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過客，我是歸人——陳鼓應專訪

問：您在大陸出生、台灣成長，之後赴美國研究，再到大陸教書，那裏才是您心目中的故鄉？

陳鼓應（中）和現任民主進步黨主席許信良（右），是多年舊識。這張照片攝於一九七九年。 （王曉波提供）

帶著客人心情回來

答：十四歲我隨父母到台灣，離開之前，在台灣生活了卅年，而且都是在校園中。那是最令人懷念、嚮往的日子。

最重要還是人的感覺。在美國我住了八年，但是一到歐洲，覺得還是比較喜歡歐洲，可是我並沒有朋友在那，即使很喜歡，還是覺得很陌生。

剛去美國，所思所想都是台灣心情，久了以後，受到異質文化激發，對以前作為反對者、加入反對派活動的事有番深思。覺得在台灣有強烈的被壓迫感，說出來的話比較急切、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較小。出來以後，對不同意見比較有包容性。

這次回來，雖然有人先警告我，台灣政治環境很複雜。不過，我想也許我們太過強調差異點了，其實還有更多共通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剛來是帶著客人心情，看到以前老朋友，感覺友情還是很溫暖，很快就覺得自己還是其中一份子。

一九七八年，陳鼓應參加國代選舉，上台演說。（王曉波提供）

在兩岸都是反對份子

問：您曾說「我的人生完全不是按照自己的計畫發展」，如果能再來一次，您會如何安排您的人生？而原先您的計畫是什麼？

答：其實我的學術方向一直很清楚，近幾年我一直在做莊子研究，現在想從美學、藝術觀點寫幾篇論文。此外我還主編了一本《道家文化研究》學刊，對自己未來的學術目標愈來愈清楚。

至於現實生活，基於知識份子的立場發言，偶爾因發言引來爭議、風波，帶來生活的改變，就不是在原先計畫中的事，無法自己主宰。到大陸去也不在計畫中，因為當時客觀因素，想回台灣也回不來。

問：您被視為台灣民主發展早期的「民主鬥士」，當年和您一起奮鬥的友人，如今多位已在政壇佔有一席之地，而您則流轉各地，您覺得這是您的際遇所致，還是自己的選擇？對人世起伏又有何想法？

陳鼓應讀台中二中時與朋友結伴戲水的愉快模樣（前排左一）。 （陳鼓應提供）

生命不全然在自己掌握中

答：時代環境的主客觀條件，都會決定一個人未來的路。我不能說當時我們就是先驅者，因為之前還有更多人，譬如殷海光、雷震，他們也為台灣的民主出過力。

比起來，我們還算幸運，有多少人就消失不見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之前很多人都被社會遺忘了。

我們應該算是受到前人的啟發和激勵。台大因為繼承北大校風，五四時代的氣息也深深感染我們。我們只是在那個時機，講了一些心裡的真話。

之後的遭遇，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出去對我而言也是歷練，如果一直待在台灣，自我感覺會很強烈。到外面看看不一樣的世界，重新協調、建立自我；接觸異質文化，視野比較開闊。

問：當年您因為言論「不合規格」而被解聘，這次回來您曾到立法院旁聽，對近年來台灣言論情況有何觀察或體會？

陳鼓應這次回來，短暫停留，最大希望就是踏進台大教室。（邱瑞金）

衝破時代迷霧

答：今昔之比，差別太大了。廿年前我的言論最高尺度，就是提出建立民主廣場、開闢民主牆。這次回來到立法院旁聽，覺得真的就像一個民主廣場，當然和當時的觀念還是有距離，我們倡議的是「講理俱樂部」。

當年為什麼有這個建議？因為我們希望結束六十年代所謂「冷漠、啞巴的一代」，戰後成長的年輕人第一次希望能參與，其實也只是觀念上的參與。

民國五十五年我在文化學院教書，下課後有學生私下問我，「二二八」是怎麼回事？我說不知道，死了很多人，但沒有公布，就被做了報告。

之後到台大，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在念書、做研究，偶爾才去演講。第一次講「言論自由在台大」，廿年來台灣年輕人沒有講話機會，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還不敢把題目定為言論自由，非得掛上「在台大」三個字，把範圍縮小在校園。

一次一次被推回去，剛開始說五年之內不能教書，五年以後還是不行，所有路都被堵住了。參選也是孤注一擲，可以說是必然，也可以說是偶然。必然是因為這是由觀念的參與到行動參與；偶然則是因為搞政治和我的性格不合。

回來幾天，覺得所有報紙好像都變成立法院公報，看到報上有「廣場」兩個字，真是感觸萬千。別人是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我是早起的蟲兒被鳥吃。

一九七二年陳鼓應提出建立民主牆的建議，直到一九七八年，台大校園才首見民主牆。 （王曉波提供）

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

問：在您之前，您的老師殷海光也被視為「異議份子」，被禁止在台大哲學系開課。有人說您和您老師的際遇，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逃不過悲劇命運桎梏的象徵。對此您有何看法？您研究存在主義和老莊思想，存在主義的虛無，和老莊思想對社會的反叛，是對人生消極的反應嗎？

答：殷先生自己說他是五四後期人物。沒有享受到五四的光華，但深深感染五四的氣息，也就是對社會的關懷。哲學是要追求真理、講真話，講真話就要付出代價。最後，殷先生說，「作為大學教師，我已經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確代表了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

悲劇命運不只發生在殷先生身上，往前推陳獨秀也一樣。陳獨秀是一個有強烈民族危機意識的人，他堅持民主理念。這種民族危機意識是從辛亥革命延續到五四，當時時代大環境正是如此。

尼采和莊子的思想對我影響更大。我認為，悲劇並不是悲觀。人從呱呱墜地到病老以終，不免一死，哲學家因此認為要在生命過程中不斷發揮潛力，為自己生命留下美好色彩，這就是悲劇意識。

莊子和尼采相同處在於，都將精神生命提昇。作為一位異議份子，在文化價值取向上反對僵固的傳統，不苟同於現實追逐功名利祿的取向。處於權力橫行的時代，在統治階層的價值網下，莊子採取的態度是，不跟那樣時代的統治階層合作，保持隔離智慧。

從莊子、陳獨秀、到殷海光，都看得到知識份子的悲劇使命，他們清楚地知道所追求的理想，可能被現實擊得粉碎，但還是堅守信念。

現實生活雖然不甚順遂，但他非常清楚自己未來學術的研究方向。（邱瑞金）

台大「哲學系事件」過了廿年，各方都促請台大校方儘快調查並公佈真相。（邱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