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探險家走進世界

升起了火，野地就成了人的世界。

鎖霧的山中，升起火堆，火光銷蝕了人與人的距離，橫越山野險阻的疲憊獲得藉慰，心慢慢澄澈了起來。

火，標示著征服。山野之間升起一把火，未知的世界成為已知，火光照耀之處文明遞進。人類用火把照亮荒漠，中國的張騫、法顯、成吉思汗、玄奘、鄭和；西方的哥倫布、達伽馬、斯文赫定、乃至於阿姆斯壯......，無數探險家的步履開拓了人類拓殖的版圖，豐富全人類的智識之庫，留下激昂、浪漫、勇敢而堅毅的故事。

拓原之火照亮了西方，也照亮了東方；照亮了古人，也照亮了今人。二○○○年，由國人籌劃組成的「尋找成吉思汗遠征隊」開拔出發，以將近兩年的時間，徒步行過八百年前蒙古成吉思汗西征路線，成為台灣探險界的最大盛事。

事實上，在山多險峻、族裔多殊的台灣，探險家的腳步從來沒停過，隨著新著作紛紛面市，台灣近代許多外籍探險家來台探勘、或是國內探險家縱橫四海的事蹟，也逐漸為人所知。

一九八○年代「山禁」開放後，姿態各具的台灣百岳吸引了無數的登山客競逐，現年七十七歲的登山老將林山谷回憶，「那時候在法令限制下，會排除萬難上山的總是那幾個『瘋子』，後來山禁開放，情形就不一樣了。」登山客的投入開啟了登山休閒的風潮，而高難度山岳經驗的累積，也造就了新一代的台灣探險家。他們追逐前行者的腳步，從前述的成吉思汗西征，到為數頗眾的台灣古道重現；他們挑戰地球極限，完成百岳已不是終點，無論是中印邊界的珠穆朗馬峰，到非洲吉力馬札羅山......，都可看到台灣登山隊的蹤跡。多次征服「死亡馬拉松」的中正大學研究生林義傑，在完成橫越撒哈拉沙漠及戈壁沙漠的壯舉後，今年更準備向亞馬遜河流域以及南極挑戰，正面對決人類體能和意志力極限。

為了探索台灣史上匆匆一瞥的「關門古道」，政大民族學系博士生鄭安晞從輕鬆的登山攬景走進探險的天地，挑戰位於南投、花蓮兩縣交界處七彩湖到馬利加南東峰之間的層層天險。他由產業道路、林業道路走入獵人的小徑，再進入大型動物踏出來的獸徑。甚或，他和同伴拿著番刀，揮汗如雨，耗上一整個白天在蔓草原中殺出一條路。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頭山羌，跳過許多平時不敢想像的崖壁，」鄭安晞回憶。從城市的街道阡陌到等高線的荒界，他一次又一次走進地圖上的空白地域。

修築於一八八六年前後的關門古道，是清朝最後一條橫貫中央山脈的撫番道路。和清朝所修的其他古道一樣，在修築期間，官方雖然派出可觀兵力防護修道，但古道完工不久旋即在番害、天災和人禍交互危害下，遭到廢棄的命運。

日人佔領台灣後，長野義虎、野呂寧和森丑之助等探險家都曾親往這條西起南投集集鎮、途經關門山，東至花蓮縣瑞穗鄉，長達一百零四公里的橫貫道路踏勘，日本政府甚而一度思考重修。不過，重修之議最終落空，又名「拔仔橫貫道」的關門古道落得柔腸寸斷，重為蔓草佔據。其中只有少部分狀況良好路段，成為布農族丹社群與其他部落之間的連絡道路。

一九九九年，鄭安晞歷經二十次關門古道探險，重現了這條古道，古道專家楊南郡更因此稱許他為台灣「最具有學術探險潛力的年輕人」。

或許是驚險重重，直到今天，鄭安晞還是不鼓勵別人上山探險。他回憶，「當時我第一次帶隊，就直挑險峻的中央山脈東段，直攻拔子山，結果幾乎當場放棄，也差點連累大家。」

踏勘古道的過程中，鄭安晞幾度跌下山谷，也曾和劇毒的眼鏡蛇照面，「至於找不到路，困在茅草、黃藤和水麻裡，更是家常便飯，」他說。

「所謂的『險』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即使只是蚊子也能讓你痛不欲生，」鄭安晞的探險隊在拔子山曾遭遇惡夢般的大批蚊子襲擊，「就算是閉著眼，揮掌一捏都是滿手的死蚊子。」

進入博士班後，鄭安晞鎖定了布農族為研究目標，由於田野調查的需要，山中埋鍋造飯的日子已屬稀鬆平常。「在山中找路，通常是一個人留在原地，其他三人分別往前、左、右探索，一定時間後再回來共同決定，但隨著探險經驗的累積，生物性的本能似乎被喚醒，到後來，找路，憑藉的是類似直覺的一種本能，非常準確。探險讓我找到了自己不知道的自己，」他笑著補充。

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指出，早在一八八○年代，地球已是名副其實的地球村，每一個角落幾乎均已為人所知，也都大致繪成地圖。他認為，自那個時代以降，探險不再是「發現未知」，而更像一種挑戰，帶有強烈的個人和國家競爭的成分。

困頓的環境裡，生存的本能被激發，人性中的探索慾激盪著毅力與體能，也形成決心與勇氣的嚴酷考驗。

「走到後來雙腳麻痺，雙眼呆滯，人完全失去了感覺，甚至沒有辦法思考，」曾為「尋找成吉思汗」遠征隊兩名女性隊員之一的王光玉回憶。

一九九九年，成吉思汗遠征隊即將浩蕩出發前，長期接觸大自然、對登山有無法克制的熱愛的王光玉興奮地寄出履歷參加遴選。在獲選為隊員後，王光玉接受數周集訓，四男二女的遠征隊在傳媒界注視下，隨即由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出發，展開一萬七千公里的遠征。他們沿著著名的天山山脈、穿越帕米爾高原、興都庫什山，再由高加索地區抵達裡海，在預計一年半的時間內，探險隊要穿越十五個國家。

在宣示台灣勇氣、追求冒險精神的大旗下，遠征隊員奮勇往前，無論晴雨，每天都要走上三十公里路程。

然而，急行軍的方式讓隊員幾乎無暇停下來看看風景，了解文化。由於腳程慢，王光玉常常跟不上隊友的步伐，在一望無際的荒漠和高原裡更覺沮喪，對於探險的浪漫懷想也一點一點銷蝕。

在歷經將近一年的時間後，王光玉和另一名隊友陳國瀚決定離隊，脫離苦行僧式的長征。幾個月後，當遠征隊完成任務，在莫斯科風光舉行慶祝酒會時，王光玉和陳國瀚卻又籌錢回到中亞，這次沒有媒體關注，沒有壓在身上的重擔，在烏茲別克，他們用另外一種方式了解成吉思汗。

「那段時間看了許多成吉思汗的傳記，真正親近成吉思汗，了解了當地的游牧傳統，」她說，「即使烏茲別克曾經遭到所謂的花喇子模屠殺，但當站在受損的清真寺前，他們仍認為成吉思汗是大英雄。」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毛澤東曾喟嘆，成吉思汗建立的歐亞帝國大多屬於乾旱地帶，除了堮濱外，年平均雨量不及三百公釐，但只要這位會「彎弓射大鵰」的英雄事蹟繼續流傳，一探黃沙漫天的遊者仍將不絕於途。

有人追求王國，有人追求精采；有人走向黃沙漫漫，也有人走向雨林深處。在一九七○年代，台灣人出國旅遊仍屬罕事，作家三毛以一系列異地風味的散文作品，成為暢銷作家，以文字帶領讀者遊歷當時不可及的遙遠國度。曾出版多部暢銷探險作品的徐仁修，當時在農林廳工作，他卻把握住難得的工作機緣，毅然前往陌生的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

在尼國三年時間內，徐仁修在當地人的嚮導下，一有空就往雨林裡鑽，也開啟了他一生對雨林的熱情。占地表面積百分之五的雨林地帶，涵養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物種，物種多，平添了樂趣，也象徵著危險。「像是亞馬遜河流域，各式的毒蛇和菌類聚集，再加上植物、鳥類、爬蟲類和昆蟲，無論是水中或陸上都可說是步步危機，」徐仁修說。

從中美洲回來，徐仁修不久後前往菲律賓，也陸續造訪了東南亞的雨林，行程遍及印尼婆羅洲、爪哇島和中南半島等地。他將雨林見聞，以平實、誠懇的筆法，寫出一本本介乎探險和旅遊之間的散文，啟發了許多讀者對於探險的想像。

從新竹的客家庄一路走向雨林，徐仁修回憶二十多歲那年，父親告訴他，「能到那麼遠的國家去看看，是很多人一輩子沒有的機會，」父親一語讓他不再猶豫不決。

「誰說中國人缺乏探險精神？」徐仁修舉婆羅洲上的卡揚人做例子。卡揚人居住在拉壤河和巴蘭河上游，目前大致仍保持游獵生活型態，更早之前，他們也有獵人頭的習俗。當地酋長告訴徐仁修，在當時，唯一敢深入卡揚人領域，以火柴、鹽巴、糖等物品和卡揚人交易的就只有華人。「在中南美也是啊，許多客家人湧入亞馬遜河流域淘金，連手持機關槍的毒梟都沒辦法把他們趕走，最後是因為瘧疾肆虐，才逐漸退走，」他笑著說。

「四海都有中國人，沒有相當的探險精神，又如何辦得到？」徐仁修認為，「只是他們的探險大多帶有強烈的利益導向和功利目的。在生存壓力下，這也是不得不然。」

或許是見聞了太多生存壓力對於人性的扭曲，人類掠奪和貪婪導致環境的破壞、雨林的消逝，原住民族遭遇外來優勢民族的侵入，徐仁修在鼓勵年輕人外出探險之餘，也強調，探險純粹是豐富人生閱歷。

或許因此，談到他心儀的探險家，徐仁修毫不保留地述說對兩年前逝世的「老頑童」畫家劉其偉的崇拜。「劉其偉探險，無論隨興所至從事人類學考察，或是以畫筆紀錄探險所見，唯一的目的在於使自己快樂，豐富自己的人生並樂於與大家分享。真正的探險就該像這樣。」

為了奇經絕卷，為了奇風異俗，為了礦產，為了著書立說，為了賞玩美景，為了殖民，為了市場......，幾千年來人們前仆後繼，探尋險地，目的各不相同。成功的探險家載入史冊，更有不少失敗的探險家埋屍荒野。

在著名的好萊塢探險電影《印第安那瓊斯》系列裡，白人主角不斷出入原始民族的聖地，同時扮演著劫掠寶物的大盜和拯救原民的英雄角色，這樣的情節看在卑南族的林阿民眼裡，別有一番滋味。

利用長假上山打獵，林阿民從台東趕回台北，他開玩笑說，「從真正的叢林回到都市叢林」。很多漢人到原住民獵場探險，他說，但獵場就是用來打獵的。「有時候，在山上一待就是幾個星期，獵場的獵物開始變少了，就再往深山走去，尋找了新的獵場。」

「這樣的行動本身很像在探險，但其實只是求生存，」他笑道，農業社會開拓農地，游獵社會找尋獵場，探險是生存需求的產物。

人類探險的腳步持續之際，對探險活動意義的反思也開始不斷發酵，諸如對於哥倫布歷史地位的重新檢視。捧著西班牙國王詔書，一心想找尋「天朝」中國的哥倫布，碰巧「發現」了印地安人久居的美洲，改變人類歷史，因而得享偉大探險家的美名。

然而，即便「偉大」的哥倫布如今也不能免於不同聲音的批判。論者以為，哥倫布的「發現」導致歐洲列強的殖民，開啟了無盡的掠奪與屠殺。探險由挑戰未知，錘鍊人類意志，淪為赤裸裸的物質掠奪，這或許不是哥倫布的本意，卻足以讓後起的探險者引以為鑑。

在國內，初萌芽的各種探險活動，可說是旅遊獵奇風潮的延伸。一九九○年代開始，隨著國內旅遊風氣興盛，大量的探險旅行書籍面市，內容也從目的地的花絮性介紹，慢慢過渡到探險文學或是較嚴肅的論述。

被探險界人士稱許為「全台灣讀過最多探險書籍」的詹宏志即在一篇文章中說道，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帶回知識和文化，改變了「自己」；西方近代探險卻輸出了殖民與帝國，改變的往往是「別人」。中華民國「山河探險協會」會長徐海鵬也呼應詹宏志的說法，並認為中國傳統的「王道思想」，是造成此一根本不同的主要原因。

詹宏志說，藉由了解西方探險史，不但可以更了解西方文化闖入、突破與征服的特質，更可以在戲劇性的探險歷程中，了解人性的多重可能──無論是向上或者向下。

不過，從旅行、休閒風潮到文化評論，近年來探險書籍在台灣應運而生，背後隱然帶著更重大的意義。

探勘過關門古道，鄭安晞利用現代技術，將關門古道完整地重現在地圖上。在探勘古道期間，鄭安晞蒐集了所有清代、日據到國民政府時代的地圖，標示不清的結果卻讓找路的鄭安晞吃盡苦頭。「有的地圖只有殖產、有的地圖甚至只有等高線。」

而除了鄭安晞之外，著名的古道專家楊南郡以及環保生態作家劉克襄翻譯編撰了多冊前人和本身探險台灣的書籍，打開了國人對於台灣的新視野，也讓清朝乃至於日據時代的歷史獲得新詮釋。

有了新地圖，有了自己寫的歷史，前文建會副主委、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說，台灣人民得以重新了解、詮釋這塊土地的歷史發展，才得以在歷經多國殖民之後，以自己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走出所謂的「後殖民」魔咒，這似乎是台灣本土探險風潮背後的一股驅動力。

二○○三年，現年四十三歲的陳一仁繼登上北極點後，再度成功登上南極，是國內極少數具有雙極經驗的探險者。雖然刻意低調，但是這位童子軍的木章訓練員回國後還是接到不少詢問電話，「國內有意前往南北極的人不少，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看到更多人成行，」他說。

無論是南北極，或是最新的探險樂園──外太空和深海，把原始未知的，變成文明的「我們」的一部分，是人類不變的動能。仔細查看探險史，科學不斷進步，交通工具將不可能的險阻變成旅遊勝地。徐海鵬笑著說，「但，什麼都變，人心尤其該變。」

「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探險，促成了日後大量的移民潮，人類的資源開發、土地利用都來到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強勢者對於弱勢的掠奪也達到頂峰。一百年後，文明已將地球的資源一一呈現在人類眼前，今日的探險家，卻在撰寫自己的故事之餘，對於環境以及相關問題有了更高的自覺，更願意帶著檢視的眼光，自問資源使用是否合理。

「今日的探險家也必須是保育者，」國家地理雜誌總裁法黑主張。而多次來台的英國保育專家珍古德也指出，人類對於資源的濫用若不改善，物種滅絕後，地球上將沒有任何新事物可供探索。

同樣的，幾十年來探索雨林，雨林消失的速度讓徐仁修心驚。「我們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換個方式？讓自然資源不致快速消失。」

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外，台灣利氏學社的魏明德神父主張，新時代的探險必須是共同的、雙向的，「探險的意義在於打破藩籬、超越隔閡。過去探險者和被探險者涇渭分明，強勢民族侵入探險、原住民被探險、被剝光來審視。但今日的探險者則需要打開自己，讓別人也來探險，」他說。

無論是探險還是被探險，對於未知的探索打破了種種設定，讓不可能成為可能。而探險步履行過之處，人我之際也被打開。

完成關門古道探索後，鄭安晞順利的寫出一本書。收穫？鄭安晞說他學會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山。「對原住民而言，山是活的、具有對話能力的，而我們漢人眼中的山，似乎還停留在等待征服的天險。」

而想起由阿拉伯語系轉修歷史系再到民族系博士班，登山燃起他對於古道探索的熱情，再一頭栽進學術探險的行列，一連串因緣際會的過程卻讓鄭安晞搖搖頭，露出「我也不懂」的笑容。

「尋找成吉思汗」的隊員王光玉退出壯闊的探險計劃後，媒體不再蜂擁而至。立志要遊山玩水的王光玉和一同退隊的陳國瀚成了最佳拍檔，結伴探索中亞、蒙古。去年，兩個人走入禮堂，互許為人生伴侶，一同進行更長的冒險。「西征期間，因為我體力較差，常常脫隊，他的鼓勵讓我感覺彷彿是上天派個家人來照顧我。」那段未竟的西征，以另外一種方式帶給王光玉豐收。

徐仁修十幾年前成立了環保團體，將探險的熱情投注在推廣保育概念上；林阿民為了工作告別山林，他說在台北的日子更像是在探險，充滿了難以理解的人和事；而幾乎所有探險家一致推崇的劉其偉，則在前年帶著眾人的不捨離世，繼續探索另一個更神秘的世界。

火光明滅，世界改變著，探險持續著，不斷向巨大的未知進軍；也像一面照妖鏡，照亮人性中幽微的角落。

無數動人的故事流傳著，捧著熱茶、薄酒，有人熱切地說故事、有人專注聽故事。

但，最動人的故事猶是空白，必須自己走進那片廣大的未知，以勇氣去撰寫。

命運的因緣際會，打開徐仁修探險大門。在他的生花妙筆下，種類龐雜的雨林生物被寫成一本本暢銷著作，荒野保護的志業也就在閱讀之中獲得傳達。（徐仁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