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銀座，中山堂再現風華

中山堂因座落在日治時代最熱鬧繁華的地段——榮町，有「台北銀座」之稱，範圍包括今日的衡陽路、寶慶路、博愛路一帶，當時博愛路上是櫛比鱗次的大綢緞莊，轉角處有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菊元（現國泰世華銀行），又鄰近「台灣日日新報」（即後來的台灣新生報）、台灣銀行、總督府等政經中心，等於是台北的心臟地帶。

歷史，往往受時空條件而演變，中山堂的定位也多次更迭。

19世紀末，清朝政府在台北築起一道城牆，當時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來台治理的最高行政機關就是中山堂現址的「布政使司衙門」，掌管全台財政、兵馬、錢糧和戶籍等工作。

紅城磚牆把台北圍繞起來，城廓外北邊的太平町與大稻埕，與西南邊的艋舺，是一般市民的生活空間，城牆在官方權力運籌中心與庶民生活之間劃出了一條鮮明的界線。

繁華落盡風情在，中山堂歷盡百年變遷，終於回歸文化發聲場域。

1895年日人進城，在此舉行政權交接的始政典禮，並當作臨時的總督府辦公廳，直到1919年總督府（今總統府）興建完成。

1928年為了紀念日皇裕仁登基，以及民間文化活動的需要，日人計畫拆除重建，但保留了部分建築主體移至城外（今台北植物園），重建為閩南式三合院。

布政使司衙門最初的建築配置已不太清楚，現存於台北植物園的「布政使司文物館」是一座七開間三進式的官式建築。三進的建築空間分別由「頭門」、「儀門」及「大堂」所構成，頭門及儀門間以縱向的廂房連接，儀門與大堂間則由左右兩側廊道相連，形成封閉的三合院。室內空間採用高大柱列，十分莊嚴，屋脊曲線平緩，有短小的燕尾翹脊，建築形式典雅簡約。

而日人準備興建的「公會堂」，則是日本專為都市民眾舉辦活動所設計的公共建築，功能就像今日各縣市的文化中心。1911年日人在台興建的第一座公會堂，是現今台南民權路上的舊社教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當時士紳蔡培火、連橫都曾在此演講，是地方重要的活動空間。

1932年台北公會堂動土，期間因1935年10月日人為慶祝「始政四十周年」決定舉辦「台灣博覽會」，展示政績，展場就在公會堂，規模浩大足以媲美歐美的萬國博覽會，展期長達2個月，是當時一大盛事。1936年11月全館竣工，費時4年，動用工程人員9萬4,500人，工程費高達98萬日圓，是日治時期最具現代化的公共建築之一。

1945年中山堂（右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場，場內由末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降（上），場外萬頭鑽動，瀰漫著勝利的喜悅，就連後來蔣中正總統接見國軍「克難英雄」（左）也是在此舉行。

台北公會堂的建築師井手薰是當時總督府營繕課長，他是近代歷史中在台最久的日籍建築師，也是日本留學歐美的第二代建築師代表，其他重要作品如中山南路上的濟南長老教會、台大舊圖書館和文學院等。

落成後的公會堂，面積1,237坪，建築總坪數3,185坪，為樓高4層的鋼骨建築，主體設計看似由許多立方塊堆疊起來，由南側看，很像50年後興建的台北世貿展覽館；表面上則採用鋼筋混凝土，再貼上淺綠色面磚，被稱為國防色，是日本軍國主義積極向外擴張的建築典型。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教授李乾朗指出，「國防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師大（暗紅色）和台大（黃褐色）兩大建築群，這兩處外牆的陶質「13溝面磚」和公會堂的淺綠色「麻面磚」，都是將面磚表面作出凹凸摺線，若遭遇敵機空襲時面磚不會因陽光照射反光而曝露位置，具有防守功能。

公會堂的外觀顏色雖單調，但建築風格卻多元而自由。井手薰在偌大的建築主體上採用希臘巨大三角形山牆立面、西班牙式迴廊等西式元素，又融入細緻的亞洲元素，例如側身的中式琉璃瓦、斗拱與「方勝」造型氣窗、台灣紅陶瓦，日式木窗，以及回教清真寺風格的「穹窿造型」天花板，反映其欲跳脫明治維新以降仿歐式風潮路線的變換。

當時公會堂一樓的「大集會場」是日人欣賞歌舞伎表演的大廳，可容納2,000人。井手薰巧妙的在「大集會場」舞台後方，以中央樓梯區隔東、西兩側不同空間：東側是大集會堂，西側是大宴會堂，各自獨立。

竣工同年，台灣雕塑家黃土水的遺孀將其遺作《水牛群像》贈予公會堂，作品被安置在中央樓梯間牆面，首開以台灣藝術家作品裝飾公共建築風氣。

以今日眼光審視中山堂，看似不夠宏大，但李乾朗強調，1932年日府提出「大台北都市計畫」，希望台北市能跳脫當時「三市街」——艋舺、城內、大稻埕的小格局，新的都市計畫將由淡水河向東發展，形成一個能容納60萬人口數的大都會區，「當時台北市的人口才20萬，公會堂的設計足見當時的企圖心。」

中山堂由日本建築師井手薰設計，融合東西方建築元素拼貼而成，正面窗圖拱以「勳章飾」裝飾（上）。格菱狀的通氣窗以台灣紅陶瓦為材料組成「方勝」造型（下）。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在此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接受台灣總督兼日本軍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同年，台北公會堂正式更名為「台北中山堂」。

國府在台灣的政治權力從中山堂出發，然而在接受日本受降一年多後，終因官民之間的緊張、文化差距，爆發228事件。

歷史急轉直下，在衝突蔓延之際，台北市的民意代表與知識分子，齊聚於中山堂成立「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們密集協商，希望能找到和平解決之道，中山堂成為全台的政治焦點。

「委員會提出42條政治要求，主要精神在於強調台灣自治與民主政治的實踐，要求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也要求撤廢專賣制度的經濟政策，」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教授陳芳明在〈昭和記憶．民國顏色〉一文中指出。然而，發自中山堂的地方自治主張，卻未能獲得善意回應，一場血腥屠殺於焉展開，參與中山堂集會的代表，幾乎無一倖免；戰後的中山堂，變成中央集權的投射。

從時局動盪的五、六十年代到戒嚴解除，中山堂一直都是國民大會會址、立法院議事廳，也是政府接待訪台貴賓的場所。當時最受矚目的各國來訪政治人物有：美國副總統尼克森、韓國大統領李承晚、越南總統吳廷延、菲律賓總統賈西亞、伊朗國王巴勒維等人；此外，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中華民國第2~5任總統與副總統就職大典，也都在此舉行，由於這些歷史事件突顯了她的特殊地位，1992年中山堂被內政部指定列為二級古蹟。

1945年中山堂（右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場，場內由末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降（上），場外萬頭鑽動，瀰漫著勝利的喜悅，就連後來蔣中正總統接見國軍「克難英雄」（左）也是在此舉行。

不過，在政治空間尚未完全解放、民間力量逐漸釋出的過渡年代，因早年台北沒有可容納人數眾多的表演廳，陳舊的中山堂仍具有某種程度的文化意義。

1950年代，蔡瑞月首度發表舞蹈創作、楊三郎首次的台語創作歌曲發表會、李梅樹舉行第一屆個人油畫展的場地，都在此。

1973年「雲門舞集」創立，在中山堂舉行台北公演，全場大爆滿。開演前，林懷民從幕後透過麥克風要求觀眾不要拍照。拍照是過去台灣觀眾在劇場內常見的行為，卻不知此舉會破壞燈光、舞台效果和舞者的情緒。然而當節目進行中時，觀眾席間突然閃起了鎂光燈，舞台上的林懷民毅然站起來，宣布「落幕重來」，這一舉動贏得全場掌聲。1975年歌手楊弦在此舉辦「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將作家余光中《白玉苦瓜》詩集中9首詩作譜成了曲，全部作品並收入楊弦首張民歌專輯中，4個月再版三次，可見這場演唱會的影響力；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籍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受邀來台，在此發表演說「給自由中國」，當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尚未解除，政治依然極權，也沒有多少人聽懂俄語，台下聽眾只能心裡五味雜陳，看著字幕，細細品味一代哲人的話語。

跨越中山堂正門的廣場，中山堂的周邊被不同的聲色燈火環繞著，是台北繁華的所在。衡陽路、中華路人聲鼎沸，武昌街上的「明星咖啡屋」，自1950年煮出第一杯咖啡後，隱密浪漫的氛圍，是白先勇、黃春明、陳映真、周夢蝶等文學青年，激盪文學創意、現代文學的萌芽地。

當中央集權日益式微，80年代末期國民大會遷移至陽明山中山樓召開後，中山堂才真正由政治空間蛻變為文化場域。

中山堂大廳以台灣雕塑家黃土水的《水牛群像》作為公共空間藝術裝飾，首開風氣之先。

90年代，經過幾次整修，中山堂的活化有了具體的雛形，明確定位為藝文表演中心，戶外呈半月型的廣場，舉辦過詩歌節、踢踏舞、民歌音樂等演出，常可見市民攜家大小在夜空下欣賞。

2010年原進駐於此的台北市立國樂團遷離後，市府又斥資3千萬元重新整修，5月開放。首場特展「台北銀座•百年記憶」，透過庶民史學家莊永明精選不同時期的地圖、明信片、火柴盒等常民文物，讓民眾品味、遙想先人的生活點滴，詮釋百年台北的流轉樣貌。

為了重塑台北人文新地標，中山堂將設立「台北書院」，請來佛光大學教授林谷芳規劃，透過重讀「儒道釋三家齊弘」的經典，體踐生命。林谷芳表示，現今很多文化活動強調創意、熱鬧，不強調沉澱，也和生命的依歸沒有關聯；台北書院將是一個有內涵、有質地，不求學生多、不求速度快，提供市民生命修習的場域。

曾是清末、日治、民國三個不同時代的權力輻輳地點，如今再次回首這棟歷史建築，中山堂能成為市民文化的象徵，正是空間政治轉變的最佳印證。　　　　

1945年中山堂（右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場，場內由末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降（上），場外萬頭鑽動，瀰漫著勝利的喜悅，就連後來蔣中正總統接見國軍「克難英雄」（左）也是在此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