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香港華人的沈浮

早在一八四一年，英國就宣布香港為自由貿易港。但在現實上，一直要等到一八六○年英國併取九龍半島，據有了今日著名的維多利亞港，香港才整備了世界貿易樞紐的地位，殖民地商業資本急速發展，在港口、港市地區，以英商為中心的國際貿易商行蝟集，一時十九世紀西方商行、商館、宅邸和倉儲建築櫛比林立，改變了傳統中國漁農村社的面貌。

除了新界仍然保持農業經濟基地的地位，為港九長期供應大米蔬菜之外，港九兩地在英國統治下快速、全面都市化，華人傳統土地資本失用武之地。

相對於十九世紀末葉大陸內地受到列強侵凌，豆剖瓜分，殖民地香港相對的「安定」，引來大量內地以廣州人、客家人和閩南人為主的移民。這些移民中勤勞秀異者，在香港不能像在其他移居地那樣購併土地當地主，便因應殖民地獨特條件，有的在洋商洋行裡當買辦和文員，有的從商為華人市場供應南北百貨，更多手工業者自製自賣，積累財富，逐漸在香港形成華人紳商階級。

這些華人紳商階級固然唯利是圖，但自然地習染了一定的國際視野，在某種程度上，擔任了東方傳統和西歐技術接枝的工作。

正是這些粗備現代視界的華人紳商，早在一八六九年開始慈善醫療工作，至一八七二年，建立了著名的東華醫院，從事醫療、救濟、教育的工作。一八七○年，這些富裕紳商建立「東華義莊」，從事社會福利、慈善工作。此外，一八九六年，在港英國精英階層和華人紳商階層共同設「保良局」，從事治安、救濟工作，促進殖民地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團結。凡此，都顯示，在十九世紀末，殖民地香港已有新血華人紳商登台，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

事實上，從事商貿、船東、代理商、買辦、文員而經濟富裕的在港華人，雖在政治、社會上受歧視，地位卻無法被忽視。據一八八四年統計，因擁有財產而必須納稅的英國人八三二人，華人六四七人。高納稅前十七人皆為華人，英國大貿易商「怡和洋行」列第十八個高納稅者。

統治手腕靈巧的英國人開始吸收這些華人紳商的精英，委以相當的社會地位。受過西方法學教育的伍才（廷芳）在一八八○年被任命為立法局議員。平生出力提倡西方醫學和現代化教育的何啟，也當了二十五年的立法局議員。因經商累致巨富的何東，甚至被敕封為爵士，並破格允許在只准白人統治階級居住的山頂區，擁有豪奢的宅邸。

然而一般而言，廣大的在港華人生活十分艱苦而貧困。他們大都是不堪列強在內地造成的社會動亂，流亡南來的貧困農民。在香港，他們住在類如太平山一帶貧民區，從事黃包車伕、小手工業者、苦力、挑伕、僕役、理髮匠、漁農勞動者的工作。港英當局對華人採取絕對的、徹底的種族隔離政策。華人即使是財富足以驕人的紳商，不但不准住「山頂」白人華邸區，就是香港中部大多數住宅區也不准住，而遭受白人的侮辱，是日常茶飯之事，到處可以看到白人用傘柄和枴杖當街毆打華人苦力。一八八○年英國駐港部隊指揮官艾．多諾班上校寫道：「在視覺上、聽覺上和嗅覺上，歐洲人無法接受中國人為鄰居。」種族歧視的惡意，躍然紙上。

一八九四年冬天，在貧困華人移民蝟居的太平山地區，爆發了一場大瘟疫，在生活條件十分落後的十五萬華人貧困勞動者社區中，造成兩千六百多人死亡。而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間，香港的貧民窟數次發生鼠疫，合計死了兩千五百多人。死者也大都是香港社會下層的華人。瘟疫的恐怖，增加了白人對貧困華人的偏見和歧視。

華人在香港社會中地位低下，固然是作為白人殖民地香港的華人的宿命，但一八七○年以前幾十年間，香港也是白人販運中國苦力──從內地湧入香港的破產農民──到北美和澳洲的轉繼站。成千上萬的華工，以半奴隸的身分，由白人經手，從香港送到北美和澳洲鋪鐵路、開礦山，不少人慘死異域。生活在這個悲慘事實中顧盼自雄的英國殖民階級，對華人有刻骨的鄙視，無寧是「理所當然」的。

從這個陰慘的歷史去看一百五十五年後香港的回歸，就能體會出深長的歷史意義。十九世紀的華人紳商階級，成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華資」──在地華人資本的先行者，他們甚至有能力購併英資而壯大，業種包括了航運、金融、貿易、倉儲、地產、造船、旅遊，總資本僅次於受到權力的特權撐持的英資。

八○年代以後從大陸南來的資本──一般稱為「中資」的集團資本，業種也很廣泛，包括了金融、百貨、土建、地產、航空、船運和倉儲。

傳統「華資」加上中資和東南亞來港的華人資本，華人資本在香港早已占領導地位。七○年代以後成長的香港中產階級新世代的登場，今昔相比，變化就不啻天壤了。

（中國時報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