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上班這件事──朱德庸

文‧楊千慧　圖‧紀國章

2005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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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數上班族動輒十幾二十年的資歷相較，45歲的朱德庸真正上班的年資不過4年，而且還是十多年前的往事。

新作品《關於上班這件事》年初問世，新書發表會上，有記者質疑：既然朱德庸這輩子沒上過什麼班，如何深刻地描繪出上班族的心聲？

事實上，朱德庸也非女人，卻能畫出叫好又叫座的《澀女郎》，把上班女郎的細碎情緒與生活表現得維妙維肖，令人絕倒。

另外，在他以慣有謔而不虐的朱式幽默打造出家喻戶曉的《雙響炮》夫妻時，也還是個單身小夥子......。

該感謝老天爺賞飯吃，與生俱來的幽默感和繪畫天分，形塑了朱德庸擅長以詼諧諷喻看待世事荒謬本質的性格，而獨特的朱式幽默對白和輕鬆調侃的畫風，在他的四格漫畫和字裡行間，總能得窺一二。

近幾年，朱德庸的作品遊走兩岸三地，還被拍成電視劇、電影和舞台劇，人人勸他自組製作公司，善用作品和著作權海撈一筆。

身材高大、說起話來慢條斯理，表情輕鬆略帶喜感的朱德庸卻不同意。他說，畫畫是吃飯的工具，也是自己人生的最大興趣，開公司、奔走賺錢，距離他的性格太遙遠，也違背他不愛上班的本質。「凡是會剝奪自由的東西，就算能帶來再多財富，我也不要，」朱德庸如是說。

和很多藝術創作者一樣，朱德庸面對媒體顯得害羞，靦腆而疏離的性格一望可知；至於一頭後梳、長及肩膀的髮型也維持了數十年沒變，他說是因為方便整理。

這就是朱德庸，恬淡自在，凡事但求適情適性而已。

朱德庸的漫畫成功打進中國大陸市場前，對岸盜版猖獗，大陸民眾對他早已耳熟能詳。在他台北工作室的書架上，還蒐集了不少當年被盜版的作品。

窗邊的小男孩

創作主題從都會男女轉向上班族心情，與他的成長經驗有關。朱德庸說，上班是全世界最無聊的事，而等同上班的另一件事便是上學。

小時候的朱德庸，不愛上學也不愛唸書，念幼稚園起，他每學期都堅持選擇坐在靠窗邊的位子，因為倚著窗，至少可以瞧瞧窗外的形形色色，要不，埋首於桌前畫漫畫，都比聽老師講話強得多。

這樣的個性必是老師們眼中的頭痛人物，有回幼稚園要舉辦校外教學，老師還破天荒地跑到他家去跟他媽媽說，請朱德庸不要參加，因為怕管不住他，也影響到其他小朋友的出遊。

自小，朱德庸便對所有體制內的規範無法忍受。念高中時，他堅信教官應該退出校園，和教官經常一言不合對罵，總共念了3所高中才順利畢業。

高三時，朱德庸轉到台北郊區一所私立放牛學校，班上同學絕大多數都是等畢業、當兵回來後準備當「黑手」的。

看清楚現實後，朱德庸腦子裡晃過許多念頭，只覺得自己再怎麼糟，也不該淪落至此吧。這才真正自發性地拿起書本，考上世新電影編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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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違反人性

民國75年左右，朱德庸退伍，進入了當時的大報系──中國時報上班。那時他每天只要傍晚進辦公室，工作時間約一個半小時，依照當天要求的主題畫漫畫，再加上其他版面需求，林林總總加起來的稿費，每月可達10萬元，羨煞了不少人。

那個年代，大多數年輕人滿腦子想的，便是擠破頭進入有保障的大公司，待上一輩子，最後領退休金養老。儘管中時報系在外人眼中是穩當的金飯碗，但朱德庸卻打心底覺得不快樂，他每天能拖就拖，原本傍晚得進公司的，總是拖到最後一秒鐘才趕搭計程車上班。

如此工作了4年，有天他突然驚覺，自己表面上看來行動自如，但實際上卻像被鐵鍊綁住般，跟小時候被押著去上學的感覺沒兩樣，於是毅然決然辭職。

而當年女友（現在的老婆）也在聯合報擔任繽紛版主編一職，同樣厭惡體制，想走創作之路，也跟著離職。

離職後，就著以往的積蓄，兩個沒工作的年輕人結婚買屋，感受到生活的壓力了，便跟出版社洽談出書事宜，而朱德庸也開始了台北最早的SOHO族生涯。

「那時畫《雙響炮》，第一次便印了20萬本，」朱德庸原本希望數量多一點比較便宜，便粗略抓了這個數字，沒想到推出後讀者反應熱烈，一直加印至40萬本才夠。

這段期間除了出書，他也瘋狂地接商業廣告及禁煙漫畫等公益案子，為荷包進帳不少。

朱德庸回想起來，自己創作能量最顛峰的期間，約在民國86、87年，當時總共出版12本漫畫，一天的工作量往往超過8小時，遠比當上班族時勤奮。原本渴望從事創作的老婆，也只能全心當他的助理，處理對外聯繫和出版聯絡的工作。而嗜書如命的老婆，一天可以消化掉兩三本書，也成為他尋找創作題材時的最佳資料庫。

「當時每星期都可以收到出版社寄來的6位數支票，」朱德庸淡淡地笑說，那時候收錢已經收到麻痺，沒太多感覺，支票接過來，轉身便遞給老婆拿去存。

不過，儘管厭惡所有體制內的事情，朱德庸真正成為SOHO族後，日子反倒過得極為規律有序。他每天固定早上8點多起床，簡單用過早餐，之後便不間斷地埋首猛畫，除了午餐時間外，便直待晚上星星滿天了才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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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有傻福

朱德庸在家工作的那段時間，每天除了畫畫，還是畫畫，直到警訊出現──老婆發現他愈來愈「不會笑」了。

回想那段日子，他說自己並沒太深刻的感受，但細心的太太卻發覺不對勁，創作工作本來就需要安靜、專注、興趣，因此朱德庸平常定心埋首畫堆努力工作，但每逢假日，他一定會徹底釋放自己，到外面透透氣，享受一下放空的閒適快樂。但後來，在出版社不斷逼促下，即便假日，他仍舊時間一到，便進房畫畫，對出遊的興致完全不見了。「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時根本就是一個工作機器，」他說。

朱德庸提到，正因為完全自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導致案子愈接愈多、讓工作量大到無法負荷。當時老婆一直要他別再畫了，他也不覺有異，直至民國87年，老婆使出了殺手H，停止他所有的出版和案子，只留下兩、三個招牌專欄，帶著年僅5歲的兒子，一家3口放下一切，前往新加坡、日本、美國等地旅行小住，一住就是二、三個月。

「這個市場就是這樣，當你離開了，一定會有人來遞補，不管他畫得是好是爛......，」朱德庸淡淡地說。民國91年，朱德庸闊別3年再復出台灣畫壇後，就面臨這個殘酷的問題。就像很多藝人一樣，甘冒風險地把辛苦經營的事業暫停，卻因此再也回不來了。

但對朱德庸來說，得與失，他淡然面對，「停頓的3年間雖然沒有大量創作，但重新找回對生活的感覺，遠比什麼都還重要；現在的我很快樂，自己覺得做得比以前好，是傻人有傻福吧，」他愉悅地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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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插柳風靡大陸

離開台灣畫壇的那段時間，他的漫畫也開始在中國大陸悄悄風行。他說這純粹是瞎貓碰到死耗子：民國88年，他的書正式授權大陸出版，他也在朋友引薦下前往對岸投石問路，當時大陸的商業機制還十分「原始」，沒有通路與行銷概念，媒體的環境也很封閉，加上朱德庸對於很多事情狀況不瞭解，判斷起來非常辛苦。

當時朱德庸在大陸有個代理人，只要那邊的記者願意採訪，便由人在台灣的朱德庸直接撥電話給對方，嘩啦拉的長途電話費像流水般，簡直是貼著錢在做。這樣的情況過了兩、三年，終於主客易位，有了轉變。

民國93年是朱德庸的大陸豐收年，《澀女郎》成績斐然，陸續被拍成連續劇、電影和舞台劇，讓「朱德庸」這3個字逐漸登上大陸的主流媒體版面，北京中央台也計畫要將他所有的漫畫改編，朱德庸儼然成了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新興都會上班階級的心情代言人。

外人看他在兩岸的成績十足風光，但仔細回想，淡出台灣畫壇遊走海外，和經營大陸市場的那段日子，生活其實是非常片段而混亂的，而他的個性又極需安定的環境，才能從容地創作與生活，這也讓他驟然間成長了不少。

如今，他的系列作品除了以各種表演形式呈現外，前陣子中國盛大科技的老闆也找上他，計畫以他的漫畫人物造型製造各種生活用品等周邊產品，預計今年年中出爐。

素描朱德庸。

職員心態和老闆心態

「上班違反人性，打混摸魚才最符合人心，」這句話在《關於上班這件事》的新書發表會上，朱德庸提了不下數次。他說，即使明知自己有幸擁有最志同道合、體貼他的老婆，但老婆平常叫他做些什麼事，只要不是太重要的事，他仍然不改慣性，常常企圖摸魚或搪塞過去，就這是「職員心態」。

除了職員心態，朱德庸還揣摩老闆心態，他的書裡面也把老闆分成兩種，一種有人性，一種沒人性。他不改黑色幽默的本性道出：「有人性的公司，通常會被沒人性的公司併吞！」面對記者問他會不會想當老闆，嚐嚐權力的滋味？他說，「我不可能成為自己所憎恨的那種人！」

朱德庸十幾年前曾自組工作室，也請過幾位員工，不過不到一年就收起來了。「每天必須上班開會，自己花半小時就可做好的事，面對眾人卻得花好幾個小時才能擺平，真是愚笨到家，」他直呼受不了。

比較兩岸的上班族，他發覺一個有趣現象︰台灣與大陸上班族承受的壓力和工作效率其實差不多，不過大陸經濟起步晚，更努力求發展，相對速度更快，每天的時間壓縮非常緊湊。

他舉例，幾位因為在大陸受訪而認識的媒體朋友都跟朱德庸說，現在一年比一年忙，以前逛書店可以好好待一整天，在裡頭翻書、掏寶，但現在只能利用片刻時間「衝」進書局，見書就抓，連好好逛的心情都沒有。長此以往，未來大陸上班族的競爭優勢可能會贏過台灣。

對朱德庸來說，他觀察事情，喜歡看事情的荒謬面。每天看到那麼多上班族在路上匆忙行走，每個人背後都是一個故事，都可以透露些許訊息。

「如果《雙響炮》是畫婚姻的荒謬面，那《關於上班這件事》則是強調上班的荒謬面，」他希望上班族看完這本漫畫後，能夠得到相濡以沫的認同感，減輕對上班這件事的焦慮、愧疚和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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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的異想世界

一生追求適情適性的朱德庸，不想把生命浪費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上，包括睡眠，朱德庸認為做任何事情都比睡覺來得好。朱德庸自認睡眠時間很少，（一天約四、五個小時）、也從不賴床，他說自己每天醒來一睜開眼睛，腦子便像扭開的電燈般「啪」一下全亮了起來，完全不需任何醞釀起床的心情。他最常掛在嘴上的話便是「人死了，可有得你睡了！」

年紀漸長，朱德庸反倒比較喜歡上床後、意識逐漸模糊的那段時光」，那時他會處於冥想狀態，最常發生的是彷彿回到幼時的家，他會看到前後左右的鄰家房子，周圍的景物，想像自己正在走路、一個人在附近玩耍......。朱德庸也不明白為何會如此，但這些卻是他睡前最愉快的片段，心裡很平靜，真正回到了人生最單純美好的孩童時代，或許這也是他企圖掙脫繁瑣體制的一種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