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前，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霖燦護送一批國寶至美國展出。一位觀眾在宋花鳥畫家李安忠的「竹鳩圖」前流連了近二個小時，終於鼓起勇氣，邀李到家中作客，並稱有事相商。李先生不明所以，但仍忐忑赴約。
到了他家，只見一個大籠子中的兩隻鳥兒，與李安忠的畫中竹鳩竟一模一樣。這位外國朋友洋洋得意：「你們說，你們那張畫是照著我的鳥來畫的呢？還是我的鳥照著你們的畫長的？」三人相視莞爾。
時間再向前推。根據唐代畫史記載，北齊有位畫家劉殺鬼，曾在壁間畫上鬥雀。文宣帝初見，誤為真鳥，用手揮趕不去，才明白原來是畫。
由此看來，一向被誤認為細膩繁複卻欠缺真實感的中國花鳥畫，並不全然失真。而一般以為近代圖繪野生鳥類的風氣始於西方的說法，其實可以再議（見七十四頁）。
前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蔣勳指出，過去他總認為中國畫家只寫胸中意氣，事實上是很大的誤解。
禮記大學有云：「致知在格物。」所謂「格物」，即是窮至事物之理。而在理學盛行的宋代，畫家尤其服膺格物窮理的原則，作畫時不但觀察物體的結構，也細細分解它們的肌裡。今天如果將花鳥畫中的鳥類與真鳥相對照，今人除了讚嘆古人作畫態度之嚴謹，寫實技巧之高超，還能對眾人皆視西方為鳥類生態畫作起源的論點，提出顛覆的說法。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古人「民胞物與」、從未排斥自然生命的哲學觀，在今日卻逐漸走樣。前有我國商人助長南非獵殺海狗之風波，後有犀牛、黑面琵鷺濫殺事件，在在向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挑戰。
在人人往前看的時代潮流中，什麼是我們應該捨棄的？什麼是我們值得留存的？
另一種「寫真」，當屬攝影。自一百五十多年前西方發明攝影術以來，這種高明的科技挾帶西方的強勢文化，橫掃世界。而「剎那即是永恆」的照片，也為人類歷史的溯源工作，留下強而有力的證據。
誠如攝影家簡永彬所說：「攝影術帶有其與生俱來的平民、大眾化性格，它能滿足各時代，都會文化在轉型期中，一種視覺符號的『定著』。而這些影像就是本土文化最基礎的資產。」攝影術，的確已成為人類共有的一種情感媒介，它也可以說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共有的珍貴財產。
如果來看我們對老照片保存的狀況，又有何發現？台灣攝影文化的發展，應以日據時期的營業寫真館（今天的照相館）為源頭。當年一批本土或留日的畫像、攝影者，所開設寫真館或攝影材料屋，成為一群愛好攝影人士的聚會所，也成為台灣業餘攝影家的濫觴。
然而，當年專業或業餘的作品——富本土情懷的老照片，已隨作者老成凋零，有些在老宅翻新時被丟棄，有些在搬家時出清……。在無殼蝸牛高呼買不起住屋的現代，佔空間的舊物成為累贅，老照片不幸也在其中。
日據時代末、台灣光復初經營寫真館至今的女性攝影陳麗鴻（見廿四頁），對找不到當年的得意作品頗感遺憾。她表示，由於是營業性質，並沒有特別收藏開業卅年之間的照片。隨著舊店面的翻修、搬家，很多老照片已不知去向……。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曾搜羅玉山的老照片，編成一冊「玉山回首」。老照片不但使玉山的舊貌重現，也對現在的生態研究有極大助益，可以藉此觀察林相的變遷與消長。一位多年前經營照相館的攝影者，歿後將家業及其作品傳給兒子。當其子得知有人在蒐集老照片時，表示不願出借，但願意賣斷，開價每張三萬元，而且只要價錢合適，願意出讓父親遺留的老相機！
也就是這些因素，使得台灣近百年的攝影歷史有所殘缺。如何搶救老照片，恐怕不只是攝影工作者，也是有識之士的責任吧！
一八七二年，美國政府正式設立黃石國家公園。它是當時美國第一也是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由於它的經營成功，喚起人們尊重自然及維護生態的觀念，才使世界其他國家紛紛跟進。國家公園是先進國家推動文化資源保育的一種文明指標，迄今全球約有百餘國或地區，設置將近千處的國家公園。
台灣地區早在民國廿六年，即由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府」，選定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分別是今天的玉山、阿里山，太魯閣、合歡山，及大屯、七星、觀音山等三處。真正付諸行動則在民國七十二年——墾丁公園成為我國第一座國家公園。
就在一月六日，我國玉山國家公園起火燃燒，短短六個晝夜中，一百一十五公頃的林地化為灰燼（見一一二頁）。損失無法用金錢衡量。
事後檢討，有關單位皆承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滅火設備、器材皆停留在六十年代人工打火方式，而空中直升機、滅火彈及現代滅火設備皆不全，怎能有效地運作？
至於大火起因，眾說紛紜，而箭頭則多半指向人為因素。
近廿年來，已有價值超過新台幣三億四千萬的森林材積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殷鑑並沒有帶來警惕，山丘只能無言。
十年樹木，百年才能成林，對於這些難得的資源，究竟有沒有保護維持的方法或是降低損失的計策？
在資源分配的大餅中，又有多少被規劃到林木的永續或保持？國家公園「為子子孫孫留下美的樂土」的標的，怎樣才不致成為海市蜃樓？
或者，只是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如何改變人類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