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記憶的年代──寄藥包

日治時期從日本引進的「寄藥包」，源於早期鄉下醫療資源匱乏，交通不便，於是發展出業務員向藥廠批發成藥，然後深入家庭，先將一定數量的藥品寄放在消費者或固定銷售者家中，再定期依實際使用的數量結帳補貨。這種藥品通路體系曾經是台灣醫療服務的主流，隨著藥房林立，加上勞保、健保制度實施，1980年代後便逐漸沒落。

這種特殊的銷售通路不僅適用於藥品，一些較耐放的民生用品，例如醬油、糕餅也適用。台北縣淡水鎮創立於1935年的「三協成」糕餅店，創店初期，生意並不如預期，為了改善經營狀況，便將當時流行的「寄藥包」方式套用在糕點的銷售上；將能保存一個月以上的糕點用擔箱挑到淡水山上的「店仔頭」寄賣，然後派人定期去補貨、收款，從此打開「三協成」的知名度。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藥包外袋設計也愈趨精美，有些藥廠固定以動物為圖案，例如健民藥廠的「人騎馬」標記。

鐵馬日行百里，技術大考驗

根據已成立七十餘年的台中明通製藥廠林正男經理表示，藥廠經營「寄藥包」業務，大致分為附近地區的「區域經銷」，和到外縣市駐點拓展業務的「公司外派」。為了因應衛生單位的查緝，藥廠還會發給外務員「推銷員證」，並提供制服和帽子。

12歲就跟著父親「寄藥包」、今年56歲仍在城鎮間穿梭送藥的蔡進興回憶：「沒有推銷員證的外務員，一旦被衛生單位查到，如果還夾帶不明廠商私藥，不但藥品會被沒收，還會吃上官司。」拿出1967年新明通藥行核發給他的「推銷員證」，泛黃的證書，見證蔡進興四十多年的「寄藥包」生涯。

剛開始，蔡進興跟隨父親騎腳踏車送貨，後來改騎摩托車，16歲便獨立作業的他，遠途時還會開小廂型車送貨，範圍以台中縣和苗栗縣為主。

「寄藥包」不但沒有假日可言，騎車技術還要一流，不論是早期用木箱裝藥品或後來改成帆布袋，每趟出門所載的藥品總是重達70到80公斤，鄉下地方又多是碎石子路或黃泥路，騎車載送時，如果重心不穩，藥品散落滿地事小，玻璃瓶裝的藥水若是打破了，可是要賠老本的。

做這行要不畏風雨寒暑，有時還會有生命危險；冬天為了擋風禦寒，蔡進興會在身上包報紙；他曾經在送貨時騎摩托車經過年久失修的木橋，木橋突然應聲斷掉，整個人摔下河床，昏迷了3小時才醒來。由於當地很偏僻，加上鄉下人口稀少，根本沒有人發現。

「幸好那時是枯水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回想悠悠醒來時，還要強忍傷痛收拾藥品，從河床推摩托車上河堤的情景，蔡進興難掩唏噓。

桃園平鎮現在僅存的「寄藥包」外務員陳花漢已經67歲，28歲起擔任應安堂製藥廠配藥外務員，前5年騎腳踏車，後來改騎摩托車，當時他一個人負責的客戶就高達兩千多人，由於每位客戶約40天收費一次，每天必須跑30至40位客戶，幾乎天不亮就得出門，跑到太陽下山，少說上百公里，不到5年就騎壞了超過10部腳踏車，摩托車也換過5部。

治療小兒驚悸、夜啼、吐乳、青便的黑矸標「驚風散」，最受婆婆媽媽們歡迎。

熱門寄放點，排隊收錢

蔡進興表示，「寄藥包」外務員通常是直接跟藥廠批貨後販賣，由於每個寄放點都是商機，外務員無不卯足全力和客戶「搏感情」，如果服務親切，藥效不錯，客戶就會口耳相傳互相介紹，這種寄放點客戶最後都變成老朋友，甚至像家人般，安心的把家中鑰匙交給他補換藥品。

有些地方是固定寄放在村長家，村民有需要時就到村長家拿藥，所以村長家會同時寄放不同藥廠的藥包，「最高紀錄是同時寄放18家廠商的藥包，各家外務員湊巧同時來收錢時，還要排隊呢！」

「收錢」也是門學問，什麼職業、什麼時機都必須精確掌握。例如農戶一年收割兩期稻作，所以稻作收成時就往農家跑，養豬的當然要趁賣豬時收錢，有些家庭子女在工廠上班，那就月頭領薪水的時候結算，較窮困的家庭，甚至一年才結算一次。由於台灣習俗不能「欠過年」，加上過年期間醫療院所不看診，民眾會囤積藥品以備不時之需，所以每年農曆年前的收錢、送貨旺季，常讓外務員忙得不可開交，甚至沒時間和家人圍爐吃年夜飯。

每到農忙季節，施德之的「靈芝濟眾水」就供不應求，這種裝在6公分高迷你玻璃瓶內的深褐色藥水，是農民用來治療中暑的良藥。

暢銷藥品，家家必備

談到熱門暢銷藥品，蔡進興表示，早年因為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較差，小孩子容易被蛔蟲寄生，以致「臉色青黃、身形消瘦」。明通製藥1950年代生產純植物萃取的「愛兒菜」蛔蟲藥，暢銷全台造成熱賣，許多1960年代出生的人，孩提時代都吃過這種味道澀澀苦苦、難以下嚥的驅蟲整腸良藥。

每到農忙季節，施德之中藥廠的「靈芝濟眾水」就供不應求，這種裝在6公分高迷你玻璃瓶內的深褐色藥水，是農民用來治療中暑的良藥；傷風、感冒時最暢銷的是「明通治痛丹」和「瑞昇風熱散」；治療小兒驚悸、夜啼、吐乳、青便的黑矸仔標「驚風散」最受婆婆媽媽歡迎；還有治療咳嗽的太和洞「久咳丸」；治療胃腸不適、肚子痛，俗稱臭藥丸的「正功丸」等等。

另外，健民藥廠的薄荷錠、東亞藥廠的紅藥膏、各種廠牌的萬金油，這3種外用藥，幾乎家家必備。

今年56歲，12歲就跟著父親「寄藥包」的蔡進興，從事外務員工作 四十幾年，至今仍繼續在台中大肚山偏遠地區，為老客戶提供送藥服務。

外袋具時代感，看圖知藥意

台南晉大藥局負責人、本身也是早期藥包收藏家的黃大晉藥師表示：1940、50年代的藥包外袋，是簡單的雙色印刷，196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彩色印刷。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外袋的圖案與印刷愈趨精美，如同今日的產品包裝一樣，希望吸引消費者注意。

日治時期的藥包外袋上都印製著「台灣總督府認可」等字樣，終戰後則改印「台灣省衛生處認可」；至於在外觀設計上，二次大戰期間的外袋充滿戰爭氣息，除了手執太陽旗的母子廣告之外，還有日軍登上中國萬里長城的繪圖，具有宣揚帝國主義的時代性。終戰後，則改為中華民國軍人、坦克車及俗稱為「老母雞」的C－119運輸機，充滿政治國防宣傳意義。

除此之外，藥廠也會以設廠地的名勝或古蹟，作為外袋圖案。如彰化地區藥廠就用八卦山大佛、西螺地區就用西螺大橋；有些藥廠則固定以動物作外袋圖案，例如丹鳳藥廠的鳳、健民藥廠的人騎馬、東榮藥廠的虎，有些藥廠甚至會以神佛作外袋圖案，強調藥效連神佛都「掛保證」。

當時民智初開，笑話一籮筐。坊間就流傳，曾有村民拿著退燒藥去問村長，應該飯前吃還是飯後吃？村長左瞧右看，然後很篤定的說要飯後吃，理由是，藥包外袋上印製的關公手握青龍偃月寶刀，那把寶刀看起來很銳利，「表示裡面的藥藥性也很強，最好飯後吃才不傷胃！」

除了藥包外袋有各種象徵性的設計外，早期因許多鄉村民眾教育程度不高或是只受過日本教育看不懂中國字，為了讓消費者一眼就明瞭藥品的療效，「看圖知藥意」成了藥品包裝的巧思重點。

例如治療「哮喘咳嗽」就畫上蝦、龜、掃把，取其台語諧音「蝦龜嗽」，若是單純治療「咳嗽」，就只畫一把掃把或用力咳嗽的圖案；「止瀉藥」就畫個人脫褲蹲馬桶，而且還猛瀉不止；「退燒藥」的畫中人物大多躺在床上蓋著厚棉被，頭上還頂著一袋冰塊；「小兒退燒藥」通常是母親抱著張口哭啼的幼兒，幼兒口舌塗上紅色，表示小孩受風寒發燒；如果畫中人物臉色痛苦、手扶著頭就是「治頭痛」、摸臉頰就是「治牙痛」、手按肚子就是治療「胃痛脹氣」。

每個寄藥包袋裡都有一張藥品消費登記卡，方便外務員登錄核算。

玻璃瓶身，講究包裝

黃大晉強調，早年雖然物資匱乏，但是對藥品的包裝仍有相當程度的講究，「或許受神仙懸『壺』濟世傳說的影響，葫蘆造型的瓶身在當時蔚為風潮。」許多生產傳統中藥丸或中藥粉的藥廠，也會開模製造特殊造型的玻璃瓶身，凸顯藥材質感，強化民眾印象，即連眼藥水也是玻璃瓶裝，使用時需按瓶身上的橡膠擠壓鈕。然而讓人印象最深刻且至今仍流傳，當屬黑色瓶身的「驚風散」，在那個「增產報國」的年代，這瓶黑矸標「驚風散」是台灣母親養兒育女的常備良藥。

除了瓶身強調造型，連裡面的藥丸也費盡心思「色誘」消費者，而且以一般人喜愛的金、銀兩色為主。凡是強調滋補養生的藥丸，就裹上金色色料，整瓶金光閃閃，一看就像具有「神效」的高檔貨。另外一種讓吃過的人永生難忘的就是「仁丹」，這種具有止暈、提神療效的小藥丸，因為裹上銀色色料，加上涼涼、甘甘的口感，是小孩子最喜歡的「零食」；不是趁大人不在時偷吃，就是詐病要求服用。

「一般藥品的外包裝大多使用紙盒，部分用木盒，但是高檔藥就要用鐵盒，」黃大晉強調，當時本土藥和進口藥價格相差好幾倍、甚至好幾十倍，很多來自港澳、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的進口藥，就在鐵盒上寫些民眾看不懂的外國字，許多魚目混珠的假貨，就這樣哄抬高價登陸台灣。

日治時期即開始生產，堪稱「外科聖藥」的「和榮龍鳳膏」，民間俗稱「吊膏」，這種用透明蠟紙為底的黑色藥膏，曾是許多長過「癩痢仔」的人孩提時代熟悉的味道。

酸痛癩痢，一膏通包

1950年代的台語歌后紀露霞，曾經唱過「撒隆巴斯」的廣告歌：「人講體力有限界，身苦病痛不應該，牙齒痛貼下頦，腹肚痛貼肚財，眼睛痛貼眉毛。」現在市面上琳瑯滿目的各式酸痛貼布，讓人眼花撩亂，但是在「寄藥包」的年代，是「一膏通包」；不論是筋骨酸痛、長「癰疽」（癩痢仔），只要貼上「吊膏」就酸痛全無、拔膿生肌。

黃大晉拿出日治時期即開始生產、堪稱「外科聖藥」的「和榮龍鳳膏」（俗稱「吊膏」），這種用透明蠟紙為底的黑色藥膏，外觀呈半圓形，質地堅硬，敷用時，需先用文火烤軟，從中撕開後攤平呈圓形，直接貼在患處。

「民眾在烤軟過程中，經常不小心將外層的蠟紙燒焦，所以後來改良為紅色布料做底。還有民眾深信要『熱熱敷才有效』，經常剛烤軟就直接貼在患處，反而造成傷口燙傷！」一塊小小的黑色吊膏、紅色蠟燭燒烤時的焦味，曾是許多長過「癩痢仔」的人孩提時代熟悉的味道。如今這種「吊膏」已被各種油性或水性藥布「馬上撕、馬上貼」的便利性所取代，只能在中藥廠或私人熬煮的國術館裡才看得到了。

外務員帆布材質的藥袋裡，裝滿各種藥品、客戶紀錄簿和收帳用的算盤。

家庭常備藥，觀念待推廣

黃大晉表示，「寄藥包」時期的藥品分裝，一包就是一次服用的劑量，如果是12歲以下的小孩就吃半包，相當方便民眾服用。儘管政府一再宣導有病應該看醫生，不要自行亂服成藥，但是黃大晉站在執業藥師的立場認為，「家庭常備藥」（醫師、藥師指示用藥或成藥）的觀念其實相當值得推廣。

「如果半夜裡輕微胃痛、腹瀉、牙痛、發燒，這些需要迫切處理的小病，送急診有時實在太小題大作，這時患者可先服用一些止痛、止瀉、退燒的家庭常備藥，暫時減輕症狀，等天亮再就醫。尤其是農曆年間，醫院除了急診外根本不看病，更須準備家庭常備藥。」黃大晉強調，台灣的製藥產業和品質管理已具備相當高的水準，甚至外銷到美國、歐洲，藥物安全問題應該不大。

住在台中梧棲鎮的王子勤表示，他們家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服用寄藥包裡的成藥，他曾在兒子的勸說下，到醫院看診，搭了一小時的車，等了一個多小時，好不容易進到診療室，「連椅子都還沒坐熱」，醫生就要他出去排隊領藥。冷淡的問診、每天3顆小小的藥丸，讓王子勤不相信醫生會比自己更懂得「用藥」。何況他們家和蔡進興一家是世交老友，有什麼需要一通電話就服務到家。

在就醫不方便的年代，先民根據經驗記錄下哪些食物同時食用會產生危害人體的毒素，幾乎每戶都貼有一張「食物相剋表」，提醒民眾如何避免誤食和解毒。

家庭醫師，送藥兼鬥嘴鼓

一旁低頭撥算盤核對消費藥品金額的蔡進興表示，有時農曆大年初一，客戶一通電話，他也會出門送藥。早期寄放在各個家庭的藥包，扮演「急救宅急便」的角色，因此外務員和客戶也保持宛如親友般的情誼與互動，甚至扮演「家庭醫師」和「公親」的角色。

「有些老人家有病痛或煩惱時，不會告訴子女，只願意跟我訴苦，我只需傾聽，適時的給予建議或安慰。」蔡進興表示，最常見的是「婆媳問題」，當婆媳鬧意見時，常被要求充當「公親」，兩邊都說說好話，曉以「家和萬事興」的大義，化解家庭爭執。

陳花漢也表示：「有些客戶從我一開始送藥時就認識，已經是三十幾年的老朋友，每次送藥後就開始『鬥嘴鼓』，天南地北常聊到忘了時間。」從蔡進興和陳花漢的言談中，不難窺出，在年輕人口大量流往都市，只剩老齡人口的鄉下地方，除了行動、交通上的不便外，他們最需要的是可以聊天的對象，而這些僅存的、會定期來造訪的「寄藥包」外務員，意外成了他們傾訴心事的最佳人選。

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隨著藥房、診所林立，及勞保、健保等的實施，民眾轉而向學有專精的藥事人員購買藥品，「寄藥包」這種風光一時的獨特醫療系統也慢慢走入歷史。目前僅存較偏遠的地區還有少數「寄藥包」外務員，如桃園平鎮、新竹竹東、台中大肚山盆地、嘉義縣山區、花東地區的偏遠鄉鎮等。

各種廠牌的萬金油，直到現在仍是家家必備的外用藥。

留與他年話夢痕

蔡進興表示，早期寄藥包外務員只要努力打拚，收入就會比一般受薪階層高，現在因寄放戶數銳減，利潤也相對微薄，約只剩原先的一成至一成半左右。目前他僅剩的兩百多名客戶，會先用電話訂貨，他再安排路線開車送貨，通常每兩個月會固定到客戶家結帳補貨，平時兼開計程車維生。

陳花漢的客戶目前也大約有兩百人，寄藥包的收入每月僅約一萬多元；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空閒時間練習胡琴，跟著國樂團在婚喪喜慶場合表演，不過只要到了送藥的日子，即使當天只有一位客戶，滿頭白髮的陳花漢仍堅持騎著重型機車為老客戶送藥。

隨蔡進興送藥到梧棲鎮鴨母寮，將近中午時分抵達，一鍋熱騰騰、自家種植的芋頭甜湯剛起鍋，屋主熱誠招呼入座品嚐。四十幾年的客戶兼老朋友，屋主像自家人般告訴蔡進興他勉強接受兒子的建議，上醫院看診的不愉快經驗。回程路上，蔡進興表示，大約再過10年，隨著老齡寄放人口凋零，「寄藥包」這個行業就會完全消失，語氣中有淡淡的不捨和無奈。

在這個人際情感逐漸疏離的現代社會，「寄藥包」這種有著濃濃鄉土氣息的「全民共同記憶」，陪伴無數人走過孝養父母、成家立業和青春成長的歲月，溫馨的回憶，卻未曾隨著行業沒落而被遺忘，反倒是茶餘飯後，留與他年話夢痕的好題材。

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看圖知藥意」成了藥品包裝的設計重點，治療「哮喘咳嗽」就畫上蝦、龜、掃把，取其「蝦龜嗽」的台語諧音。

家家戶戶必備的「寄藥包」，是全民對早期醫療最深刻的共同記憶。這種風光一時的獨特醫療系統，1980年代後隨著台灣醫療現代化而沒落，目前僅存較偏遠地區還有少數民眾使用。

有別於一般藥品使用紙盒或木盒，高檔藥使用鐵盒包裝，有些藥商趁機進口一些在鐵盒上印有外國文字的藥品，魚目混珠哄抬高價。

藥廠為了因應衛生單位查緝，會發給外務員「推銷員證」，這也是對民間用藥安全的基本保障。

寄藥包外務員用熱誠和客戶搏感情，爭取寄放點，甚至培養出宛如家人般的情誼，同時扮演「家庭醫師」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