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有尊嚴的走」──臨終醫囑

這是一個真實故事：

家大業大的某老先生，歷經多年病痛折磨，最後住進加護病房時已經認命，不願再做求生的掙扎。自稱「怕痛甚於怕死」的老先生，一再地交代護士不要做臨終急救，要讓他安靜的走。

不料，老先生的兒子們拿了爸爸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算出的結論是「絕不能讓父親在某月某日某時辰以前去世，否則會『有損子孫的財運』」。問題是極度孱弱的老先生撐不住，在那「吉時」之前就「死」過五、六次了。只是求死不得的他，每次都硬生生被醫生從死神手上奪回來：一千多支的強心針，尖長的針管從體外直接插入心臟，肋骨在心肺復甦術的猛力壓擠下全數斷裂，連皮膚都因多次電擊而燒得焦黑……。這樣被翻弄、蹂躪了一個禮拜，終於拖到「吉時」，兒子們才放了老爸一條「死路」！

多活一分鐘也好？

人的死亡，本來是很自然的，一口氣接不上來就「斷氣了」；呼吸停止後，緊接著心跳也將於幾分鐘內停止，此時就是大羅天仙也回生乏術。然而，一九六○年代「心肺復甦術」的發明，配合人工呼吸器、升血壓劑、強心劑等藥物，卻使得這樣的自然死亡過程可以從中截斷，也使人類多了一項和死神拔河的利器。

「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是細胞缺氧。在溺水、觸電、心臟病突發或車禍等情形中，只要缺氧的時間不長，用『心肺復甦術』來搶救，可以使患者的呼吸、心跳又接續起來，往往能撿回一條命，」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董事長、三峽恩主公醫院院長陳榮基解釋。

然而，原本用於緊急救命的心肺復甦術，在近代醫學「延命至上主義」──不管病能不能治癒，只要能多活一天、一小時甚至一分鐘，就要全力救治──的觀念下，目前已廣泛應用於各類臨終病人。不管是纏綿病榻多時的癌末病人，或是因糖尿病、肝病等痼疾而導致的多重器官衰竭，都在心肺復甦術的適用範圍內。

「延長壽命雖然是醫生的職責，然而仔細想想，加護病房裡的病患哪怕是做了全套的急救處理，也往往拖不過幾天。既然如此，何必大費周章，弄得病人痛苦，醫療資源也浪費了？」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新店耕莘醫院副院長鄧世雄說。

同樣的疑問，也存在家屬心中。

在出版社上班的周小姐回憶自己婆婆臨終前，為了急救而進行「氣管內插管」，粗大的管子深深插進喉嚨，婆婆不僅沒有辦法交代遺言，而且嘴巴僨張的猙獰面貌，和平日的安詳和氣完全不同，讓她看了又驚又痛。

既是如此，為什麼還要勉強施行臨終急救呢？

不敢不救

「婆婆生前沒有交代過這些事，我們也從來不知道臨終急救會這麼『殘忍』，」周小姐說，當時家人只是出於單純的孝心，希望能將婆婆留到「最後一分鐘」；縱使她隱隱覺得不妥，但為了怕被指為「不孝」而不敢開口。

站在醫師的立場，則是另一種顧慮：「我們都被醫療法第四十三條卡死了，」鄧世雄無奈地說。醫療法中規定，醫院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救治病人，因此為了避免被病患家屬一狀告到法院，即使明知病患「百分之二百救不活」， 醫師也會急救到底。

恩主公醫院的安寧居家專科護理師高碧月則透露，有時實在覺得荒謬時，她會「做做樣子」，譬如原本要在病患胸腔上大力壓擠十公斤的力量，她只壓五公斤。縱使如此，臨終者的痛苦不安還是令她深覺不忍；這是她白衣生涯中最難過的事之一。

為了將醫、病雙方從這種困境中解放出來，目前屬佛教的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屬天主教的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及中華安寧照顧協會等宗教、醫療組織，目前正推動「預立醫囑」活動，希望大家都能在健康時寫下自己的「醫療囑咐」，一方面減少醫師及家屬的困擾，一方面保護自己不受臨終「酷刑」。

對許多人來說，「醫囑」是前所未聞的新觀念，目前台灣只有在以收容癌症末期病患為主、並且強調「安寧死」理念的安寧病房中，才會要求病患家屬簽署「放棄急救聲明」。

荒謬的是，即使病患本人簽署了白紙黑字的放棄急救同意書，或是生前就一再口頭表示過不要急救，然而在目前「醫囑」還不具備法律效力前，這些都只是臨終者的「心願」，要不要遵守，還得看家屬的意思。

「家屬的權力大過臨終者，」高碧月說，如果家屬為了種種理由，像是要拖到「吉時」、要等國外的長子回來送終等而堅持要救，醫生也不敢不照辦。

密密麻麻寫「醫囑」

為此，「我們希望『醫囑』要和『遺囑』一樣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人都不能違反臨終者本人的意願，」成大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趙可式強調。目前醫界及宗教界正共同推動「緩和醫療條例」，明訂罹患不可治癒之末期（預期短期內會死亡）病人，可以依照其意願，賦予醫師不做臨終急救的權利。這份草案已送交立法院，目前正苦等通過立法程序。

「在先進國家如美國，『預立醫囑』是十分普遍的事，」趙可式回憶當年赴美留學時，看到同學們在自己的醫囑上密密麻麻寫了一大堆「預立指示」，包括在什麼樣的病情下允許醫師在自己的身體上插管子或開洞、什麼狀況下就希望停止治療等，明確地表達出對自己「醫療自主權」和「身體權」的護衛。這份醫囑夾在醫院病歷的首頁，除了病人自己突然改變心意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違背。

當然，微妙精密如人體，總有許多立囑人考慮不到的突發狀況，譬如中風深度昏迷，掌管呼吸心跳的腦幹已失去反應（即所謂「腦死」），在這種情況下，病人可能幾分鐘內死亡、但也可能拖到兩個禮拜；然而不論長短，死亡是必然的。那何時可拔掉呼吸器？誰來決定？這時可以請醫囑中指定的「預立醫療代理人」做全權決定。

「這位『醫療代理人』必須很了解你對生死的看法，通常是最親近的家人，」趙可式說。當然，不管立囑人或代理人，既然想要掌握臨終的醫療處置，平日就要涉獵醫學常識，「像鼻胃管、導尿管、中心靜脈輸液導管、氣管內插管……，這些管子每個人都可能會用得到。它們有什麼功用，做起來多痛苦，你總要有一點瞭解吧。」

此外，為了怕醫院會因為節省醫療資源、或是怕家屬會逼迫久病的病人提早放棄急救，因此預立醫囑必須經過很慎重的法律程序。在美國，一般州政府規定要有兩位以上的見證人，有的州還需要有律師簽字才能生效。

「慎終」與「善終」

陳榮基則解釋，目前國內醫囑的設計，主要適用於罹患慢性病、特別是癌末或多重器官衰竭的末期病人；因為這類病症好轉的機會渺茫，而且可預期即將死亡，因此簽署醫囑，重點放在「拒絕做心肺復甦術之類的臨終急救」，即所謂的DNR。

至於急性受傷的病人，不管是車禍、溺水甚至腦中風，因為不知道病人的生命力有多強、預後好不好，因此多半會「無條件救到最後一分鐘」；縱使存活下來卻成了植物人，站在宗教團體尊重每一個生命的立場，也是無怨無悔的。

「『預立醫囑』不光是法律或醫學層面的事，最重要還是要建立正確的死亡觀，畢竟生命的價值不是用長短去衡量的，」積極提倡「自然死」、「安寧死」的趙可式認為，中國人一向講求「慎終」與「善終」，何妨生前立下醫囑，讓自己有尊嚴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