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戲說:「只要你有食指,就會拍照。」長久以來,因為攝影依賴科學與化學,還有它易得、複製的本質,藝術性與原創性經常被低估,而被摒除在美術行列之外。
民國八十八年,第三屆國家文藝獎幾經討論、投票,將「美術類」頒給攝影家張照堂,令許多人大感意外。事實上,一路走來,藝術界對張照堂的尊崇,還高過攝影圈曾經有過的兩極評判。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就說他:「有著最偉大的眼睛,仍然有感動的能力,是當代最敏感、最聰明的藝術家。」
一九三一年,超現實大師達利完成了畫作《持續的記憶》,畫面中一隻隻垂軟的掛錶,晾掛在枝椏上。他急急地問問人:「三年後,還會記得這幅畫嗎?」得到的答案是:「只要看過,沒有人能忘得了。」
青春無悔
一九六二年盛夏,兩個氣味相投的年輕人,相約登上新竹五指山。站在山頭上,背著相機的大一新鮮人,腦中興起把大自然與解放的人體相合的意念,於是央求好友褪盡衣衫,低下頭來,身體傾斜。攝影者將相機低擺,鏡頭中,群山疊綿的天際下,年輕赤裸的身體,經陽光的斜照,由肩背的肌理分明,到臀部的渾圓,彷彿一座現代雕塑。
四十年了,當年的模特兒黃永松成為今天漢聲雜誌的總編輯,而攝影者就是今天國家文藝獎得主張照堂。提起年輕張照堂的作品,著名導演陳耀圻同樣認為:「只要看過,沒人能忘得了。」
又一個六○年代的午後,張照堂獨自站在陽台上,黃昏的斜陽穿過他的背後,投射在前面的矮牆上。張照堂站準位置,讓影子的頭因為牆的高度被切掉,映著畫面的上半部若隱若現的遠山,內容彷彿夢境般超現實,卻又蘊含著一種朦朧的詩意。
回想自己少年時的大膽實驗,年近六十的張照堂想了一下,認真地回答:「還好,當時拍了這些照片。今天再不可能有當時那樣天真與冒險的心境了。」張照堂覺得,年長者的作品顯得沉著安定,但往往因為想得太多、講太多,反而顯得笨拙。
「如果能有老年的智慧和年輕的原創,二者之間,有時有調和的樂音,有時有對抗的火花,那是最好了,」張照堂表示。
虛無的年代
出生於台北板橋醫生世家的張照堂,自幼天資聰穎,初三時,因為成績優異被直接保送成功中學高中部。當同學們忙著準備考試的時候,他從大哥手上借來一台相機打發無聊,便玩出了攝影的興味來。高中時,常常因為頭髮過長,而被教官罰站在校門口大鏡子前的張照堂,雖然叛逆,卻再度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在那個空虛荒蕪的六○年代,張照堂在台大的日子,幾乎都在圖書館裡啃著一些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像是卡繆、卡夫卡的小說,還有貝克特、紀涅等荒謬劇作家的劇本,還有超現實主義繪畫。「這些思緒糾結在一起,當拍照的時候,很自然地,就跑出來了,」張照堂回憶。尤其是荒謬劇那種以小人物的怪裡怪氣,日常的無厘頭,反反覆覆講出生命的無趣、無常與空虛茫然,最是令張照堂喜歡。
於是,他經常找來同學放在荒蕪的場景,有時把同學的半邊臉塗白,有時頭套塑膠袋,身穿黑斗篷躺在礁岩上……,讓他們看來有種疏遠、隔離,甚至像似被人生放棄的姿態。
這些搞怪的作品,反映了張照堂當時的純真與好奇。「張照堂先生是國內把文學、劇場、詩性等概念注入攝影並賦予現代面貌的先驅攝影家。」四十年前的張照堂一出手,不僅是他獲得國家文藝獎的理由之一,也是文化界人士至今經常談論的事跡。
當兵前,二十二歲的張照堂與攝影老師鄭桑溪在台北博愛路的美而廉畫廊合開聯展。在攝影只有唯美沙龍與傳統寫實風格的年代,張照堂前無古人的作品在攝影圈引起軒然大波,攝影界丟出頹廢、消極、慘白僵硬等批評,然而繪畫界及現代文學界卻對這個年輕小伙子大為讚賞。
詩人洛夫表示:「他的悲劇精神透過鏡片直接而犀利擊中了我們的內心,開始使我們戰慄,繼而使我們感動,最後使我們落入沈思的緘默。……他的作品中,哲學性更重於藝術性,或可說是種令人深思的藝術。」
我的影像,我的歌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在廣告公司待了一年,學會使用十六釐米攝影機的張照堂,考進剛創台的中視。在鄉土運動剛萌發的年代,有些畫家或作家開始將焦點對準庶民百姓的鄉野情調。張照堂也拿起攝影機,讓鏡頭跟著一般常民生活走,拍出《美不勝收》、《六十分鐘》、《映象之旅》等開創性的紀錄片。「透過他的電視,我看到陳達、洪通,而且感到震撼,我想,對很多人而言,那是一種啟蒙,」林懷民表示。
《映象之旅》以每一個攝影作品般的畫面,每一個帶著感情的鏡頭,配合韻味和節奏性的配樂,讓紀錄片生動地走進報導與創作的領域,也開創了社教節目廣告滿檔的紀錄。
「當時,每一集映象之旅,我都錄了下來,」現任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助教的陳裕星表示,尤其是《王船祭典》,張照堂完全拋棄傳統旁白式的民俗介紹,在二十分鐘長的祭典中,只配了一首兼具東方、西方調性的現代音樂,讓影像隨著音樂上下起落,直接傳達台灣民間信仰的神秘與沉溺,再次呈現張照堂主觀而獨特的電影風格。
張照堂對電視節目掌鏡的功力,讓許多新銳導演看上他。一九七、八○年代,張照堂同時當起電影攝影,作品包括:《再見中國》、《殺夫》、《淡水最後的列車》、《唐朝綺麗男》等。
然而,不論是拍攝電視節目或電影,張照堂還是習慣將相機帶在身邊,隨著電視節目穿越山林鄉野、街頭巷弄,基隆歌仔戲後台上演員的一個深情相望、阿里山上一個坐著吃餅乾的小孩、三峽河邊休憩的一群男子……,常讓他為了拍照忘了正職。而在電影拍片現場的等待中,許多臨時演員戲外的影像,那種似真似假的超現實,同樣吸引他定睛凝眸,按下快門。
「對我來說,靜照最自己、最自由,不需滿足別人,擔負任何使命感,有的就是填補自己的空虛感吧!」張照堂說。向來他對拍照的態度就是創作與發現,而非只是記錄。
除了書籍與影集畫冊,在張照堂的家裡,音樂也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他所擁有的唱片或CD數量繁雜,從民謠、搖滾、爵士到現代與民族音樂。對於寡言聞名,少談作品的張照堂,音樂反倒是領略他影像的一種方式。
在藝術界,張照堂的音樂素養是有名的。因為他對音樂的敏銳與豐富的領略,使得他總是能夠很快地就選擇一般人想像不到的音樂來搭配舞蹈演出與電視節目。
「他就像是我的藝術顧問,如果不認識照堂,就沒有這些表演,」經常找張照堂「救命」的林懷民表示。因為雲門舞集的《家族合唱》、《我的鄉愁,我的歌》、《九歌》中的部分音樂,都來自張照堂。
「我喜歡那種幽靜深遠的現代爵士,在哭訴或吶喊中,有著一種對滄桑人生的回顧;或者是極為素樸、原生的民族音樂和創作民謠,令人品嚐到甘苦卻又有一股失落味道。」
張照堂還是頂尖的「星探」。在演藝界追求聲音甜美無瑕的美聲時代,張照堂不受限於流行時尚,發現歌手蔡振南那特立獨行,帶著江湖人滄桑感的歌喉。相信看過雲門《我的鄉愁,我的歌》表演的觀眾,沒有不震懾於蔡振南那來自心底的吶喊。其實,包括張照堂拍攝的《美不勝收》、《映象之旅》等電視節目,配樂也幾乎都來自於張照堂。
偶然與巧合
站在攝影家的角度來看張照堂,他一直「東看看,西看看;東做做,西做做」,不曾針對某一個主題,用功拍照。拍照,經常是在其他工作之餘,「順便」累積下來的。
自認非常懶散的張照堂表示,「在我的生命裡從來沒有什麼生命規畫,拍照亦同,我所做的事都是順其自然的。碰到了就去做,就這樣,一直往內心裡走下去。」
平常他就是隨性、隨意的拍照,不曾替自己訂過任何拍照主題。「只要自己心中保持一種態度,累積一段時間後,作品的某一種調性自然就會跑出來,」張照堂表示,他幾次的攝影展,都是這樣事後整理,自然成形的。「老是墨守成規,意念先行,創作的興奮能量就被消蝕掉了,」張照堂認為,「真正好的東西,往往是靈光一現,偶然間『碰』出來的。當然,平日你還是要去苦惱、去吸收、去嘗試。」
「他對待影像的方式,看起來似乎是興之所至,卻又不是不用心,我想,來自優渥家庭的成長,讓他總是有一份無須憂慮的閒適與安心,這也成了他為人與作品的一種特色,」與張照堂風格迥異的攝影家關曉榮指出。
總歸於樸素與自然
八○年代,有一段時間,張照堂有一個二十度的廣角鏡頭,他用來拍了許多老人的近照特寫。「那時候,我有一種好奇,發現那種靠近不只是接近人的表層,而可能進入他皮相裡的精神。」這些照片後來被整理在《寬容與恩寵》攝影展中。對於廣角鏡頭被濫用的今天,張照堂提示攝影者,不管用什麼鏡頭,如果不能更貼切表達內涵,卻只讓對象因變形而古怪,那就不宜了。
回歸原點,大部份時間,張照堂用的就是一個最原始的標準鏡頭而已。對於今天日新月異,幾乎無所不能的數位影像處理,張照堂還是堅持「自然」最好。不論光線如何,他堅持不用閃光燈,因為那樣不但會打擾被拍攝的對象,也會改變現場的氛圍。
在台南藝術學院的宿舍裡掛著一張照片,照片中眷村的小女孩,穿著簡單的白衣服,凝望著鏡頭,那是張照堂喜愛的一件作品。
有一天,他發現底片有些潮濕,擦拭中卻將底片的藥膜給擦出了刷子的擦痕,稍後,懊惱的張照堂卻發現,那樣反更增添照片的時光跡痕與新意。對於這樣「偶然」的傑作,一般影像工作者在欣喜之餘,大多會反覆實驗,將意外的發現做出一系列作品來。然而,張照堂卻認為:「意外就是意外,當你故意去弄壞照片的時候,帶著過度的設計手法,就不自然了,反而會弄巧成拙。」
彼此互換,在每一個交會中
八○年代末期開始,張照堂全台走透透,一一拜訪那些幾乎被遺忘的早期攝影家或其後代,同時也針對台灣當代攝影家整理編輯出許多專書,為台灣整個攝影藝術史辛苦地作了保存與介紹。「我想台灣的攝影,沒有受到他影響的不多,尤其是他又寫了很多東西,影響後輩很大,」青壯輩攝影家何經泰指出。
剛接任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所長的張照堂,多數的時間在台南教書,之前也在公視製作或監製一些紀錄片,包括《台灣世紀回味》、《世紀的容顏》等。
在台南的日子,清晨五點多,張照堂就到學校附近的烏山頭水庫運動,沿著水庫快走。走著走著,就和在水庫邊垂釣的老人席地坐下來聊天。被藝文界認為孤僻寡言的張照堂,卻很容易與一般人無所不談自然的聊天。「那也是拍照後,學習來的,」張照堂表示。
一直以來,人,是張照堂的唯一主題。在拍人的過程中,他反省著:拍一個人之前或事後,如果可以和對方聊聊天,互相有一個善意的交會,讓拍照在和諧的氣氛下進行,留下被拍者生命的一個片段,那是一種「致意」。當然,更多情形是,如果被拍者並不知道自己被拍了,甚至不同意你的態度,攝影者卻自行刊登照片,那是一種「掠奪性」的行為,拍照就成了一種「歉意」,攝影成為野蠻的「原罪」。
「拍照者與被拍者之間需要有共鳴,要靈犀相引,才可能產生一個意味深長的根本情感吸引人。」近年來減少拍照的張照堂認為,在吵雜疏離的現代社會,人的原味不再,面貌似乎都不如從前那樣深刻與豐富。
一個虛無蒼白的輕狂少年,因為相機而貼近常民生活,在每一個按下快門的動作中,悄然地堆累生命厚度;在老人們那自信無懼於鏡頭的面容中,照見生命的寬容與厚實。
今天,不為了拍照,張照堂還是很喜歡和老人家自由自在地談天說地。「談一談,互相體會彼此一些,交換生命的一部份感動,那一天感覺都很好呢!」張照堂讓我們看見的,除了動人的剎那,更在於他誠摯溫暖的胸襟。
p.032
(林格立攝)
p.035
剛進台大的張照堂,將好友黃永松的身體變成現代雕塑,置於大自然之中,留下這一幅經典之作。(一九六二新竹五指山)
p.036
如何不扭曲拍攝對象,並且讓被拍攝者在鏡頭中呈現內裡精神,是張照堂在使用廣角鏡頭時念念不忘的。(一九七○ 姑婆陳廖全)
p.038
從不訂定人生計畫,從不擬定拍照主題,張照堂的人與作品,皆散發著一種隨緣的自在。(林格立攝)
p.039
人生如夢,人生如戲。歌仔戲後台,兩位歌仔戲演員的一個深情相視,意味無窮。(一九七四基隆)
從不訂定人生計畫,從不擬定拍照主題,張照堂的人與作品,皆散發著一種隨緣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