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篇秋海棠，還是老母雞？

夏禹的故事中國人都不陌生，台灣的歷史教科書裡他是位賢君，治水有功，百姓對他很感恩，因為他的功績，加上兒子啟很賢能，故受諸侯擁戴，開王位傳弟、傳子之局。

大陸則採反面說法，指因禹擔任部落聯盟首長後，權力增加，誰不服從他的領導就要受處罰，他的家庭因而取得特殊地位。禹死後，他的兒子啟「破壞了部落聯盟首領的慣例」繼位，從此「世襲制度」代替了「禪讓制度」。

有趣的是，香港方面將中國歷代王朝的開始，溯及到信史開端的商朝，夏朝不談，大禹和世襲的關係自然不知。但對大禹的治水的功績倒是十分肯定，中學一年級的課本中描述禹經過十三年的不斷努力，終於把洪水治平，「治水期間，三過家門而不入，這種公而忘私的精神，深得人們的敬佩」。

有關品德修養的課程，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又如何呈現？香港高中教師詹應南認為，由於香港並沒有「公民教育」課，有關品德修養的精神全融入各科教材內，比如說化學課本文中特別提到「做實驗要注意節儉，不要浪費材料」。

相對於香港的教材走向，大陸和台灣似乎傾向將品德教育放在單一的課程中，但兩岸的重點又不相同。舉例來說，孝親敬長的道理兩岸都重視，但究竟出於何因？台灣的公民教材說是為「表達由衷的感激及敬意」，大陸則說為了「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

禮義廉恥的標語對大陸學生有無意義？品德思想教育如何教？兩岸三地有不同做法。（薛繼光）

不同的意識型態

兩岸三地的教科書內容有同有異，差異的部分，經過專家的比對，認為「遠超過事先的想像」。

雖然是否應以政治來領導學校教育、掌控教科書內容，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但台北師範學院教授歐用生指出，放諸世界各國，大概很少政治領導人能不重視學校教育內容，或不將政治意識融入學校教材中。

特別是意識型態，台灣、大陸兩岸的教科書差異最大。

兩岸教科書據以為編寫標準的各科編寫大綱上（台灣稱課程標準，大陸稱教學大綱），「一信奉三民主義，一信奉共產主義」，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黃政傑指出根本的差異。

儘管各有信仰依據，但比較起來，大陸從教學大綱到內容，充滿共產黨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擺明了教育就是要為政治服務」，黃政傑說，台灣的編寫大綱上雖也涵蓋三民主義的精神，但在文史科目課本上「寫來模糊而抽象，總希望大家都可接受，而非為少數黨派或利益團體服務。」

大陸教學大綱的政治指導原則，在語言歷史等人文學科有「語文教學必須以馬克思為指導，全面貫徹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物質和精神文明服務」（初中語文教材教學大綱）等說法；就連看來跟政治毫不相干的生物課程，也可以「通過生物學的基礎知識的學習，使學生學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的要求」。

以「務實」為教材傾向的香港教科書對於意識型態避之唯恐不及，對於歷史事件的敘述以事實為主，論及衝突的因素，也儘量避免褒貶之詞，而將優劣點並陳，比如對於秦始皇這位兩岸教科書所熟悉「暴君」，香港中學的教材中以「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來論述他的施政。即使是大陸、台灣兩岸都痛貶的「焚書坑儒」也有「積極方面」：「除了藉以鞏固政權外，對樹立統一觀念和消除割據意識，也有一定的作用」。消極方面，則是「箝制思想……令許多人士反感……下令焚書……使中國文化遭到極大的損失」等。

「標語文化」是兩岸共通的現象，廣州街頭的這些口號反映了大陸的「基本國策」。（卜華志攝）

誰最愛國？

台灣、大陸兩岸教科書對於意識型態的貫徹方式，大體可以形容為坦白直率（大陸）對模糊曖昧（台灣），這在小學教材中就可明顯看出。

大陸地區小學六年級的「思想與道德」課本上有這樣一篇附錄：

「我愛萬里長城，我愛江河；

我愛五星紅旗，我愛白鴿；

我愛紅領巾，我愛花朵；

我愛爸爸、媽媽

我愛老師、同學……

你要問我最愛什麼？

一句話：

我最愛我的祖國！」

很明顯地，這課教的是「愛國」。看到這樣的寫法，年紀在四、五十歲以上在台灣成長的中年人士，也許會發出會心一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師大教授黃政傑說，但是那樣歌頌昂揚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的國小「生活與倫理」課本，「愛國」的故事是這樣講的：

有一天，爸爸帶龍龍去苗栗大湖採草莓，他們在苗栗山腳下看到一座塔。龍龍問，那裡供奉哪個神？爸爸回答說：那裡供的不是神，而是領導台胞抗日的羅福星烈士，他是祖籍廣東，出生在印尼，後來遷回廣東，因而有機會學習中國經史詩詞等，奠定良好國學基礎的中國人。

除「大湖鄉採草莓」外，在「生活與倫理」課本上，「愛國」的主題尚有「到故宮看文物」、「田單復國」等。

教科書裡，對少數民族的觀點應該如何？不只是兩岸三地，世界各國都在討論這個議題。

己所不欲VS．愛憎分明

強調對政治領袖的尊崇，是傳遞愛國思想的重要方式，在台灣、大陸兩岸的國小語文課本上，出現了不同的領袖形象。

歐用生的研究指出，台灣在出現孫中山跟蔣中正時，主要描述二者小時候好學、上進，又有愛心等。但大陸的毛澤東出現時，則是穿著一件舊棉衣捨不得更新，要部屬千方百計勸說才換上一件新棉衣；要不就是他小時幫阿婆收稻穀，將自己一份收成讓給窮苦的夥伴；此外就是他身居領導地位，指導兒童團員建設祖國，帶領八路軍鬧革命、打仗等等，是這樣一個「慈祥仁愛，勤儉為民，受人民敬愛尊崇的人」。

從政治符號到政治概念，兩岸教科書傳遞的訊息，幾乎沒有交集；而香港教科書對於這些政治議題則是刻意從缺。

兩岸的語文課本出現的政治符號，台灣主要為國花、國旗等，大陸則是人民大會堂、北京、天安門、五星旗等。對軍人的描述，台灣重「保國衛民的貢獻」，大陸則讚揚紅軍在過去「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就。

擴及到對社會、人民的概念及看法，兩岸教科書所呈現的內容也不一樣，如對「朋友」的看法，台灣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陸則認為朋友交往要「愛憎分明」，重「諍友」，勇於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陳光輝指出，從公民類科（大陸稱思想政治）的比較看來，兩岸強調的價值觀，如集體對個人，儒家思想對社會主義道德，自動自發對服從等，使他覺得兩岸教育體系下的中國人有很大不同，需要加緊溝通。

在未設「公民與道德」科目的香港，各科教材中以事實佐證來說明各項美德。強調個人發展的學校教育訓練，使得香港人較台灣、大陸兩地的中國人重功利而精幹。

這幾年，大陸陸續發掘出許多考古成果，台灣的教科書尚未及時列入。（張良綱攝）

從壓迫、剝削角度來看歷史

意識型態的不同，也影響到兩岸三地的歷史圖像及世界觀。從歷史科的對比中，差異更為清楚。

從章節的排比，歷史基礎知識的選擇、歷史解釋等，都可看出台灣、大陸兩岸史觀的不一。「一從傳統王朝，帝王將相的角度；一從人民，從被壓迫與剝削的角度來看歷史」，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壽南說。

大陸教科書以原始、奴隸、封建、半殖民半封建、到社會主義社會來排列章節順序，有別於台灣以夏、商、周……等朝代順序來排列。

史觀的不同，使一些歷史人物，在兩岸教科書的描述呈現下，彷彿是兩個不同的人。

夏禹的故事就是一例。對兩岸事務、歷史都很關心的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龔鵬程指出，其實兩邊講的都對，也都錯，因為各取一半，「台灣強調禹受諸侯擁戴的前半，大陸特寫禹罰殺諸侯的後半，各有所取罷了。」而香港教材中現實取向最強，乾脆只看夏禹「公而忘私」的部分。

王壽南指出，大陸重平民史，強調人民之間的戰爭，與其階級史觀有關，跟台灣顯著不同。而台灣，強調的還是傳統的史學觀，注重的是高層次的、國與國之間的交流等。因此大陸教科書強調的「人民鬥爭史」，如周朝國人的暴動、秦末大澤鄉起義、新莽綠林赤眉起義、隋末瓦岡軍農民戰爭等，這些對沒有這些概念的台灣學生來說，都十分陌生。

這尊在大陸廣東中山市國父故居紀念館裡的國父銅像，與台灣習見的樣子有些差別，但兩岸三地對國父卻一樣尊崇（卜華志攝）

「民族英雄」李自成？

也因此台灣的課本中的流寇，像李自成、張獻忠等，在大陸皆成了「民族英雄」。

例如唐代黃巢這個人物，台灣歷史教科書以「黃巢之亂」來形容，說他是唐後期變亂中「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大江南北廣遭劫掠」、「洛陽與長安都先後淪陷」。在敘述時，使用「亂」、「劫掠」、「破壞」等字眼，正是台灣的觀點。

大陸的敘述則是：「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奮戰十年，行程幾萬里，席捲大半個中國，在長安建立了政權，瓦解了唐朝的反動統治。」「起義軍的奮戰」、「唐朝的反動統治」等，呈現了大陸的觀點。

這個例子也可看出香港「務實」的基本態度——對黃巢不褒也不眨，只稱他的起事為唐末民變中「勢力最大而且為時最長的」。

外國史部分，台灣、大陸兩邊的重點也不相同。

台灣重西歐、美國史介紹，大陸重民族戰爭及平民戰爭的描述，如拉丁美洲反西班牙獨立運動、埃薩俄比亞之戰等，「有些戰爭，連我們也不知道」，王壽南教授說。

外國史如古埃及歷史，台灣重文化層面的介紹，大陸強調奴隸制。文藝復興，台灣強調「主要精神在講人文主義，使人重新領悟到人的尊貴和重要性」。大陸則認為，新文化的復興係「為資產階級而服務」。

兩岸教科書裡對世界各國描述的篇幅及重點差異頗大，是否也會影響兩岸學生的世界觀？（簡永彬攝）

兩本現代史

在近、現代史的部分，兩邊更是各說各話，「讀起來像是兩回事」，王壽南說。

例如黃埔軍校的建立，大陸強調的是「在蘇聯和共產黨的幫助下」成立的；台灣沒說得那麼明，但從上下文意讀來，故總統蔣中正居功厥偉。

抗日戰爭方面，台灣教科書以「七七事變」、淞滬會戰、日軍暴行、抗戰軍事的進展、抗戰時期的內政外交等列序說明，基本上採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立場。

大陸則強調共產黨在抗戰後戰場的全面開闢，強調「國民政府因怕人民在抗戰中壯大力量，只發動政府及軍隊的片面抗戰，造成戰場的嚴重失敗，共黨實施全面抗戰，有利配合國民黨的全面作戰，威脅敵人後方。」

對國民黨及蔣家政權，大陸教科書非常不友善。如現代史講「南京政權成立」有如下的敘述：「四大家族是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四家，他們利用國家政權，巧取豪奪，積聚巨額財富，又依附英美帝國主義，成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官僚資產階級。」而如「國民黨反動派」、「蔣家王朝」等更是他們常用的形容字眼。

比較起來，對共產黨及毛澤東等共產黨員，台灣教科書用的字眼持平得多。在談到毛澤東時，只在剿共時一筆帶過，完全沒有敵意傾向。

近現代史部分，香港方面只敘述事實部分，指抗日戰爭國共兩方的「貢獻」都有，但認為「國軍為主要的抗日軍力」，而抗日的第二階段中「八路軍」及「新四軍」亦發揮牽制日軍的作用，而且，共軍在抗日戰爭坐大了實力。

相較起來，香港教科書編排活潑，意識型態較少，傾向務實作風。（薛繼光）

漢人沙文主義不見了

在大陸近現代史的教科書上，看不到台灣教科書下講授甚多與台灣相關的史料，如台灣的開發、建設，台北成立興中會支會等，「大陸是將卅八年以後的中華民國，當作消失了看待」，王壽南老師說。香港對國府遷台之後的歷史則著重經濟成就的描述。近現代史的年代，延伸到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訪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曾納入教科書內容的天安門事件，完全刪除。

但兩岸也有相同立場的地方，像對國父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兩岸都一致肯定。一些歷史人物，像促進民族融合、立功異域的人，如張騫、班超等；抵禦外侮有功的，如衛青等；及對學術思想等有偉大成就者，如司馬遷等，兩岸都持肯定看法。

比較起來，大陸對少數民族較尊重，在教科書中不見「漢人沙文主義」，課文中找不到戎、蠻、夷、狄等形容詞，也沒有「五胡『亂』華」，「靖康『恥』」寫成「靖康之變」，孝文帝「漢化」寫成「改革」等，研究大陸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師大歷史系教授廖隆盛認為，「比台灣平實許多。」

隨著兩岸的交流越多，兩岸對歷史的看法也有些部分建立了共識。王壽南指出，像「五胡亂華」，在新的教本裡，已不再強調是隋唐的「對外武功」了，很可能將來以「內部戰爭」來處理；而大陸，也不再說抗日是共產黨打的，逐漸承認國民黨的抗日功勞。

秋海棠和老母雞

國立編譯館在語言科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大陸所選的課文，古文、詩詞較少，白話文及小說、戲劇較多。相較之下，台灣所選的文言文較多，且包羅萬象，從論語、莊子、尚書左傳，至史記，連佛典的翻譯都有。而且在台灣國文科的教學目標上，還明列「學標準國語」、「毛筆書寫能力」等大綱，顯然台灣的國文教科書，除附帶語文能力的訓練外，還肩負傳承文化的使命。

兩岸地理教科書的比較，最令人印象深刻是中國地圖。中國有多大呢？台灣是「秋海棠」，大陸是「老母雞」。誰對誰錯？因政治的緣故，台灣仍採行「秋海棠」的地圖，但目前已在註釋上適時加進民國卅八年後大陸如鐵公路建設等建設，或可彌補一些缺憾。香港則以「老母雞」為中國版圖。

台灣有些地理老師認為，大陸教本中，以民謠俚語等口語型式，來表達地理現象，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沸泉像鍋嘩嘩開滾的開水」，「要想富，先修路」等十分欣賞，許多專家也在討論或許可參考加入這些教材。

誰是「藏鏡人」？

讀了這麼些看來有些相同、事實上是很不同的教科書有何感想？曾在海峽兩岸都上過課，目前念天津南開中學初中三年級的林同學說，都是要背的，背過就忘了，哪會有多少影響？他認為，教科書唯一的用途就是方便考試！

龔鵬程教授認為，其實教科書傳遞的是一種人生的態度。也許讀多了大陸那樣講階級鬥爭、反抗壓迫的教科書，大陸的同學會比較知道人生的黑暗面，面對人生的波折會比較有競爭力也不一定；反之，在台灣常講仁愛、互助、誠實等教科書的薰陶下，或許同學未來對社會的看法，會比較往平順通達的那面去走，但真正面對險惡環境時，或許會比較驚慌失措也不一定。

但龔鵬程強調，這些都只是猜測而已。因為誰也不知道讀過這些教科書，「內化」成價值觀的東西，究竟有多少？或許兩岸政治、經濟、社會的差距，才是真正的「藏鏡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