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華僑」的代言人——高銘鴻

文‧陳雅玲　圖‧邱瑞金

1994 1月

（邱瑞金）

日據時代台灣住著一批「華僑」，他們毫無「海外」經驗，有許多甚至是道地的「在地人」。

其中一個家族，最近又重新活躍在歷史中。

去年四月，內政部、僑務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同時接到一份陳情書，陳情人高松壽在書中提及其父高銘鴻先生在日據時代為台灣華僑的犧牲奉獻，希望政府褒揚並入祀忠烈祠。

日據時代，台灣絕大部分都是「日本國民」；只有少數人，號稱「華僑」。他們成立了一個華僑組織，人數將近八萬人，每一個縣都有分會。而高銘鴻，就是這個「台灣中華會館」的會長。

「台灣華僑是日據時代的特殊產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表示，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清廷割讓台灣，依照馬關條約規定，兩年猶豫期內，在台灣的清朝臣民可以選擇自己的國籍；在一八九七年之前沒有提出申請保留國籍，或沒有離開台灣的，都將被視為日本國民。

許雪姬指出，根據日本政府的資料，當時有六千多人回大陸。「實際上的數字應該更多，有些人回去時根本沒向日方登記。」

回大陸的台灣人大概分成三大類。一是知識分子，得有清廷科舉功名者，如高銘鴻的父親、台灣最後一位舉人高選鋒；一是台灣、大陸兩地都有家業者，如板橋林家；另外就是一些仕紳家族，他們因為心中存有華夷之辨，不願受異族統治，而毅然變賣家產，回到大陸。

高選鋒在回到大陸前，還曾訓練民兵以對抗日軍。日本政府為了藉助其社會影響力，使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最後還將鴉片、菸酒專賣的許可證雙手奉上，只要他願意出任台灣總督府所委派的官職。儘管如此，仍無法阻止高選鋒率全家返回大陸福建故居。

這些由台灣回大陸的人，自稱「台灣華僑」；此外，日本統治台灣後，由大陸到台灣經商、做工的中國人，也被稱為「台灣華僑」。

渡海來台的華僑因與台灣的「日本國民」同文同種，日本政府對之十分顧忌，惟恐引發台灣人的民族情感，而採取嚴格的管制辦法，例如控制華工來台名額、種類、上岸港口，規定引進的仲介公司……。和其他外僑比起來，華僑還要和本島人一樣被納入「保甲體系」，負刑罰連坐責任。

至於待遇，華工的薪水比台灣人少，台灣人又比日本人少，生活辛苦。如有人犯了案子，像打架、走私、偷竊等被日本警察捉到，必然免不了鞭打、拷問、拘禁，甚至驅逐出境。

「台灣華僑比起其他地區的華僑，境況更惡劣的是沒有教育權」，許雪姬指出，日本當局不准華僑設僑校，子女入一般公學校後，也常被告知：「我們人數夠了」，而要其退學。華工本來就居於社會底層，子弟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永遠無法向上爬升。

高銘鴻所做的，就是希望團結僑社，改善華僑的待遇。

光緒廿四年隨父親高選鋒返回大陸的高銘鴻，曾受父命來台偷偷將祖父母的骨骸運回大陸改葬，而回到台灣短暫一遊。後來他決定到台灣發展。

民國十一年，在台華僑嘗試性地成立了華僑俱樂部，並於翌年成立華僑會館。然而由於派系紛爭，一直沒有發揮功效。直到高銘鴻當選第四任會長，在他努力勸和下，會務終於蒸蒸日上。全省共成立了卅二個分會館，北自蘭陽、南至恆春。當年台東中華會館會長鄭品聰先生，便是前任台東縣長鄭烈的父親。

民國十六年，中華總會館終於成立了。「在當時這真是華僑界的大事，我還記得許多來自全省各地的華僑代表在南京西路的蓬萊閣開大會，之後在大門口合照了一張照片，我和兩個弟弟站在二樓陽台的欄杆後向下探著頭看，也被拍下來了」，年已七旬，曾任警政署副署長的高松壽說起小時往事，竟也頑皮地表演起來。

擔任中華會館會長期間，高銘鴻除了為各地華僑所受日本警察壓迫，向日本官方交涉或直接向總督府請願，他還爭取廢除華僑不平等待遇（如保甲制、華工仲介公司），此外，更協助北京政府辦理國籍登記及華僑調查的工作，使在台華僑成為擁有身分的人。

高銘鴻從事的僑運活動中，最後為他帶來災禍，也是影響人心最大的，是創辦中文周報「中華新報」。

當時高銘鴻是社長，「台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任總編輯。但報未出刊，就遭到誣告，不准發行。高銘鴻只好在父兄的幫助下回廈門印刷，再寄回台灣。「沒想到日本人又控制郵政，平常只要一個禮拜就寄到的郵件，竟然一個半月才收到，新聞都成了舊聞了。」高銘鴻的四子高人達指出，到後來，日本海關甚至將中華新報扣押，不准通關。

經過高銘鴻力爭，後來報紙終於得以在台灣印行。「那時我十歲，經常充當父親的工友，拿全省各地寄來的新聞稿到連雅堂連伯伯家去」，高松壽說。

然而中華新報還是逃不掉被禁的命運。高人達依稀記得日本警察常到家裡捉父親，而高銘鴻就躲在洗澡的大木桶裡，「有一次，他還跑到台語演員陳松勇的祖父家裡躲起來」，高人達說。

日本人卻也有更高招的地方。高松壽指出，曾有兩次，北署警察傳父親到案，說是有人告他，時間卻訂在禮拜六的上午十一點。高銘鴻準時到達後，他們卻說主辦人剛好有事，他等一等。這一等，就等到下班，高銘鴻只好被警察拘留起來，等到禮拜一再偵訊。

到最後，日方認為華僑組織已經大到事態嚴重的地步，而且高銘鴻也不可能被收買了，日方使出了撒手煄X—強迫高銘鴻賣出他與宗親經營的公車事業，並派警察隨時監視、記錄他的一舉一動；連往來的朋友也被偵查、盤問，完全切斷他的經濟資源與社會關係。

當時其他中華會館的領導人物也有相似的遭遇。鄭烈表示，當年父親曾差點被日方逮捕，幸得內線消息，鄭品聰把同志資料連夜燒掉，就匆匆搭船逃回大陸，連向妻子告辭都來不及。「很多沒逃掉的老華僑被刑求，最後不是死了，就是成了殘廢」，鄭烈說。

民國十九年，高銘鴻率全家離開了世代居住的台灣，結束了他在台灣時期的僑運工作。臨走前，他還做了一件一旦失敗就成仁的事——偷取台灣軍事機要地圖，面呈當時中國的行政院長孫科先生。

然而高銘鴻所作所為，卻沒有得到國家應有的重視。「當年台灣華僑的活躍分子中，有人後來當了國大代表，或光復時負責接收工作，高銘鴻卻完全沒有得到政府回饋，幾乎沒有人知道曾有他這麼一個人」，許雪姬說。

民國卅四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在大陸福建靠教書維生的高銘鴻高高興興地於兩年後攜帶家人回到台灣，從此安享晚年。

卅九年高銘鴻病歿，當時子女就有心為父親陳請，請國家對其褒揚，但未付諸行動。

「一方面是生活擔子重，另一方面是當時台灣人的力量還很弱，即使提出這個希望，大概也不會有人理你」，高銘鴻的長孫高超然不諱言道。

可惜這回他們的心願仍未實現。自內政部、僑委會、國民黨等單位得回的消息是「與現行規定不甚符合，礙難辦理」。

高家子孫對此結果倒是坦然接受，「只是很遺憾而已」，高松壽表示，之所以希望將父靈入祀忠烈祠，只是為了盡一分子孫的孝心，爭得家族的光榮。就好比祖父中舉後高家祠堂前豎起的旗杆一樣。

高家的心願沒有達成，過程中倒是促成了學術界重新研究日據時代台灣華僑歷史的因緣。

原來，為了陳情時能附上具有學術地位者的研究報告，現於台北東區開設點心店及便當店的高超然，找到了在中央研究院研究台灣史的許雪姬。許雪姬認為台灣華僑確實是一個好題目，便開始蒐集資料，展開研究。除了完成「高銘鴻與日據時代台灣的僑運」之外，她還撰寫了「台灣中華總會館成立前的台灣華僑」、「日據時期的中華民國台北總領事館」等論文，其中後者還在「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研討會」中發表。

而這次高銘鴻未能入祀忠烈祠，高家已決定將保留了一甲子的珍貴史料，如高銘鴻當選中華會館會長的證書、中華會館財產目錄、僑務局的委任令、聘書……等原件，全部送給中研院保存。

高銘鴻大概沒想道，身後他沒能敲開忠烈祠的大門，卻不意撞進中央研究院的學術殿堂，在歷史上掙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