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的抗議？──從自殺看台灣

自殺是人類社會千古存在的問題，也是卡謬所謂的「唯一嚴重的哲學問題」。

（右）婦女經常都需承載各種有形無形的家庭重擔，也較依賴宗教信仰的力量。早期台灣婦女自殺率以年輕者較高，近年則以老年婦女為主，她們可以說是弱勢中的弱勢。（邱瑞金）

據估計，全世界每年約有五十萬人死於自殺，自殺對人類的「殺傷力」，不下於一場戰爭或瘟疫。

（邱瑞金）

台灣近年媒體披露的自殺事件不斷，從影歌星、警察到學生，自殺年齡層似乎正在逐漸下降，令人感到錯愕與惋惜。

青少年飆車、吸毒等行為，看在師長眼中，和自殺又有什麼不同？（邱瑞金）

人為什麼會選擇自殺？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自殺不是人的專利。

據說，鼴鼠在繁殖過剩時，會集體跳海自殺；海豚、鯨魚則成群游到岸邊「擱淺」自殺。從動物行為學來看，大自然似乎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著生態平衡。

然而，人類的自殺行為，似乎不能以「維持生態平衡」一語了結。人類自殺行為背後的社會、文化、心理等因素，都值得探究。

是命還是病？

去年十月，一位品學兼優的國三學生跳樓身亡。孩子在遺書中表示，因被懷疑作弊，所以「原本已在心中滋養的自殺念頭，頓時便成立了……」。令人驚訝的是，孩子的家長並未因此責怪學校，只表示：孩子自殺是「個性」問題，與學校無關。

為什麼有人會自殺，有人不會？

精神醫學將其間的差異歸因於「體質因素」。三軍總醫院精神科醫師江漢光指出，容易自殺的人多具有脆弱、不穩定、焦慮、憂鬱、適應功能不良等人格特質。

但江漢光指出，有「自殺體質」的人未必會真的自殺，只有在受到外在刺激時，才容易引發自殺行為。

除了某種特質的人較容易走上自殺之途外，在台灣及全世界自殺人口中，精神疾病患者佔有很高的比例，其中又以憂鬱症病人最多。

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胡維恆指出，歐美的研究顯示，自殺死亡者中有百分之四十五到七十是憂鬱症病人，憂鬱症病人中有百分之十五死於自殺。

「自殺是精神病理的症狀之一，」江漢光指出，精神病人常會重複不斷地自殺，而且在自殺前幾乎沒有徵兆。

前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林憲，在《心路與心病》書中描述一位精神病患的自殺方式，令人印象深刻。這位住院病人在護士打破牛奶瓶時偷偷撿了一塊碎片，然後面無表情地在被中割破腹部，直到護士發現病人臉色蒼白時，已經回天乏術。

憂鬱的年代

然而，憂鬱症的增加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部份社會學者認為，人之所以寧願選擇自殺，也不願意活下去，是「社會不仁」的結果。

《自殺論》的作者──著名社會學者涂爾幹便認為，自殺與社會好壞有直接的關係。當社會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無論是驟降的好運或災難，人們自我毀滅的傾向都會增加。涂爾幹稱此類的自殺行為是「脫序型自殺」。

在脫序、缺乏認同、充滿壓力的社會中，除了看到有人「急性自殺」外，其實還有許許多多人在「慢性自殺」。政治大學心理系副教授許文耀指出，抽煙、喝酒、酒後駕車、飆車……等等行為，都等同在自殺。

「目前台灣社會正處於脫序階段，」許文耀指出：「傳統被打破，新秩序來不及建立，在銜接過程當中，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失序』現象。」

有人在走投無路時，將自殺當成一種溝通方式或求救訊號，適時真誠地關切，往往有很大的幫助。（邱瑞金）

除了現階段，過去台灣社會也曾發生過類似的「脫序現象」。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政治的混亂和經濟的不穩定，自殺率由十萬分之十逐漸上升，到一九六四年上升到最高峰──十萬分之十九•一。近十年來，自殺率則一直維持在十萬分之十以下。自殺像鏡子

「用自殺率來看一個社會福利制度、各個族群心理安好、社會處境優劣，比平均壽命更準確，」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胡幼慧說。

如果說自殺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那麼「魔鏡、魔鏡，請你告訴我，誰是台灣最容易自殺的人？」

答案不是引起社會關注的青少年；也不是引起社會極大震撼的警察，而是極少見報、甚少引起關注的老人。

台灣老年人的自殺率居各年齡層人口之冠，以民國八十四年為例，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人口的自殺率是十五到二十四歲年輕人的六倍左右。這在世界各國並非普遍現象，歐美各國老年人口與年輕人口的自殺率並沒有如此明顯的差距，在英國兩者相去不遠，澳洲老年人口的自殺率甚至比年輕人還低。（見表一）

學者指出，老人自殺多與貧、病、低自尊等問題脫離不了關係。

根據行政院民國七十八年做的《老人狀況調查》，台灣貧窮的老人佔老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越是低社會階層的老人，經濟上仰賴子女的程度越高，其中不識字的老年女性，百分之七十八•六的生活費來自子女。

從空間的分配上也可以看出現代老人的地位低落。傳統舊社會老人家住的是廳旁的正房，如今則轉移到公寓中最角落的邊間。

窮困、寂寞、沒有自尊，再加上年老體衰、疾病纏身，老人家自然覺得人生乏味，亟思解脫。

歐美社會比我們更早遭遇人口老化的處境，他們以社會福利的方式介入，解決老人經濟、醫療、照顧、安養等等問題。

台灣在目前福利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老人問題基本上是家庭問題。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功能已逐漸瓦解，老人在家庭中無法獲得完善的照顧。於是台灣的老人在家庭、社會兩頭都落空的情況下，選擇自殺似乎也就不奇怪了。

「老人照顧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責任，『私化』成家庭問題的結果，使得老人的存在變成一種家庭的『累贅』。」胡幼慧研究婦女問題時發現，「凡是強調三代同堂、以家庭取代老人福利的亞洲社會，老年婦女自殺的『相對風險』都比歐美高。」

胡幼慧指出，由於各國自殺率統計的準確性不一，比較各年齡層間的相對值，較能看出其中差異。若以老年婦女自殺率與女性人口總自殺率比較，台灣老年婦女自殺率是女性總自殺率的三•二倍，新加坡四•二倍，日本二•四倍；比老人福利較健全的美國一•二倍，英國、瑞典、澳洲一•五倍都高出許多。

當然，這與社會傳統價值觀也不無關係，中國人講孝道，認為兒女奉侍才是孝親，精神上也較依賴；西方社會重視個人隱私與獨立自主的精神，老人也較願獨居，保持自己的尊嚴。

少年不識愁滋味？

「晚景淒涼」的老人自殺，叫人痛心，卻不難理解；但「前途似錦」的青少年自殺，除了令人惋惜外，更令人感到不解。八十三年七月兩位學業成績優異的北一女學生相偕在旅館自殺，就令社會一陣驚愕嘆息。

許文耀指出，青少年自殺率增加是許多社會共同的現象，與環境快速變遷、家庭破碎、家庭支持力量減少等因素有關。

另一方面，學校在規模越來越大的同時，輔導功能隨之日益萎縮。青少年在遇到困擾時，幾乎找不到支持、協助的力量。

去年董氏基金會曾對大台北地區國小高年級和國中生進行調查，結果「不快樂的孩子」高達百分之三十六。

青少年的壓力來自家庭和人際關係。根據胡幼慧的研究，當青少年遇到父母離婚、分居或身體不適、感情問題等事件時，較容易產生憂鬱傾向、萌生自殺的意念。

有自殺意念的青少年很少會去利用有能力幫忙的協助機構，台北市生命線總幹事朱開玉指出，向生命線求助的個案中，十九歲以下的青少年不到百分之六，而他們一旦嘗試自殺，往往「一舉成功」。台大精神科醫師王浩威指出，青少年可取得的自殺工具有限，又不懂得尺度的拿捏，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自殺死亡率相對提高。

溝通與求救

性別上的弱勢，一樣反映在自殺意圖上。研究顯示，台灣女性的自殺意圖或企圖自殺明顯高於男性。

以自殺防治為主要目的的「生命線」統計，來電求救或傾訴的個案中，女性將近百分之七十，明顯高於男性。可見女性性別角色比男性承受更多的壓力和負擔。

「女性意圖自殺率高，是因為掌握資源、權力有限的女性，只能以自殺為手段，用以求救或報復，」胡幼慧指出，企圖自殺的女性高於男性，但自殺死亡率卻較男性低，原因是因為女性自殺方式較男性溫和，以服藥居多。

但在台灣早期，二十至二十四歲年輕女性的自殺率反而比男性高，打破世界各國男性自殺率一向高過女性的定律。胡幼慧以一九○五年為例，「當時我國年輕女性的自殺率是美國的八倍，瑞典、西班牙的二十倍。」

根據美國人類學家Margery Wolf的研究，早期台灣屬傳統的典型父系家庭，剛過門的媳婦往往承受多重壓力，以致於自殺率偏高。像宏砦q腦創辦人施振榮的母親施陳秀蓮在傳記中記述當年只有逃家而未自殺，已經算是很勇敢的了。

隨著「核心家庭」日增、男女平權主張盛行，年輕婦女的自殺死亡率已逐漸降低；但相反地，老年婦女的自殺率卻逐漸升高。過去是年輕的媳婦自殺，如今好不容易媳婦已熬成婆，環境卻今非昔比，輪到當婆婆的想不開。（見表二）

值得一提的是，婚姻對男女自殺的比例有截然不同的影響。根據胡幼慧的研究，未婚、離婚、喪偶之男性自殺率較已婚者高，但女性已婚或未婚對自殺率的影響不大。

「男性的心理安好是靠女性來支撐的，」胡幼慧指出，婚姻對男性顯然有「保護作用」。

（邱瑞金）

此外，台灣山地鄉的高自殺率也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下的結果。高山高自殺？

原住民的自殺死亡率從青少年階段就遠高於台灣的平均自殺死亡率，特別是生產年齡層的男性人口，根據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張笠雲的研究，原住民男性生產年齡層、人為因素的死亡率（包括自殺、酗酒引發的肝硬化），是台灣地區的六倍。

雖然山地鄉的生活較過去改善許多，但與整體的社會環境比較，山地鄉相對地更顯貧窮。近年原住民社會受到漢文化的衝擊，年輕人口外移，使得山地鄉普遍面臨人口凋零、社會解構等問題。未獲妥善解決的結果，所有的壓力便據實地反映在自殺率上。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鄭泰安，在花東地區做過長達四年的自殺研究，結果相當驚人。根據他的研究，花東地區的自殺率高達十萬分之二十四；自殺死亡者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其中以憂鬱症、酗酒的比例最高。

最後出路

自殺固然有性別、族群、年齡層的差異，但整體而言，自殺的原因仍以為情自殺佔第一位。

有人以自殺作為挽回感情的手段。「狼來了」喊久，難免出問題。名歌星于楓在自殺身亡後，其男友便對外宣稱她是「假戲真作」、「弄假成真」。

也有人在明知感情挽回無望的情況下，以自殺的方式，要讓對方愧疚一輩子。一位聰慧伶俐、人見人誇的證券公司財務分析師，在丈夫外遇而要求離婚後，萬念俱灰，不但自己吞服鹽酸自殺，也讓兩個就讀小學的兒子一起喝下鹽酸，結果母子三人均告不治。據說，她在生前曾對好友說：「我要讓他後悔一輩子！」

此外，自殺往往也是許多人在走投無路下的最後選擇。中國人向來愛面子、重名聲，古來多少英雄人物，在「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心態下，自殺謝罪。如今這類型的自殺依然層出不窮，前年，經營「施丹達爾」百貨服飾業的黃姓老闆，事業失敗、積欠投資人一屁股債，雖然避居加拿大，結果仍在他鄉槍殺妻兒，以自殺了結。

無言的抗議

每個生命的毀滅，對社會都是一種損失。根據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王榮德、曹昭懿的研究，光是民國七十八年，台灣因自殺損失的薪資所得就高達新台幣七十七億多元，若再加上自殺的醫療費用、安養費用、家人親友投注的時間及承受的負擔，損失更是難以估量。

自殺是可以防治的嗎？

近年在各行各業中，以警察的自殺最受矚目。一般認為警察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險性，工時長、壓力沈重，因而較容易自殺。但根據統計，警察的自殺率並未特別突出；自殺因素也多屬感情問題、家庭問題，與一般人無異。唯一特別的是，由於槍枝取得便利，警察的自殺方式以持槍自殺最多。

因此，增加自殺工具取得的困難度，可能會影響自殺率。王浩威指出，美國某州修改槍械管制制度，規定購買槍械要在登記六個星期後才可以取得，此規定一實施，減少了許多衝動型的自殺，自殺率因而下降；據說英國在採取煤氣去毒化處理後，自殺率也有明顯的下降。

在台北市生命線擔任十一年義工的許西祥建議，如果周遭有人有自殺的意圖，先不要給他任何建議，因為他「聽不到」。最好的處理方法是，先陪伴他度過哀傷期，然後再慢慢處理他的問題，幫助他找一條可行之路。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總幹事朱開玉則強調，絕對不要讓一個剛自殺過的人獨處，因為情緒尚未平復、問題尚未解決的自殺者，很可能再度自殺。

然而，這些技術性的防治之外，更應深入根本──自殺是一種不可忽視的警訊，各年齡層、各族群間，反映在自殺率上的懸殊比例，便是對社會的無言抗議，值得作為日後社會資源分配的參考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