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年代

「我常覺得自己像是那個站在山丘上的傻子」，荷蘭籍亞洲海洋史專家包樂史教授（Dr. Leonard Blusse）在萊登大學歷史系研究室中，引用六○年代「披頭四（Beatles）」的知名歌曲自我解嘲。

他書桌後的書架上是整列成套的「台灣風物」、「台灣文獻」。事實上，在包教授所蒐集的雜誌期刊中，有不少在台灣也已散佚不全。長年埋首在「荷據時代台灣史」這個冷門範疇中，儘管他熱情十足，卻也得接受事實、遷地為良——這位萊登大學歷史系「歐洲擴張史中心」研究員，不得不將自己的研究範圍由台灣史「擴張」到整個東南亞。

研究「荷據時代台灣史」的「三大天王」，圖為日本中村孝志。（鄭元慶）

荷據遺事、乏人問津

比較起來，在學界「荷據時代台灣史」這個濯濯山丘上，自稱「傻子」的包樂史教授還算是個「青壯派」。因為在台灣、日本，倒還找得著堅持數十年的寂寂老農。

幾個月前，台灣大學歷史系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場上，每到中場休息，鴻儒碩彥們循例在廳堂裡持杯談笑風生。這時候，只見一瘦一胖兩個身影、背著書包匆匆穿梭在各個討論室中，蒐集不能同時聆聽的論文。他們並不搶眼，但識者莫不欠身尊稱一聲「老師」。因為頭髮花白，略為削瘦的這一位，是目前台灣唯一能讀古代荷蘭文的台灣史專家曹永和；在他身邊體型稍胖的，則是日本天理大學台灣史權威中村孝志。在這位老教授的口中，日本的「和蘭學」學生，「也愈來愈少嘍」，語氣中顯然帶著幾分無奈。

十七世紀南中國海上列強各顯神通的商戰歷史，的確喧騰一時，而福爾摩沙的這一段紅毛遺事之所以乏人問津，包樂史教授分析了其中原因。

研究「荷據時代台灣史」的「三大天王」，圖為荷蘭包樂史。（鄭元慶）

中文資料不足是主要因素

就台灣而言，他認為學者怯步的主要原因是資料不足。十七世紀島上原住民猶以漁獵為生；而少數漢人移民，多為貧窮的漁民或農民，自然沒有所謂文獻記載。至於開台聖王鄭氏家族的文件，則盡毀於清廷，因此，目前能夠留下的史料，幾乎全是荷蘭政府保存的當年東印度公司檔案。

要使用荷蘭檔案，先要解決的是語文障礙，而十七世紀古荷蘭文，連在荷蘭大部分人都不會講，更別說一般台灣學者了。

然而，對荷蘭人來說，雖然擁有包括當年東印度公司各商館間的日誌、決議錄、往來書信、貨單、帳目表等豐富的史料收藏，但十七世紀荷蘭商館、殖民地遍及亞、非，學者們的研究多集中於印尼長達三百年的殖民史。此外，二次大戰後，各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殖民史」本身逐漸不受重視，會去注意到福爾摩沙熱蘭遮城卅八年殖民歷史的人，自然相當有限。

事實上，包樂史教授本身踏入荷據時期台灣史的領域，也是很偶然的事。

未涉足這研究主題前，包樂史和多數荷蘭人一樣，不知有「荷蘭據台」時期。（鄭元慶）

田野調查引出紅毛舊事

一九七○年，包樂史從萊登大學漢學院畢業，無意於古典文學研究，倒是想學好中文，將來「做生意」的。當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鬧得正兇，於是他申請到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留學。選擇人類學，原來也是為了能藉此深入瞭解中國社會，往後才能好好作買賣。

年輕的包樂史就這麼興沖沖地跟著唐美君教授和考古系同學四處作田野調查，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澎湖各個離島。「我恐怕是第一個到澎湖離島作田野調查的外國人」，他回想起來還挺驕傲地說。

有客自遠方來，當地居民份外親切相迎，包樂史每次都和他們通宵喝米酒、嚼檳榔、聊天講古，也開始零零星星地從老一輩口中聽來種種有關「紅毛番」的傳奇軼事。

「到台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荷蘭人曾經在此地卅八年之久」，包樂史教授表示，後來他對這段三百年前的中荷舊事愈來愈感興趣，有人推薦他去找當時任職台大研究生圖書館的曹永和，就在曹老師一句「你有興趣，我培養你」的允諾下，開始了荷據時期的研究。

至於現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研究員曹永和，當年與荷蘭古文結緣的經歷，更被認為是傳奇故事。

荷蘭國立檔案館收藏了完善的荷據時期史料。（鄭元慶）

列強覬覦，啟始台灣史研究

回溯台灣史研究的歷程，第一代的啟始者，可說是早期來亞洲活動的西方殖民官、傳教士、商人、探險家等。他們編纂、翻譯、寫作的風俗紀事、傳教報告、商業日誌、地理遊記，雖然並沒有真正的學術性，但不失為紮實的基礎資料。像曾於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七年間來台傳教的英國籍牧師（William Campbell）所著的「荷蘭佔據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就是至今廣為引用的基本參考書。

第二代的研究者，則以日據時期在台的日本學者為主。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文政學部岩生成一博士便赴荷蘭著手找資料，並請專人抄錄了部分日誌、決議錄等，據說有廿四本之多。後來戰事一起，經費緊絀，另一位女教授移川子之藏便改為拍攝原件，每張沖洗成原件一半大小的尺寸，共拍了二萬五千多張。就在這些抄寫的資料和沖洗出的相片陸續寄回台大後不久，日本戰敗撤退，這批資料不能帶走，就留在台大了。

已泛黃、剝落的「熱遮蘭城日誌」，亟需知音者的贊助。（鄭元慶）

曹永和承先啟後

光復後不久，曹永和進入台灣大學圖書館工作，一面在文學院旁聽「中世紀中西交通史」。由研究交通史入手，自然想瞭解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貿易，和荷據時代台灣殖民的情況；他於是開始由日文的荷蘭書入門，也自修古代荷蘭文，更就近利用當年日籍教授留下的檔案資料，研讀整理外，甚至將手稿照片一一打字留存。

這時候，曹永和也開始試著撰寫論文，沒想到發表後，頗得當時已返回日本的岩生成一教授的賞識，還為他取得聯合國文教組織一年的獎學金，赴東京研究。在東京的這段期間，岩生教授每個星期親自在東洋文庫會議室裡，一對一地教曹永和荷蘭文。這段「關門弟子」的諄諄教誨，後來一直在學界傳為佳話。

有人將勤懇自學，卓然有成的曹永和比作「台灣王雲五」，問及曹老師本人，他只略帶靦腆地表示：「沒什麼啊，自己做趣味的啦！」

「自己做趣味」的曹永和，有「台灣王雲五」之美喻。（鄭元慶）

計畫出版「熱蘭遮城日誌」

顯然曹老師不只是「自己做趣味」，這位溫厚篤實的長者也像他的老師岩生教授一樣，每遇求教者必懇切指點，全力相助。包樂史教授在結束人類學系課程後，也在曹永和的影響下，赴日進一步運用日本資料。他在日本京都大學三年，一九七五年回到荷蘭先在印尼研究中心工作，後來適逢歷史系歐洲擴張中心擴大編制，增列歐洲人在亞洲發展的研究，這一部分便由包樂史主持。他在一九七六年接任後，第二年就開始有系統地整理檔案，並且計畫出版「熱蘭遮城日誌」，也就是有關台灣部分的史料。

出版檔案自非易事。尤其是這些三百年前沾著東方墨水的手寫稿，光是整理歸類，找出有關台灣的部分，再聘請兼熟古代荷蘭文及手稿檔案處理的專人打字、校對……種種印行工作，工程十分浩大，所費更是驚人，為此，萊登大學對這項計畫不無猶豫。

中、荷、日三國的六位學者花了十多年的心血，終於有初步成績——熱遮蘭城日誌第一冊，第二冊亦將付梓。（鄭元慶）

跨國合作，歷時十年

在曹永和慨然提供卅多年前點點滴滴累積成的打字稿後，台灣日誌的出版計畫終於得到學校當局的支持，於是在包樂史教授的主事下，國立檔案館東印度公司部門 M. E.van Opstall，負責蒐集整理有關台灣的檔案，除了荷蘭藏目，他還到德國、維也納的檔案館搜尋遺珠。此外，涉及台灣部分人名，地名、事件……等註解匯整，就由曹永和與另一位旅荷學者江樹生共同處理，日本部分則有賴岩生成一、中村孝志兩位教授鼎力相助。

從一九七七年至今，三個國家的學者共同合作，把一六二九年到一六六二年間數萬份檔案，整理成四大冊，逐次交由荷蘭極具權威的國家出版局「國家史料叢刊」出版，其中第一冊已於一九八六年問世，第二冊也即將付梓。這在歐洲史學界、漢學界都是件大事。

為了這幾本不過數百頁的檔案日誌，三個國家的六個學者加上助手，足足花了超過十年的心血；淺綠色的封皮，看在一般人眼中或許只是一本貌不驚人的書，但對像江樹生這位當年曾在異鄉檔案館裏鎮日逐字抄錄，還要與時間、金錢賽跑的學者來說，無疑是如獲至寶。

曹永和在「荷據台灣史」的研究中，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鄭元慶）

豈只是故紙堆

當然，出版檔案只是第一步，由此開始，吸引更多人來運用、研究，才是這些學者辛苦整理的最終目的。

「應該鼓勵一些年輕人，給他們獎學金和機會來學荷蘭文、用檔案」，包樂史教授表示，研究這段歷史，絕不只是和紙堆打交道，現實一點說，如果要和四小龍打交道，在東南亞作生意，這段海上貿易史，是不可不知的背景。

曹永和老師也指出，由台灣史的角度來看，荷據時期台灣正式開始進入歷史時代，意義重大；由國史的層次來看，這是中華民族擴展到台灣的主要階段，無論開發過程、漢人與土著關係、鄭成功家族歷史等，都有一再挖掘的價值；再由世界史的眼光來看，十七世紀海上國際貿易、國際關係動態，亦是生動有趣的好題材。

荷蘭佔據下的台灣」是研究此時期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鄭元慶）

需要知音、同伴和支持者

「如果年輕學生一時接不上，至少曹老師能快點再來荷蘭多作些研究！」包樂史教授顯得有些著急了。他表示，當年曹老師赴荷參加「台灣日誌」編纂工作，係由荷蘭菲利浦公司贊助成行；如今台灣業界富商屢列世界排名，會不會有人出面促成呢？

一向澹泊自適的曹永和由於妻子臥病，倒是沒有遠行的計畫，但是他在家中教授荷蘭文的學生，已然愈來愈少。「最好包樂史教授能來客座一、兩年，多吸引些學生」，曹老師這樣期待。

山丘上的傻子仍舊兀自高歌。無論如何，他們還在等待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