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餘生錄——台籍日軍聯誼會

這一天，彰化市長發街一棟透天厝，來了一群大約六、七十歲的老先生，花白的頭髮下仍見魁梧的身材，可以想見當年的英姿煥發。

他們互相調侃，無論識與不識。有人染了頭髮便被打趣：「養生有術，頭髮都不會變白啊？！」有人笑談彼此初見面卻像「火燒豬頭」一樣（喻很面熟）；有人講到他跟某個朋友當兵時睡鄰舖，五十年後在同一個工作地點重逢，兩人居然還是鄰桌的同事……。

他們都是彰化新成立的民間社團——「高志聯誼會」的會員，每個人都曾在二次大戰時，被日本人強迫征召入伍過。當時，大部分的人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年家」呢！

聯誼會原本希望以海軍成員為主，取名「高志」，即因當時的日本海軍總部在高雄。不過，據會長、也是發起人楊俊城表示，「高志」成立後，由於反應熱烈，不少當年不是海軍的戰友也希望能參加，目前會員已不限海軍，成員分佈全省，有二百餘位。

當年吳金木加入海南島「警察隊」，名為維持秩序，實際上還是得打仗。（吳金木提供）

故事從頭說

說起來，老人們都有一籮筐故事，請聽：

「想當年，家鄉媽祖宮前插滿五彩旗，將參加『聖戰』的我們光榮地被表揚，當時雷鳴雨大，人家都說是壞兆頭，一路行到王田，當晚全員就睡在馬槽，好臭」，已經七十歲，看來十分健朗的蕭文哲說。

「那時被發放在海南島，戰爭一結束，日本人先被接走，我們被安排等船來接。我還記得，那時常在垃圾堆找食物，有時用鐵罐當容器，收集人家吃剩的飯粒，有時在田裏偷玉米吃，」從大甲趕到的吳金木回憶。

「海南島太平島戰役時，我得了瘧疾，行軍時腳軟手軟的，跟著大夥兒走走停停，猛一抬起頭來，前面都沒人了。深山野地裡，毒蛇猛獸甚多，我實在心慌，只好勉強地跟前人的腳印走，一路上山蛾盯得我全身是疱，也不敢停留。一直走到天亮，前面的部隊因點不到名，派人回頭來找，才發現我被困在溪邊……」穿著一條短褲、個頭十分粗壯的賴耀松說，如果不是身體底子好，早就沒命了。

「民國卅四年調到新社基地時，已是戰爭末期，日本軍官訓練很嚴。那時晚上臨睡前，常被長官球棒粗的棍子打屁股，名為『制裁』，其實是要訓練我們服從。

當時空襲頻頻，晚上都不得好睡，但白天挖防空壕、做工事等訓練，仍得照常進行。吃也吃不好，一大鍋野生空心菜配白粥，連一滴油水也沒有。許多人受不了精神、體力的雙重折磨而自殺」，也住彰化的徐總乾說來眼眶微紅。

在楊會長公子的電器行中，王金鐘將他所拍攝、現今孤苦無依戰友的錄影帶，放給大家看，「同是天涯淪落人」，眾人看了心裡很難過。（劉偉群）

談政治，感慨萬分

「坐在返鄉的火車上，我忽然覺得全身不舒服，回到家裡，才知道母親逝世了，火車上的感應，敢是母親也在流淚？！

啊！在家中，我是獨子，母親是為我憂心過度而亡。想不到出征一年多，就跟母親天人永別了……」會長楊俊城說來淚流滿面。

事實上，這樣的「老人會」並不是第一次舉行，今年四月十七日是第一次成立大會，地點就在彰化名勝八卦山下，由於這個團體非常特殊，當時還引來一陣新聞熱潮。

與許多民間社團類似，「高志」也以聯絡感情為目的。成立簡章的「服務事項」寫著：「會員的兒女婚姻，職業介紹及工商推介等事」、「關照會員生活，病故之急助支援事項」。但像「昔日老戰友失去連絡者，協助尋找通訊」、「二次大戰生還者應得權益之爭取」等條款，則明確指出此一社團的最大特性。

身為時代的見證者，也或許他們都是政治環境的犧牲者，會員們對政治話題都非常敏感，儘管簡章中明定「本會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但事實上，談黨派、說時代，乃至批判政治等，都還是許多成員津津樂道的。

談到政治，大家都十分感慨。來自大甲的謝春毅便說，如果台灣沒有被殖民，他們就不會被迫當砲灰。他覺得，不管是當時或後來，許多人都不了解他們。

這張文書中列有戰士的軍籍，及所有的從軍紀錄，「高志」成員幾乎每個人都有一份。（劉偉群）

這些人死有餘辜？！

「有個立法委員曾說，『這些人拿槍打我們的祖公，同情他們幹什麼，這些人死有餘辜』」，謝春毅說，這種話叫他聽來非常氣憤，「他們可知，當時我們去當兵，也是迫不得已的，若那時要是反抗了，全是死路一條」，謝春毅說。

住彰化的王金鐘也提到，當時聯合國送他們從仰光回台灣，行經新加坡時，許多華僑對著船丟石頭，罵他們是「賣國賊」，這段經歷讓他極不愉快。

為「敵人作戰」的經歷，甚至影響到「高志」成員們回國後的工作。像王金鐘在出征前，原在市公所當雇員，回家後卻怎樣也找不到事，只好「解甲歸田」。賴耀松甚至覺得，回鄉後在公共場所，都要刻意對當時的戰友表示「生份」（陌生），才不會被誤解要結黨「反抗」。

有些人對戰後國軍接收復原的方式，仍然耿耿於懷。

「回到基隆港，『歡迎同胞』的布條在空中飄，『回到祖國真是萬幸啊！』我心裡想。又飢又渴的我，看到岸邊準備好給回國戰士吃的一鍋用汽油桶裝的白粥，上面浮著幾根沒切的綠蔥，『這就是歡迎我們的大禮嗎？』心裡便生氣起來了，『餵豬啊！』幾個人一激動，便把稀飯桶翻了」，王金鐘說。

「那時候，在海南島，日本兵都回去了，只剩我們這些台灣兵，『孤鳥怕離群』，我們在異地，受盡『中國兵』的欺負……，聽說有糧草寄到，真的去領時，卻只發給我們兩小杯米，這就是兩個月的食物了」，吳金木說。

「成住壞空」，蕭文哲說，走過前三個境界，希望能跨到第四個，才不枉此生。（劉偉群）

日本人「鴨霸」

「榆林港等船時，沒飯吃也沒錢領，我們只好自己想辦法。當時我曾任一個中國中尉的伙夫，他吃好住好，還有三個老婆，我煮飯外，還要兼洗女人衣服，作了三天，我就跑了」，彷彿還在當時，賴耀松說起軍隊的腐敗，仍很氣憤。

「高志」的成員中，許多人對日本人也很怨，認為日本人有野心，不但殖民他們，對台灣人民還有偏見，而且「鴨霸」（強硬而霸道）。

王金鐘就認為，同為日本政府效命，日本的戰後賠償，卻只對日本軍人，並不理會被他們逼迫當兵的台灣人民，這使他十分不甘心。他表示，「高志」成員多半家境尚好，但昔日戰友中，卻有許多人老病乃至殘廢無依的，這些人才真是時代的犧牲者。

因此他希望能盡餘生之力，為一些生活困難的戰友們服務。憑著對電器的喜好，他學會了錄影，不管山上、海邊，只要他聽說那兒有困苦戰友，他便到戰友家中，用錄影機拍下他們的現況，寄送給像日本NHK電視台等傳播媒體，或中日相關單位，要求他們正視問題，提出協助。

戰時活了下來，如今兒孫加起來總共卅餘個，楊會長果然好有福氣。（楊俊城提供）

重要的是，我們還活著

會長楊俊城認為，成員們經歷過兩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難免有一份難解的情結，總是希望「媽媽疼孩子」。但是他認為，這樣的往事與情結，無論回憶，或是講出來，都於事無補。「重要的是我們還活著，這些『死沒去』的難友還能重聚，甚至還能做些事情」，他說。

副會長蕭文哲似乎看得更透。他說，佛家語說「成住壞空」，活到這把年紀，「成住壞」皆經歷，現在要追求的境界便是「空」了。「我今年七十歲，比較我母親活到九十歲才去世，算起來，我至少還有四千多個日子，以後如何過，怎麼做，都要很快樂，很有希望就對啦！」這位年輕時以開布行為業，生意做得極好的老先生說。

「還好那時我活下來了，後來生了三男三女，至今子孫加起來卅餘人，什麼是幸福，應該很清楚了」，楊俊城說得極為透徹。

走過戰亂、歷史與仇恨，受到那麼多委屈和波折，實屬不幸；又是多麼有幸：不但體悟了人生，還留下了滿堂子孫。「高志」可是我們時代的小縮影？或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