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與人爭,大地為殃
絕大多數新造的田都有排水不良的問題,加上水患頻繁,因土質鹼化而廢耕的土地數量驚人。
美國博爾州立大學教授鄭竹園今年八月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的「中華民族生存發展面臨的嚴重危機」專論中,深入分析大陸耕地面積的變化: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時,大陸耕地面積為十六億七千萬市畝,按當時人口五億四千萬人平均,每人合三市畝左右。
「近卅年來,中共雖開荒、填湖,增加耕地面積三億二千萬市畝,但由於基本建設大量使用農地,以及水利工程失誤,使農田大量鹼化,耕地面積不但未見擴增,反而直線下降,至一九八一年已降為十四億九千萬市畝。
「這一下降面積相當於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區耕地面積的總合。按人口平均,目前大陸每人擁有的耕地面積只合一市畝半,比一九四九年減低一半。
(編按:一市畝約等於六.七二畝;一畝約為○.○二五英畝。)
以農擠魚
農作歉收、耕地減少的「直接效果」之外,圍湖的不少副作用也紛紛出籠。
位在江北的安徽省,冬季霜期原應比鄰近各省長,但託巢湖之福,靠著水的散熱,霜期比其他同緯度地區少一個月。巢湖面積減少後,調節氣候功能降低,安徽省農作就多受霜害之苦。
湖中漁產大減,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洞庭與鄱陽二湖原來共有魚類繁殖的水面二百卅五萬畝,到一九八○年代已降為六十八萬畝。為避免被長江水患波及,沿湖許多地區用治標的方法——用水閘將湖泊與長江的通道堵死。結果,滔滔大水越閘而過,水患不能避免,平白斷送魚類溯江產卵繁殖的生機。
再加上新生農地土質貧瘠,耕作時大量施用化學肥料,而化肥卻隨渠水流入湖中,殃及池魚。往昔以魚鮮蝦美聞名的雲南滇池,如今魚蝦因含磷量大增,已乏人問津。
在圍湖造田導至的「以農擠魚」結果中,全大陸養殖面積減少七分之一,魚產下降一半。長江中的生物,死傷尤其慘重,中、下游的魚米之鄉,成了名副其實的「有米無魚」,洞庭魚獲也由五十年代的六十萬噸,減成七十年代的卅萬噸。
圍一次湖,受十年窮
洞庭湖中還有一樣看起來不太值錢、卻每年為當地賺進三千萬人民幣(依現在匯率約八百一十萬美元)的作物——蘆葦。它可以代替林木,做為造紙的材料,以減少森林消耗,對維持生態平衡有重要意義。
圍湖期間,洞庭曾毀去廿四萬畝葦田,如今雖仍保持全國第一,但賴以為生的居民,仍有「圍一次田,受十年窮」的怨言。
湖面縮小了,航道自然也減少了。過去,洞庭湖畔的城鎮,如長沙、常德,貨運往來都靠航運,湖中共有二百條航道。圍湖和泥沙淤積,使通航里程減少三分之一。舉全長七十二公里的馬凌段河道(馬家吉出凌家灘至津市)為例,在一九五四年被堵起後,繞道而行,航程增加了一百零二公里,運輸的時間、成本提高了一.四倍。
長江還能是長江嗎?
悠悠卅載,「向湖要地,人定勝天」的迷夢,逐漸被大地的反應震醒。如今大陸上的知識分子發出了「退田還湖」的呼聲。
讓一切還原吧!如果把地還給湖,是不是魚也會回到湖裏?是不是蘆葦又會長出來?是不是長江還是長江、洞庭還是洞庭?
黃瑞祥卻認為這帖藥下得太遲,恐怕不能發揮旋乾轉坤之效。「洞庭湖現在每年入沙量是一億公噸,一般載砂石的大卡車滿載時不過是半公噸,如此鉅大的數量,怎麼清除?」他說:「何況還有許多肇因的要素還沒解決。」
黃瑞祥分析,除了圍湖時倒入土石的大量流失外,長江上游沿岸林木的過度砍伐,也導致巨量土壤湧流入江,中、下游的泥沙量因此增多;洞庭是長江東流的第一個湖泊,更是首當其衝。
「加上中共目前發展『四個現代化』,需『材』孔急」,黃瑞祥舉上海縫紉機廠為例,大批縫紉機的鐵質部分已安裝好,只差木頭部分;伐林工作恐怕一時不會停止。上游水土保持若繼續惡化,流沙量無法終止,洞庭的沙土,就永無清除之日。
三峽建壩的新藥方
「還湖」的效果未知,中共當局開出了另一帖藥——建三峽水壩;藥方一出,國際震驚。
三峽建壩的利弊得失,廣為世界各地的專家討論;而炎黃子孫最關心的應是:
三峽水壩是否能治好長江的「旱」、「澇」、「瘦」三害?
歷史上,文化的發展重心從黃河流域漸移到長江流域,如果長江兩岸不再適合人居、不再生產糧食,中華民族還能遷徙到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