全世界的媒體上,沒有人來得及看清他要展示的「新哲學」是什麼,只聽到他被武警拖出廣場時,口裡喊著﹔「中國人,起來!」
六月國殤,我們記取歷史的教訓,也遙祭千百年來每一代、為掙一個爭氣的中國而捐軀的烈士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