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登「陸」──兩億學子，商機知多少？

文‧滕淑芬　圖‧林格立

2001 7月

十多年前當台灣探親客飄洋渡海時，不少人懷著回饋鄉里的心情捐助興學，播下了教育種子。如今教育界人士看中兩岸即將加入世貿組織的契機，眼光已從單純的捐助轉而立基長遠的「辦學」。

藉著同文同種優勢的台灣人摩拳擦掌，搶先進入大陸的教育市場。上億學子的大陸教育產業究竟有多大商機？教育登「陸」對兩岸既近又遠的關係有什麼樣的貢獻？

離開上海繁華鬧區徐家匯，流光溢彩的現代化高樓大廈漸行漸遠，駛進上海連接郊區寶山的道路，修橋鋪路工程震天價響、卡車穿梭，惹得沙塵飛揚，車程一小時後，「鴻文國際商業職業技術學校」出現在眼前，校名招牌上是四個「滬台合作」的醒目大字。這是上海第一所滬台合作的中等專業學校。

一九九三年成立的鴻文職業學校相當於台灣的高職，設有電腦資訊管理、商務管理等專業課程，在校生約一千餘人。收的是本地學生，老師、校長全是「大陸同胞」，出資老闆──執行董事兼副校長周兆雄是唯一「外人」，看到家鄉來客，台語脫口而出招呼著進副校長室。

「台灣才兩千多萬人口，教育產業就這麼熱鬧，大陸十幾億人口，將是多大市場！」周兆雄分析自己和其他赴大陸辦學者的動機。曾管理新竹世界工家、花蓮國光商工等校校務的周兆雄，一九九四年結束台灣事業、舉家移民加拿大前，就參與朋友投資赴大陸辦學。最初他只是十一位股東之一，九六年拿下百分之三十五股份，決定自己經營校務，從取得校地，到興建教學樓、實驗樓、行政樓、宿舍餐廳，添購教學設施等，佔地二十多畝的校地陸續花了二千多萬人民幣。

二億文盲

中外合資辦學有何優勢？這得從大陸的教育環境來理解。

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中國大陸實施共產制度，不允許私有產業，歷史悠久的私立學校也被改制成公有公辦，如天津的南開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等。但四十多年計畫經濟之下的「包辦教育」，逐漸讓北京當局體認到十三億人口的教育經費，是承受不了的「重」。

人口素質低落，一直都是中國大陸的隱憂。九○年代初的統計，中國有二億多名文盲，全世界每四個文盲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全中國二億二千萬名學生，其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讀到小學，三分之一讀到初中，讀到高中的不到百分之三十。

開放之後，北京不再隱瞞文盲的嚴重，讓「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組織青年學生，深入貧窮農村、山區。十多年來，台港不少團體、企業、個人，紛紛加入贊助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也有不少回鄉探親者，捐資家鄉學校，添購圖書教具。

除了點燃希望火種，民間輿論也呼籲，高等教育要從國家辦學的單一體制走出一條新路來。

一九八二年中共全國人代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第四款規定：「國家鼓勵……及其他社會力量依法舉辦各種教育事業」，為私人興學打開一條模糊的門縫。

一九九三年中共第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表達對民辦教育的十六字方針：「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一九九七年又頒佈《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一九九八年《高等教育法》中也規定，「國家鼓勵……其他社會組織和公民依法舉辦高等學校」，打開了一九四九年以來國家包辦教育的「禁區」。

台灣經驗登「陸」

自八○年代末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後，穿梭兩岸的台胞、台商不斷，絡繹不絕的探親客中，包括台灣的教育界人士，他們首先看到大陸教育環境的門戶已開，眼光從拉拔民族幼苗的悠悠思慮，轉為培養人才的長遠大計。

一九八八年，醒吾商專創校校長顧懷祖和弟弟顧建東，回到幾十年未見的故鄉──江蘇省鹽城市射陽縣（位於蘇北）。良田阡陌的鹽城市，地處黃海之濱，西與文化古城揚州接壤，人口近八百萬，農產、水產豐饒，但教育水平與其他大城市相比較為低落，在鄉親請託下，顧家捐助一百萬美元，在鹽城市籌辦以顧家遠祖「明達」為名的系列學校──五所中學、三所小學、一所幼稚園。

捐助興學後，兄弟們想到與其捐錢，何不將台灣數十年辦學的經驗，移植到故鄉，嘉惠鄉里。

不過，雖然大陸地方縣市態度熱烈，但北京當局對海外投資辦學的審核非常嚴格。首先，校長必須是大陸公民。

籌辦期間顧懷祖因病過世，但顧建東仍努力完成大哥遺願。辦學經驗豐富的顧建東深知學校能否辦好，校長最重要，他考慮再三，邀請闊別四十多年的堂弟顧驤擔任。

七十一歲的顧驤，曾任北京中央黨委幹部。如今雖已退休，仍是中國作家協會委員，不時來往北京、蘇北。五月中顧建東陪同一行老友參觀明達學校，顧驤也南下會見堂兄。

顧驤回憶當年接任校長的一番掙扎，四十年前國共不兩立，親人經過半世紀的歲月滄桑，政治上的隔閡也許舒緩，他顧慮的是，民辦高校需自籌資金，自主辦學，他這吃慣了大鍋飯、背後有靠山的學者，能否掌舵？但看到「堂兄年逾古稀，乘飛機經香港到上海，還要再坐八、九個小時長途汽車，顛簸得頭暈眼花，才能到達故鄉，」他說，台灣的國民黨員都能不忘桑梓哺育，他這共產黨員為人民奉獻，又有什麼好猶豫的呢？

校長人選底定，其次面臨的是文憑問題。依大陸規定，民辦高校雖然可以取得校地，蓋教學樓、聘請教師，購買圖書、儀器設備等，開始招生，但是在未通過北京國家教委會審核前，不能發給「明達職業技術學院」的文憑。明達學院前三屆畢業生拿的是揚州大學文憑，等於是「掛靠」在揚州大學之下的二級法人。一九九九年，明達學院通過國家教委會審核，才開始頒發自己的文憑。

教育也靠「行」

由於大陸規定，境外團體或個人不能單獨辦一級大學，只能辦二級的教育機構，也就是附屬於大學之內的學院，多數外商進入大陸辦學，都採取「中外合資辦學」的模式。民辦高校「掛靠」在知名大學下，是一種特殊教育體制，為的是掌握辦學權力。

前三年「掛靠」在揚州大學之下的明達學院，每年必須將百分之十五學費繳交給揚州大學，損失不小。唯一好處在「公辦大學歷史久，名氣大、含金量高，文憑有金牌效應，對學生的吸引力高些，」顧家遠親、曾任南昌職業技術師範學院系主任的明達學院常務副校長顧為勤說。顧家幾經思量認為，新學校越早獨立越好，因為需要時間建立自己品牌。

屬於三年制專科的明達學院設有外語、經貿、旅遊、計算機等五個系，創校三年打出知名度；而位於河南鄭州的「昇達經貿管理學院」又是另一番思考。

同樣基於回饋鄉里的心情，育達商職校長王廣亞一九九四年經過批准，與河南鄭州大學合作，成立昇達經貿管理學院，設有旅遊管理科、房地產經營管理科、祕書科三個學科。創校不久又成立大學部，設有管理、外語、商學系，修業四年。全校佔地九百多畝，師生共計五千多人。

曾經實地參觀過鄭州大學的顧為勤說，鄭州地處內陸，高校少，河南省政府相當支持外資辦學。「所有生員由鄭州大學分配，鄭州大學不要一分掛靠費，只收課室費，是很特殊的待遇，」他說。

但瞭解大陸高校市場的一位台灣教育界人士說，昇達學院與鄭州大學合作，雖然校地、運作都獨立於鄭州大學之外，但仍是二級法人，院長、師資都得由鄭州大學決定，文憑也是鄭州大學發，等於把學校捐給大陸了。

社會力量大鳴大放

一般而言，大陸民辦高校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非學歷教育，如社會上各種補習班、培訓中心等；另一種是學歷教育，辦學條件得經過國家教委會評估，正式批准後，可以發給國家承認的文憑。

十多年來大陸在「以社會力量辦學」的號召下，民辦高校數量激增。以江蘇為例，九三年明達學院籌建時，揚州以北沒有一所高校，幾年之間冒出十五所民辦高校，其中台資參與者有三所，包括明達學院、南京的鹽黃大學、揚州的江海學院。

圖像再放大，根據「中國教育報」在二千年的統計，能獨立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有四十三所，比前一年增加六所，其中知名度高者有泉州的仰恩大學（緬甸華僑創辦）、上海的杉達學院（北大、交大、清華三校校友創辦）、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等。而為數眾多、遍佈沿海地區的非學歷機構則有一二八二所，比前一年增加四十二所，單是上海地區就將近二百所，其中當然也有台商影子。

在台灣出版高職教科書的華興書局總經理汪元生，一九九八年以一百萬美元買下徐家匯區一層大樓，和上海浦東繼續教育中心合作，創辦鴻文學院。學生來源大多是大學聯考落榜生，課程設計以市場營銷、工商管理等實用性為主，目前日夜間部學生共二百多人。

類似國內大學推廣部的浦東繼續教育中心，是由上海市教委會和復旦、同濟、交通大學等高校聯合組成的機構，如今上海境外投資辦學者，大都與它合作。合作辦學的條件除了抽取管理費外，其餘皆站在輔助立場。

汪元生坦承，無法發文憑的非學歷機構，對學生的吸引力確實不夠，他也曾經考慮過「掛靠」在華東師範大學之下，但中方要管財務、管師資聘用，「等於出錢由他們玩。」因此打了退堂鼓，轉而強化原來的鴻文學院，延攬上海大學、交通大學的退休教授負責校務，加強學生學科能力，輔導他們參加大陸的國家學歷文憑考試，取得同等文憑。另一個有力號召，是引介學生到外資企業工作。

邁向大西部

境外人士投入大陸教育產業，無不打著「人口等於市場」的美夢。卻沒料到貧困地區學生念不起書；到了經濟起飛的大上海，則是大家搶「生員」的競爭難題。

據統計，今年上海高中畢業生二十萬人，小學畢業生七萬人，一胎化政策實施多年結果，上海市人口結構呈現倒金字塔，年齡越小的人口越少。也就是說，再過六年，只有七萬人要念大學，到時可能連大學都要加入搶學生的行列。

「原來校址希望選在鹽城市，但一畝地要四萬多人民幣，車程一小時的射陽縣極力爭取，縣長說要多少地給多少地，一畝三千元，」明達學院常務副校長顧為勤指出，蘇北地理環境偏僻、工業不發達，平均年收入是六千人民幣，校內百分之八十學生來自農村，即使學費五千元在蘇北算是最低的，「但很多農民家庭一年的辛苦還不夠繳學費，欠學費情況非常嚴重。」

此外，學校設在農村，對學生也少了些吸引力。明達學院可容納四千多位師生的學校規模，目前只有一千三百多人。但明達「三年制專科可以發自己文憑，已經走得比其他學校快，」顧為勤還是相當樂觀。

上海鴻文職業學校執行董事周兆雄表示，「學校剛要起步，就面臨大陸職業教育緊縮，和台灣職業教育面臨同樣瓶頸，職校生也拚了命上大學。」三年前他就感受到危機，努力調整學校方向，朝綜合高中發展。

雖然去年流失不少學生，讓周兆雄對學校前景有些悲觀。但寶山不少人都知道這位副校長來自台灣，又讓他感到些許驕傲與安慰。「其實以校養校沒有問題，只是原本預計五年可以回收，現在可能要八年，」他說。

面對生員不足的問題，幾所學校都希望向外地招生，以畢業後留在上海工作為號召。

跟著人潮走？

上海在幾年之間成為台商的當紅炸子雞，市場經濟各顯神通，但現在進去搶攻教育市場，還有機會嗎？

五月到上海浦東看地，準備擴校招生的汪元生說，浦東區教育用地的行情約是一畝不到二十萬人民幣，對方竟然開價三十萬，明顯是刁難。「我是準備長期生根的，十幾個和浦東繼續教育中心合作的機構，我們算很有規模。以前奉為上賓，現在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讓他繼續投資的熱度從百分之八十降到六十。

周兆雄對設在遼寧葫蘆島市的分校，更有信心，一百六十名學生，小而美的校園，深具潛力。有意投資教育產業者也可以跟著台商步伐走，到西安、重慶、武漢等內陸城市打天下。

「到上海旅行，領受最多的就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這是大陸作家余秋雨的感受。想必不少台商也是被人潮吸引著向上海前進，但是現代辦校興學可也是一本投資不小的生意經，這算盤可得再撥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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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蘇北鹽城市郊的明達學院校園遼闊，是台灣醒吾學院顧建東家族回鄉辦學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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