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新金山──雙語雙贏

八年後他仍清楚記得哪天抵達台北：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三十歲那年由王安電腦派駐台北分公司工作時，王承倫的中文很「破」，連「你的父母從哪裡來？」這樣的問話都要請對方再說一次，高中選了一年中文課程，學到「爸爸」、「媽媽」，但「父母」二字還沒有列在中文教學的字彙裡。

為政治、教育、環境種種因素移民的華人，第二代在長大成人後，紛紛選擇回台就業。（薛繼光攝）

前進亞洲

王安台北分公司的所有員工都是本地人，開會時說國語，「別人看我的反應好像我聽得懂，可是我完全不懂，我一直寫字，用拼音，晚上在家查字典，才知道原來白天說的是『計劃』、『客戶』……，前六個月真的很辛苦，」王承倫說。

到高雄向一百多位客戶介紹王安電腦的功能時，他破碎的中文詞彙只限於「王安電腦很便宜、速度很快、很好。」但客戶睜大眼睛、專心聽著他的簡報。

「因為我的方式非常美國化，」他說，他會走來走去、眼睛直視客戶、聲音抑揚頓挫，以各種手勢、身體語言輔助他的簡報。

如果和他談話的對象是中國人，而英文也稍有基礎時，他比較喜歡的方式是，他說英文，對方說中文。也就是說，「我們同時說自己母語，聽自己的第二外語，因為耳朵聽比較不費力，也不妨礙溝通。」

美國南部出生，東岸長大、受教育的王承倫，二十五歲時曾經陪伴七十二歲的祖母回大陸探親，短暫幾天的亞洲經驗卻已經深刻地讓他體驗到「總有一天要回到亞洲」。

加州工作了數年、又念了個企管碩士後，他來到沒有親戚、一個朋友也不認識的台北，作為前進大中華地區的跳板。爾後更看中跨國企業進軍亞洲的企圖，對雙語、雙文化人才的需求，自行創業，一心要將和他相同背景的人才引介到亞洲，香港、舊金山都設有分公司。如今王承倫坐鎮香港，一個月回台北一次。

華僑雙語人才把目標放在機會多、潛力大的大中華地區，圖為香港立法局。（邱瑞金攝）

洋濱腔中文

王承倫定義的雙語、雙文化人才，包括美國出生的華人（ＡＢＣ），以及在亞洲出生、美國受教育的回流者（ＡＢＲ），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小留學生。

一九九二年，王承倫集結了一群台北異鄉人，成立了「華裔美人在台聯誼會（ＣＡＰＴ）」，簡單標示他們的背景。參加的人在三年內由幾十人增加到二百人，被要求服務的項目也越來越多，從提供會員名單、舉辦文化活動、到就業機會說明會，讓平時忙於工作，無暇作太多義工的他們不得不關門。

直到去年五月又由新一代接手，開始固定聚會。每個月，一群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有律師、管理公司顧問、新竹科學園區的工程師、台北國際社區電台的記者、跨國企業的行銷人員，陸續來到位在東區新穎辦公大樓裡的俱樂部，除了少數外國朋友，每次一百多人出現的場合，以「華僑」和「小留學生」佔大多數。

ＣＡＰＴ現任會長許清美的背景類似王承倫，美國出生、長大、受教育。「我的國語有問題，」年初才從花旗銀行跳槽到外貿協會，在台北生活三年，中文對她來說最難的地方就是還聽不太懂電視新聞，但「台灣留學生到美國，不也常覺得ＣＮＮ聽不懂嗎！」

能以中文溝通，只是說起話來有很重的腔調，就像老外說中文。在中國人少的美國南部長大，少有機會說中文，大學暑假時曾幾次來台灣探望祖母，心裡想著總有一天要學好中文。

「台北工作的經驗對未來回到美國不見得有幫助，」只是不趁著尚未結婚、沒有孩子牽絆前來試試看，總覺得會有遺憾。三年前來到台北，她並沒有一開始就選擇內部溝通以英文為主的外商公司，而進了一家完全說國語、本土型的都市計劃公司，好磨練中文聽力。

雖然母語為英文是她能擔任花旗銀行副總裁特別助理的原因，但她並不覺得自己的英文佔了優勢。「小留學生比較強，年輕、中文又好，在花旗銀行工作時，我是唯一的華僑，」她說。

一直沒有明確的數字統計，有多少華裔美人在台灣、多少小留學生回流到出生地。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從一九九○年開始，台灣每年移民出去的人口約為二萬人。「一九九五年閏八月」台海飛彈危機之後，移民潮曾經到達高點，之後紐澳移民法修改，提高移民門檻，移民人數也就隨之下降。而早先出去的移民族也因國內局勢平穩、當地工作市場有限而逐漸回流。移民族的下一代已經有人念完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陸續回來工作。

從事人才仲介工作的安侯企業管理公司資深顧問夏安禮分析這波回流趨勢，一九八九、九○年間是明顯的切割點，當時美國經濟不景氣，而台灣正開始六年國建，和捷運等大型工程計劃；此外大陸市場開放的熱潮更讓美商嗅到了商機。

「回歸前的香港並沒有太多機會學習普通話，於是台北突然多了很多一邊學中文，一邊找工作的ＡＢＣ、小留學生，」他說。

十四歲赴美、待了十六年的夏安禮，一九九二年隨著捷運列車開動回台，所屬的美商公司沒拿到生意，打道回府，他卻就此留了下來。

九○年當世界經濟版圖由西方轉到東方，先是四小龍的「小中國」打前鋒，現在則以「大中國」為號召。

小留學生去國多年，華僑對亞洲文化並不瞭解，都有需要適應之處。（張良綱）

回台灣闖名堂

亞洲機會多、發展潛力大、生活刺激，確實是華僑和小留學生共同的想法。

隨著父親工作到菲律賓念高中、之後再到美國念大學、研究所，美商國際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經理朱家昌，認識一票和他一樣是台北私立復興小學畢業的小留學生。

大學畢業後進入波士頓的迪吉多公司，看到不少來自台大、清大的留學生赴美取得高等學位後，進入福利好的大公司，由工程師作到專案經理，三十四、五歲買了房子，立業成家，之後就準備把台灣的父母接來享福。他彷彿看到自己順遂未來的縮影，但這樣的日子「滿無聊、太平靜了，」他說。

改變的第一步是從工程部門轉調行銷部，以增長產品銷售知識，和客戶接觸的機會。爾後又重回校園，念了個熱門學位企管碩士，九五年當美商安德森顧問公司赴校園徵才，尋找到台灣分公司工作的人，還沒畢業，他已經準備收拾行囊。

他的想法是「回到台灣比較容易闖出名堂」。去年從民生東路同一棟大樓十四樓的安德森顧問公司向上跳槽到十六樓的美國電報電話公司。

搶搭國際化列車，現代兒童也要從小學英文以加強競爭優勢。（張良綱）

外商新寵？

如今，出國遊學、留學、移民來來回回如此頻繁，「國外受過教育，語言通，東西方都住過」，是否就符合雙語、雙文化的標準，而能成為外商駐台、港、大陸公司的新貴？

王承倫的尺度其實還更寬鬆，他並不認為雙語人才一定要在國外住過或念過書。但雙語精通確實是跨國企業理想中人才的一大利基。在大陸，他就遇見一位二十七歲的年輕人，聽他說英文，一定會以為他在美國念過書，但是他從來沒有出過國，英文好是常混酒吧的結果。

「在國外念過書，很好；有外商公司工作的經驗更好、從小在國外長大更容易。」「你可以不同意我，但美國教育就是鼓勵說出心中想法，訓練出來的人善於解決問題，沒有一定模式，」他認為這樣的人足以適應外商公司的企業文化。

他要強調的是，雙語華人對想拓展亞洲市場的外商公司確實是「資產」。相較於十多年前，外商公司海外工作人員大都是白人，要他們一家大小遠赴亞洲，必須用二到三倍高於美國當地的待遇為誘因，還得擔心任期到後繼任人選的問題。當外商公司走向本土化，已經體認到沒有家累的年輕華人有助於開拓本地市場、又不須負擔太高成本的好處。

華裔美人在台灣組成聯誼會，他們定期聚會，交交朋友、舉辦就業說明會，形成自己的人際網路。（張良綱）

碩士不及格

但也有人認為，「出國念過書就能作為外商公司和本地客戶間橋樑」的標竿，太過廣泛。

準備在桃園興建一座大型娛樂中心的台茂開發公司高級顧問江肖旻，是七○年代早期留學生，看世代的差異，他認為，早年出國的人少得以「千」計算，大多數人拿到學位後一待十幾年，美國文化、生活價值已經型塑在自己思考系統中，變成根深柢固的習慣。

但是連像他們這樣在台灣生活二十多年的老留學生，再回到台灣都要「苦學台灣市場作生意的方式」；完全沒有台灣經驗的年輕華人，恐怕還得多加把勁！

江肖旻指出，當他們想著把美國流行文化的影城、主題樂園移植到台灣時，需要的是對美國、台灣兩地生活、想法都有相當程度了解的人，因此他認為至少要在兩邊生活十年以上的人，才符合他們公司的需求。

「我看回流人才的學歷，不要碩士，」江肖旻認為，出國遊學、念碩士的人待的時間不夠長，只能算是「出國旅行過的人」。「博士了不起，念過高中、大學更是明顯的不一樣，」他說，「語言通是環境使然、生存的必要工具，和是不是母語沒有絕對關係。」

至於ＡＢＣ，「英文溝通能力百分之百，但中文能力如果只有百分之三，」他認為，等於不會說中文一樣。

英文通，中文不通

外人常以流利的外語能力，將華僑和小留學生劃為同一族群；但又以中文程度，把他們區分為兩種人。中文能力成為他們能不能融入當地社會的指標。

一歲半隨著父母移民加拿大的袁欣潔，從小就在東西兩種環境來回生活。搬到多倫多三年後，父母覺得美國加州的氣候較好，搬去舊金山自行創業，三年後，事業不盡理想又舉家遷回。但父母深怕她們姊妹的中文程度跟不上，讓她念台北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她又回到加拿大念大學。

但不管在加拿大或美國，「心裡一直知道是短暫的。」回來後進入中國信託銀行國際處工作，她相信自己的英文能力佔了很大因素，「否則可以用國內大學畢業生，」但在這工作，中文還是很重要，尤其不太會寫、對成語也不太了解，為此她還請老師補習一年中文。

「沒有一個雇主的標準是，只要會英文就好，」夏安禮說，有些年輕的華裔美人一開口說中文，從彆扭的口音就知道他是國外回來的華僑，如果看、寫中文資訊都得靠同事幫忙，工作就是有「障礙」。就像老中到了國外，不能說、看當地語文，不要說工作，連生活都會難以適應。

他以自己為例，十四歲出國，在美國待了十六年，中文說的能力沒有忘記。但回來工作時，剛開始寫中文，一個字要想好久；三年後，他用中文寫的東西才敢正式拿出來見人。

欄杆越來越高

「華僑的劣勢，就是中文不夠好，」夏安禮直言，看不懂中文，華僑就和外僑一樣，出了台北就很不利。即使在台北也還是無法暢通無阻，他公司的外國同事就常抱怨，台北市同一條路名，走到不同路段，路名的英文拼音就不一樣。

朱家昌認為，當他們碰到石化工廠、中華電信、中國信託這樣的客戶時，常發現「不會說台語已經吃虧了。管理層級越高，越要和本地高階層客戶打交道，而南部的大老闆可能只會說國語或台語。」

夏安禮相信，華僑在香港、新加坡可能會覺得更如魚得水，但台灣、大陸的雇主對中文的要求可能都一樣。

「你的國語那麼爛，怎麼能說你是中國人？除了你的臉以外，什麼地方像亞洲人？」王承倫也聽過這樣的質疑，往壞的地方想，華人的英文不如白人，中文又不如本地人，在哪邊都很糟糕。

但「我們也可能對兩邊都有幫助啊！」這樣的感覺是他在台北待了一年後回到美國，對朋友說起台北經驗，覺得自己好像變成「萬事通」，而且發現很多外商公司對亞洲大有興趣。

王承倫同意，「我們不能只告訴別人說自己是『資產』，還要用能力證明。」當回來的人越來越多時，雇主的選擇多，標準就會往上提高。他形容就像田徑場上的跨欄比賽，欄杆會越來越高。中文閱讀、書寫的能力越來越重要。

同一條競爭跑道

值得注意的是，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區域性的景氣低迷，對這類人力需求會不會造成影響？

朱家昌的觀察是，這兩年美商多採取重點放回美國本土的策略，海外生意趨於保守，ＡＢＣ或小留學生背景人才的機會多少受影響。

王承倫的看法是，台灣是比較成熟的市場，對這類人力的需求可能飽和，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仍然可觀，對資訊科技、公關、行銷、顧問人才仍有相當需求。除了引介當地中英文皆通的人才，王承倫每年到了畢業季節時，都會到美國熱門的商學院，舉行大中華地區就業說明會，將有意赴亞洲的人才列入資料庫。

夏安禮認為，不管是小留學生或華僑，如果沒有工作經驗，回到台灣就是和本地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處在「同一條競爭跑道上，沒有任何捷徑」。

「一張亞洲臉可能是幸、也不幸，」王承倫說，我們很容易取得本地人的信任；但本地人對白人所犯的錯誤可能比對我們要寬容，而這種對自己人的情緒是很微妙的。尤其工作必須和當地人密切接觸時，不可因為受過國外教育、說著一口流利英文，而流露出優越感。

東西橋樑

美商摩托羅拉公司北京分公司一位主管曾經告訴王承倫，公司雇用三位華裔美人的經驗：一來公司，主管就坦白忠告，當地員工一定會仔細看著他們的表現，因為他們的薪水比當地人高了數倍之多。因此他們必須比本地員工更努力，得用工作表現來證明自己的價值；更重要的是，不可自外於本地人，要努力和員工打成一片。

然而，這三個人不管在辦公室、或下班後，都是三人成行，把自己圍成一個小團體。他們失敗，是因為沒有盡力融入當地社會，也就得不到同事信任。

要作為外國老闆和本地員工間的橋樑，態度正確更重要，不能一意認定自己屬於西方這邊，而有意疏遠東方這邊。

「但他們願意待多久，何時會回去？」當地人仍會有這樣的疑問。

「有一個矛盾，」許清美問，中文可以這樣說嗎？雖然她的感覺是待越久越喜歡，「但還是會回去，」不過這個想法目前不在她的行程表內。

「來之前只想待兩年，但現在七年半過去了，繼續留下來，對我來說，不是問題，」王承倫說。

「台灣只是他們的一站，卻是我們的家，」朱家昌說。夏安禮認同這樣的想法，ＡＢＣ在這裡沒有小學同學、初中同學、父母親友的人脈關係，「一個人回來，沒有情感因素支持，最後還是會回去。」

搶搭國際化列車

來來去去也許早已是地球村居民的常態。為了搭上國際化列車，台灣也興起一片雙語熱。教育部決定從民國九十年起，將英文列為國小必修課程，以增強下一代的競爭力。

而每到寒暑假，總有些父母帶著孩子到國外參加遊學營、學習外語。

《英文小魔女》這本書就紀錄ＧＭＡＴ考了七百八怳嚏B世界紀錄保持者鮑佳欣從小學習英文的過程。鮑佳欣父母都曾留學美國，深覺外語的重要。他們的作法是，趁著孩子還沒面臨升學壓力的小學一、二年級，就送到美國讓親戚照顧，學習道地的美國英文。

但鮑佳欣的父母並不想讓孩子變成小留學生，又深怕孩子脫離說英文環境而忘掉英文，於是接回孩子前，他們買回美國小學所有教科書，以後就請外國老師來家裡上課；寒暑假再讓鮑佳欣飛到美國上英文。

也有一些菁英份子，選擇讓孩子念台北美國學校，想法也不外是讓孩子從小生活在雙語的環境裡。

雙語已是亞洲共同現象？「帶著一本外國護照，和獨特的生活經驗，他們回來了。有些人來尋根，有些人來找機會。」香港媒體這麼報導香港的回流人才。

至於旅程什麼時候結束？當對亞洲的好奇心滿足時，有些人決定回去；有些人則有了結論，他們一半的心，從此留在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