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不捐？——談器官移植

林清華，今年卅二歲，台灣工業技術學院講師，也是國內存活最久的換腎人。

廿年前當林清華還只是個國中學生，就已為尿毒症所苦，需要長期接受洗腎治療。然而幸運之神眷顧她——一位腦死者捐出腎臟，使得她重拾年輕孩子應有的健康活力。她不僅上了大學，還出國留學，回國後從事教職，開拓了生命最燦爛的春天。

林清華接受了他人愛心重生後，經常現身說法，希望大家都能在可能機會來臨時，也捐出自己的器官，讓生命在他人身上延續。

可是，當初林清華體內所移植的腎臟，經過廿年後，功能漸漸衰退，今年二月由醫師取出後暫時倚賴洗腎維生，很幸運地，到了四月中，她又等到另一枚腎臟移植的機會。這位台灣地區「屍腎移植」存活最久者，又可能成為一個完全無拘無束的「正常人」。

簽下這張器官捐贈同意卡，代表著生命的無限延伸。

期待的太多，奉獻的太少

據統計，現在國內洗腎病人數目已近一萬人，在各大醫院登記等待換腎的病人則有兩千五百人之多。不過因國人捐器官的風氣未開，平均每百萬人只有三．五名捐器官者，每年大概只有約一百個腦死者的器官會捐給需要的人，這個比例遠遠低於歐洲許多器官捐贈風氣已開的國家。

以奧地利為例，每百萬人有五十八人捐贈器官；荷蘭則有廿八人。連在宣傳捐贈器官時，因族群繁多、信仰各異而遭到阻力的美國，都有廿人的比例。

長庚醫院泌尿外科賴明坤醫師指出，國內的腎臟移植手術，早就被認定是為治療腎衰竭的一般醫療行為，換腎病人第一年存活率現在高達百分之九十六，到第三年後存活的也有百分之八十六左右，和其他器官移植手術相較，危險性算是極低的。

賴醫師對病人換腎採鼓勵的態度，他表示，「就算換腎失敗，病人也可以再接受洗腎治療，不會造成立即的生命危險。」

去年底，一群因他人遺愛捐腎而重生的換腎人走到街頭，以自己的經驗宣導推廣捐贈器官的觀念。

牛皮股VS.新上市股

不論洗腎或換腎，當然都有其優劣之處。台安醫院血液透析中心主任沈富雄以炒作股票妙喻洗腎、換腎的優劣。

他比喻說，洗腎就像買了「牛皮股」，不會大漲，也不會大跌，身體狀況會維持一定品質，不至於太好，也不會太壞；而換腎就像買了新上市股票，風險要大些，不是大漲就是大跌，「換腎的危險性當然比較大，但只要手術成功，就能完全恢復健康」，他說，選擇那一種方式，還是要由當事人抉擇。

而換腎手術雖可讓病人獲得重生，但終身必須服用抗排斥藥物，以及定期的門診追蹤醫療。長久下來，有些人就容易厭煩。「根據研究統計，換腎病人有約百分之四左右在服用抗排斥藥物一、兩年後，就會擅自停藥，因而導致併發症死亡」，賴明坤醫師說，這類讓人遺憾的例子，常發生在較沒耐心好好照顧自己身體的年輕人身上。

他們都曾徘徊在生死邊緣，但現在卻都因有人把自己寶貴的腎臟捐出來而健康地重生了。

新加坡經驗找腎源

或許就因為情況令人著急，同時為了廣闢腎器官來源，中華民國移植醫學會理事長李治學日前公開指出，希望我國模仿新加坡經驗，在國內推動「腎臟捐贈排除法」的立法，即汽車駕駛人在考取駕照時若未向政府登記不願捐器官，一旦不幸因車禍意外腦死，醫院便可逕行摘取其腎臟以供移植之用。

「台灣每年因車禍死亡人數的有四千人左右，如果『排除法』得以順利立法，將有助於腎源的取得」，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宣導中心總幹事蘇惠智說。

儘管立意很好，但是真的要推動立法卻也不容易。「許多老一輩的人相信，人死後到另一世界仍需用到生前的軀體，怎能破壞它的完整呢？」蘇惠智曾試勸一位傷心的父親捐出他已腦死兒子的器官，對方的答案是：「我再也不願看到你！」

其實有意推動「排除法」立法的人士也知道，現在想在台灣施行，時機並不全然成熟，之所以引介「他山之石」，不過是希望喚起國人對器官捐贈的注意。

新加坡的腎臟捐贈法案叫「腎臟自然捐贈法」。星國國民滿廿一歲那年，就會收到衛生部所寄的一份同意捐贈器官文件，如果沒有異議，就表示今後若有不幸腦死的情況，就可由國家強制摘取器官，供需要者做移植之用。

蘇惠智指出，新加坡經驗的成功之處在於是做到了兩點：第一，除了對一般人民做宣導外，星國政府特別重視執行判定腦死醫護人員的宣導訓練，讓他們了解並嚴格執行腦死定義的判定，以期使人民對醫療人員的專業判定有信心，不致衍生出不必要的糾紛。

第二就是政府的執法決心。蘇惠智說，星國立「排除法」並非徒具法律條文，而是有具體的執行措施。譬如說，如果有悲傷的家屬不願意醫療人員摘除腦死者的器官，根據法令，星國警察可以協助醫師強制執行摘取器官手術。

換腎成功的鄭敏朗已脫離苦難，擁有美滿的家庭及快樂的工作。（邱瑞金攝）

兼顧法、理、情

「這不是一蹴可幾的」，蘇惠智強調，新加坡經過了十多年器官捐贈的宣導，國民普遍有了器官捐贈的意識後，政府才有「排除法」的立法；而在台灣推動器官捐贈，不過就是這幾年的事，實在不太可能一下就引進「星國模式」。

再者，基於人權的考量，公權力是否可決定個人死後的命運？也引起相當的質疑。

立委沈富雄醫師表示，站在腎臟科醫師的立場，他當然贊成立法以增加腎臟來源；然而從人權觀點考量，他反對如此立法，因為某些天賦人權不應被立法技巧剝奪。「如果在立法院投票表決，我還是會投反對票」，他說。

事實上，新加坡在四、五年前立「排除法」時，也考量了不同的信仰和習俗，比方說，為尊重回教教義不准破壞遺體完整的規定，於是將回教人士排除在立法之外。結果該法在星國行使四年後，也有信奉回教的人士陸續加入器官捐贈的行列。

蘇惠智認為，目前以宣導和簽署器官捐贈卡的方式推展風氣，將有助於將來立法的進行。

當然，問題不只那麼單純，要國人普遍認同捐贈器官的作法，應該還要有相當的配合作法。例如，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只有在當事者同意捐贈器官時，才適用「腦死」的定義，一般死亡還是應用傳統的定義，要待呼吸、心跳停止才算「死亡」。而如果「腦死」能成為普遍的死亡定義，遭逢親人不幸的家屬可能會比較冷靜的面對死亡，不做無意義急救，由此既可節省醫療資源，更將可能有助於讓更多人完成捐贈器官的心願。

感激與喜悅

對於健康的人而言，實在很難去體會生命的喜悅，或許下面的例子，可以給我們新的感動。

「真的很感激那位不知名捐腎給我的人」，三十出頭，現以開計程車為業的鄭敏朗就是一位因他人遺愛的重生者。

鄭敏朗因為尿毒症，於民國七十三年開始洗腎，當時他在一家小公司做看板工人，由於老闆疏忽未辦妥其勞工保險，使得他在完全沒有保險的情況下洗了一年半的腎，「足足洗掉一幢房子」——他為了支付龐大的洗腎費用，賣掉原有的一幢房子應急，一年半共花了兩百多萬新台幣。

一年半後，鄭敏朗雖然恢復了勞保，不必再賣房子支付醫藥費，然而，一星期三次，每次六、七個鐘頭的洗腎治療，使得他根本無法和常人一樣工作，家中生計完全依賴妻子賣菜維持。

「看著太太每天早上三點半就要出門賣菜，而自己卻一點忙也幫不上，心中實在非常難受」，他回憶說。

苦難之後逢轉機

苦難在五年後得到了轉機。「當初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登記換腎，想不到真的能有換腎的機會」，鄭敏朗形容剛得到醫院換腎通知時，心情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而美夢終究是成真了，鄭敏朗不僅得到了換腎的機會，手術還極為成功。現在他除了一天開十個鐘頭計程車外，還經常利用空暇時間到醫院當義工陪伴洗腎病人，「我覺得自己的責任更重了」，他說，由於醫院保密之故，至今仍不知道誰是捐腎讓他重生的恩人，也由此他更珍惜與感恩。

長庚醫院賴明坤醫師則說，「每一回將蒼白的捐贈腎臟植入受贈者身體內，接好血管，放開止血鉗後，血液流進新腎那一剎那，原本蒼白的腎立刻得到新血的補充而鮮紅飽漲，每一個脈動都充滿了生命力。」賴醫師說，從腎臟移植手術中，他體會了生命生生不息的偉大。

問題是，現代醫學與天爭「命」的神奇，固然教人尊敬嘆服，但讓多數人願意捐贈器官，最大的障礙仍在宗教。

宗教界看法不一

民間一般認為，人在斷氣時，神識至少要八小時才會完全離開肉身。其間過程，照經典上的記載，有如「龜脫殼」般痛楚。這時若因為及時取用器官，而干擾身軀，難免引起死者「嗔恨心」，此心一起，按照佛家說法，必定即下三惡道中的地獄道，萬劫難復。因此，一些佛教法師對「捐贈器官」多持保留看法。

慧律法師就含蓄表示：「除非有大修行，否則想要捐器官者，要三思而行。」不過極受尊重的證嚴法師卻認為，捐贈器官是一種菩薩行，功德無量，值得鼓勵。像斯里蘭卡雖是佛教國家，但該國人民信奉佛陀捨身飼虎的精神，上自元首，下至販夫走卒多簽下捐贈眼角膜的同意書，據統計，全國每十五人就有一位簽過同意書，人數總共超過一百萬人。

捐贈器官是否會傷害死後的生命，實在不是生人可以掌握的。但做為一個「人」，我們有完整的人格和權利，可以選擇是否願意救苦度難、成此「菩薩道」；而做了抉擇後，當然，我們也有完全的勇氣可以承擔後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