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這一邊

落腳紐約十年有餘，漸漸的，異鄉成為司空見慣的故鄉。外出旅行，甚至會滿街找賣紐約時報航空版的書報攤。因為十年如一日，看的都是紐約時報。

而平日的起居作息，不能例外的成為反射動作似的習慣。生活，大概不拘身在何方，總是大同小異。唯一不同於住台北的，是全天候的英語。然而這也習以為常了。初來時豎著耳朵聽，不時偷偷翻譯的緊張，不知何時已消失殆盡。現在即使做夢和人吵架，用的都是英語。我的家，似乎早已不在山的那一邊了。

這些年來，見慣不怪的事越來越多，真正到達「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的境界。比方說，充斥紐約的無家遊民，就不曾令我觸目驚心。這些拖帶隨身行李，伸手討錢的人們，無論是地下車站、公園，甚至街頭，或臥或坐，到處都是。如果每見一個就掏錢救助，我的薪水只怕不夠付他們。於是我便像典型的紐約客，把視而不見的本事練得爐火純青。木著臉看他們逡巡要錢，只會緊抓錢包，一毛不拔。

當然偶爾破例。

夏末的一天，由於下班較晚，我便捨日常的步行，叫了計程車回家。車子轉上我住的街，卻見路燈下，有一位長髮披肩的女子坐在一隻小黑皮箱上。驚鴻一瞥，我只猜她在等人。

回家換下西裝，洗一把臉，雖然屋內冷氣襲襲，仍覺得夏日的燥熱。已過晚飯時間，卻無甚胃口。終於決定去附近的日本館子買一份清冷的壽司帶回來吃，順便把狗遛一遛。才踏出公寓大門，赫然看見那女子仍坐在那兒。走近她身邊，我這才發現她有一張東方人的臉。

我不免鬆口氣，決定她不會是個無業遊民。這些人中老少男女，白人黑人都有，可是幾年來我從未見過一個東方人。何況一個看來正常的東方女人。

當我拉著狗經過她身畔，她突然仰起頭：「有零錢嗎？」說的是英語。

我不免吃驚，未及思索，一手握緊狗鍊，一手掏出紙鈔給她。同時忍不住問：「你從哪裡來？」

她把錢仔細數了一遍，摺疊起來放入口袋，面無表情的回答：「我不知道。」一時似乎沉思著，然後她指著我的狗，呱呱的笑起來。

她的英語並不標準，但是我一時也分辨不出她的口音，是中國人？韓國人？越南人？……笑聲令我十分尷尬，便不再追問，隨著我那只沒耐心的，掙扎前行的狗轉上第三大道。

在飯店等夥計打包時，我不免揣測這東方女人的來歷和她的精神狀況。她看來只有二十多歲，衣服並不破爛，也沒有精神病人不梳洗的惡味，比起許多無家遊民乾淨多了。唯一讓我意會她不正常的地方，是她在兩頰上濃濃的塗了胭脂，彷彿京戲裡的花旦。

突然間我有許多疑問：是個精神異常的女留學生？被遺棄的留學生家屬？或是個不能適應的新移民？……我匆匆付帳離開，一時覺得應問清楚，至少幫她找個收容所。

等我走向街口，已不見她的蹤影。我矗立半晌，不能決定是否四下走一圈，尋訪她的下落。

終於我的紐約客「自掃門前雪」的心態戰勝。牽狗回家，坐在電視前，心平氣和的吃完一整盒壽司。給自己找藉口：反正幫不上忙的，而且如果硬插一腳，也許還惹來不必要的麻煩。萬一她賴上我，一個單身的東方男人，那真是有理都說不清了……

飯後照常的整理一下從醫院帶回來的資料。就寢前撥一通電話給住波士頓的女友，循例問好，其他的隻字不提。倒上枕頭，我這沒同情心的現代人立刻睡著了。

此後幾天，出入家門時我不免探望。一半希望能見到她，一解我的疑團；一半希望她從此消失，我不必再為她分神。

她沒再露面。

此後幾個月，我每見無家遊民，往往不期然的想起她。也不免微有內疚：也許我能為她做點什麼呢？可是一旦轉過街頭，我又輕易的忘掉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