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總統直選年代

一個時代開始鬆動

談起90年代的台灣，黃威融形容，那是一個整個社會都在「變」的年代。他至今仍常在YouTube上搜尋1994年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的影像紀錄：粗糙的畫質、簡陋的舞台、沒有精密操作的選舉公司，群眾拿著旗子往前衝。「用很通俗的話來形容，那真的是『生猛』。」那是一個被壓抑近50年的社會，終於找到一種合法方式，讓人民能公開表達自己的聲音。

台灣選舉深深融入日常生活，展現高度的公民參與。 許多支持者都是自帶標語、主動應援，帶著一種生猛而直接的草根熱情。（外交部圖庫資料）

台灣在尋找自己的樣子

這股能量，也蔓延到文化與城市生活。1996年，黃威融與四位高中同學共同書寫的《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以年輕世代的視角說台北的故事，至今仍持續再版，亦是「台北學」的重要文本之一。

而同一時期，台語創作、在地文化與次文化也快速崛起。黃威融提到，2000年前後，伍佰掀起的「台客」風潮、台語搖滾，在伍佰的Live現場，當樂音響起，群眾總會「嗨」翻天，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那個年代的集體情緒。

直到今日，許多大型活動群眾聚集的場合，主持人仍習慣用台語宣喊：「現場已經超過××萬人啦！」那種與群眾互動的語感與節奏，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台灣選舉造勢文化的能量，「政治選舉早就成為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20多年後再回望90年代，他認為，那不只是政治改革的年代，更是一段台灣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那時候台灣的文化、藝術與各種創造力，也許不一定直接和政治有關，但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台灣要有自己的樣子。」

黃威融與四位高中同學合寫《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字裡行間，也藏著台灣探索自我認同的軌跡。

台灣不是理所當然走到現在的

「我高中時就知道美麗島事件，但卻忘了自己是怎麼知道的。」黃威融說。成長於戒嚴尾聲的一代，很多事情彷彿隱隱存在，卻又說不清、碰不得，「你會知道這個社會有些事情在那裡，可是沒有人講。」

他的家族其實也曾無端遭受政治波及，外公曾在綠島待了十年，但和許多台籍、客籍家庭一樣，長輩對那些過往始終噤聲不語。

「即使身處那個年代，我們其實也不知道完整的歷史全貌。」黃威融坦言。但在今年，整個台灣社會重新聽田秋堇委員談起當年林宅血案的鉅細靡遺，1970年代刺蔣案紀錄片《春雨424》再度被討論，讓許多年輕世代重新補課，認識許多被掩蓋的歷史。

「台灣不是理所當然走到現在的。」黃威融說。

說到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總統選舉，他提到2000年，「在那個時候，我們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真的發生了。」說的就是台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對經歷過威權統治的一代而言，那不只是一次選舉結果，而是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原來政權真的可能和平移轉，人民手中的選票，真的能帶來改變。

「你問我，為什麼台灣人會這麼熱衷選舉？因為投票，真的可以改變現況，事情真的會不一樣。」

黃威融展示多年後收藏的《美麗島》雜誌復刻版。在他的成長過程裡，台灣始終有許多隱隱存在、卻又說不清、碰不得的歷史。（外交部圖庫資料）

阿扁娃娃的出現，不只是選舉小物，更象徵台灣民主進入一種新的群眾語言。政治不再只有造勢與辯論，而開始透過設計、符號與情感連結，讓更多人願意靠近公共事務。 （外交部圖庫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