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先生：
讀了所刊之安德魯．賈先生自澳洲致編輯部的信件，我又仔細重讀了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上有關台北「新新人類」的所有文章，但還是搞不懂為什麼賈先生會如此憤慨和不滿。
首先，九四年十一月號上的文章並非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出現，沒有必要去引經據典什麼「影響巨大」的心理學或社會學理論；第二，編輯在該刊（第二頁）文中明確地用中、英文指出開闢「新新人類」專題的目的「不在批判，不在指責，而是盡可能呈現青少年族群的真貌……。」或許賈先生誤解了編輯的原意，即文章中所談論的只是在台北的「新新人類」，並未指「在巴黎、紐約」或某個海外國家（例如澳大利亞）等地的第二代台灣人。再說，某個西方國家「影響巨大」的心理學家的理論，對某個東方國家和人民來說，並不一定完全適用……。
我們不能接受賈先生對「許多怪異行徑與態度在西方國家都被視為是一種正常現象」的論點。我本人學的是社會學，博士學位是在美國大學獲得的。就我本人的學習、研究以及我（和我的先生）在這個國家裡的生活經歷來說，類似賈先生這樣的「樂觀」論點好像還從未聽到過。「光華」九四年十一月號中所描述的那些年輕人的表現，其實也恰恰是美國的年輕一代在六、七十年代裡走過的路：摩托車幫、男人留長髮、戴耳環等。台北或上海的「新新人類」尚未步其後塵的（希望永遠不會）是群體性交、吸毒和酗酒。青少年中有一部分人由於各種內因、外因而良莠不分以致走上歧途，如一直盲目走下去的話，最終可能會走到牢房裡去度過他們的成年人生活了。不是嗎？
張志健和哲和的故事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正面的印象（光華九四年十一月號）。這些青年在經歷了「挑戰父權統治」之後，依然「視家庭與父母為生命第一價值」。由此看來，儘管台灣處在「西化」的過程中存在著「新新人類」，但他們從家庭、父母那裡繼承下來的和在普及教育中得到的基礎上，仍然保留了一種有價值的東西。這一點，是西方國家中青少年所望塵莫及的。
（原函為英文，由藍潔博士自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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