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博愛特區」的權力空間

建造一座城市需要時間。因此在城市發展史中，當一個政權被另一個政權取代，後者總是先接收前者的成果，然後等大勢穩定以後，能燒的用火燒、不能燒的就動手拆，毀去過去的記憶，再建立新的符號象徵，改寫空間的歷史。

博愛特區所在的台北城，建城的歷史大約只有一百一十年，卻更換過清朝、日本和中華民國三個政權。日本從清廷手中獲得台灣五年後，開始將首都台北城的重心往南移，建構出以日本總督官邸與總督府為中心、外圍層層包圍著政府機構及官僚宿舍的權力空間。

只要有遊行就全圍起來

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為了鞏固政權，也以總督府（即總統府）為中心，畫了一個軍事管制區，是由中華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常德街、公園路、襄陽路、懷寧街及衡陽路所切割出來的範圍（此為一九八七解嚴以前所訂的區域，由於其較能完整涵蓋日據時期的政治重心，故沿用舊規定），也就是一旦有遊行就會被圍起來的地區。有趣的是，國民政府在此區內幾乎沒有更動任何建築，甚至在機能方面也大多繼續沿用。因此，要了解博愛特區各建築之間的空間關係，我們必須回溯到一百年前的日據時代。

現在的中華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及忠孝西路，在一八八四年是剛剛落成、保衛台北城的城牆，在清廷巡撫劉銘傳的建設下，大約在一八九一年整個城內設施趨於完備。這時為了鞏固基隆、淡水的海防，台北城的重心是在北邊的台北府衙（今開封街與漢口街之間）與以商業為主的石坊街（今衡陽路），府衙鄰近的道路如

府前、府直街等，都以其和府衙的相對位置為名；而石坊街以南除了少數公共建築及私人土地以外，都是大片稻田。

先收再造

台北城成型後五年，就落入日本人的統治，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年間，因為政權尚未穩固，及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他們並沒有進行建設，只接收原有屬於清朝官方的土地，以軍事用途為最高考量。

例如台北府衙由砲兵隊駐守，布政使司衙門權充臨時總督府（位於今中山堂），城內東北角的考棚成為兵營，而文廟被改作醫院（今北一女）等。

一九○○年以後，日人開始進行台北城的改造，首先拆除四面城牆。根據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俊銘的看法，是因為每修築一條新的道路，到了城門就得挖一個出口，耗時耗工，不如全部拆除，把這些石材用作將來興建公共建築的材料。這

些來自大直山北勢湖的灰色石材，現在還可以在台大醫院圍牆及濟南教會等處看得到。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建築系系主任徐裕健認為，日人一開始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藍圖去建構台北城，因為第一次都市計畫公告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而一九○五年的台北城內外市區計畫，是將原先的城牆遺址闢成三線大馬路，植上樟、楓等樹做綠帶，以及對舊有街屋的改建，談不上是規劃，充其量只是一個以市容景觀為著眼點的「市區改正」計畫。

殖民者的展示櫥窗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日本政府很清楚他們要蓋公園、總督官邸，以及積極尋找總督府的預定地」，黃俊銘表示。理由正如徐裕健所說，「要將台北城當作炫耀統治者殖民政績的現代化展示櫥窗。」

為了避免收購私人土地的麻煩，日本人選定當時尚屬荒涼的東門附近公有地作為根據地。

於是，一九○一年，總督官邸完工（今台北賓館），面積及裝飾都極盡奢華之

能事；日本技師仿造巴洛克式彰顯君主權威的空間設計，將原先直通東門的東門街拓寬，並沿東門作圓環道路，以方便平時馬車及閱兵時的軍隊通行，據說這條路經常是黃沙滾滾、車行轆轆，景象非常壯觀。

同時，為了彰顯總督無上權威，總督府的預定地硬是選定在私人的林氏家廟及陳氏家廟，因為他們位於大道的末端，在建築語法上，這種建築會因此而被襯托得更雄偉；而總督府前廣場的設計，自然也是為了閱兵方便，並兼具嚇阻殖民地人民的功效。

雖然日本當局並沒有限制人民進入總督府及在附近活動，但卻規定要穿鞋，不可以著三分褲及說台語，無異是以另一種變相的方式管制台民的出入。

萬人齊呼

這條今日稱為介壽路的大道，當時路旁可是密佈高級官舍的官廳街。日本政府把官員按職等分配宿舍，如果是單身來台者，常有違規私自娶「灣妻」（台灣妻子）的現象，這些宿舍都是傳統式木造建築，光復後已遭拆除。

至於公園的用途，就更顯示出日本人要建立優越文化的企圖。他們將原先台北城的信仰中心天后宮拆除，改建「兒玉．後藤紀念館」，彰顯第四任台灣總督和當時實際掌政的民政局長官的政績；露天音樂台成日演奏西洋古典音樂；各種慶典也多半在此舉行，最著名的莫過於萬國博覽會了。據說當時皇族及皇太子到台灣巡視時，新公園的萬人歡呼大會，盛況絕對不輸給光復以後每年的國慶大典。

台灣總督須直接向天皇負責，因此整個行政體制有如海外小小的中央政府。一八九六年四月，日本政府開始制定官制，由以後每隔兩年就修改一次的情況，就可看出為因應殖民地日益龐雜的事務，整個官僚體制正急速膨脹，如何為他們另尋空間，就成為殖民政府一個迫切的問題。

權力與距離成反比

於是在總督府以西，便成為當時高級官廳的聚集處，陸續興建如負責營建的土木局（其統轄的營繕課，正是區內各建築的設計者）、原為博物館的台北電話局、

台灣電力公司等等。掌管殖民地經濟的台灣銀行，及安定全台治安的高等法院，則豎立在總督府的兩旁。至此整個今日「博愛特區」的空間設置，已告成型。

如果從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來看這塊區域，也可以解讀出一些象徵意義。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江博煒認為，大致說來，與總督府越靠近的建築，通常與總督的權力關係也就越直接。

例如分據總督府兩側的台灣銀行及高等法院，象徵的是日本人統治台灣的兩把利器。他們想學西方的三權分立，但是殖民地不需要立法權，故一手扶植台灣銀行大量放款給日本大企業，攫取台灣米、糖等主要資源；另一手掌控司法，豢養警察監視人民。二者同總督府都背淡水河而面向東方，一方面打破漢人不能背河的風水禁忌，另一方面朝東也象徵景仰日本帝國的繁榮強盛。

此外，台北公園（今新公園）之所以如此靠近總督府，是為了就近讓總督欣賞統治的成果；而原先被改成醫院的國語學校（今北一女），雖然學生是在台的日本女子，教的也是社教禮儀及家事，卻也大力灌輸她們的丈夫是台灣統治者的觀念，從內到外層層鞏固日本人的權威地位。

手法同出一轍

如果把時間的軸線再拉長，來比較光復以後國民政府對這個區域的使用，似乎也可以追尋到歷史的一些蛛絲馬跡。由於時空的轉換，原有博愛特區的空間雖然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隨著使用者的不同，空間的歷史仍然不斷改寫。

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以後，仍然以台灣銀行代理中央銀行的業務，把當時台銀發行的地區幣改為新台幣，視同國幣。中央銀行秘書處處長張省伍回憶道，當時政府以為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反攻大陸，因此並未立即讓中央銀行在台復業，因此許多如外匯簽證、國庫及印行鈔票等國家銀行的專屬業務，都暫由台銀代理，台銀也就繼續維持在日據時的重要地位。

直至民國五十一年央行復業以後，台銀的重要性才慢慢降低；但由於央行無法在博愛特區內覓得地點，只好在羅斯福路一段附近原為國民黨和公賣局的土地再建根基。台銀與央行的權力消長，與所在位置的空間關係，的確耐人尋味。

而在日據時重要性僅次於總督府的總督官邸，光復後改為台北賓館，成為接待國賓的門面。曾幾何時，隨著圓山飯店的落成，其作為國家門面的重要性亦逐漸被取而代之。

專賣局（今公賣局）在日據時代掌管所有台灣重要資源的專賣權，然而因為其

性質屬於執行單位，並沒有靠近總督府所在的權力核心。不過現在又因位處現任總統官邸的旁邊，再度受到嚴密的保護；而近來我國醞釀進入關貿總協，屆時公賣局菸、酒獨賣的情況將被打破，使得它的存廢再度受到眾人的矚目。

基本上，光復後的博愛特區，作為統治象徵的意義仍然存在，從種種不成文規定就可見一斑。

例如博愛特區雖准許民眾往來，但在便衣的注視下，大家自然會整肅心情，不敢高聲喧譁及逗留，更別說一群人列隊前進了（除了每天升降旗的樂儀隊可以例外）。介壽路也只有在國慶前後及元旦才能以雙腳及相機親近，平時則是汽車的天下。

矮別人一層

另一個規定是限制鄰近建築物的高度。作為威權統治象徵的總統府，其中有一點表現在建築上，就是它的高度不容超越，因此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此區便有限建的規定。任何新增建築都不可以比總統府高，即使鄰近此區的建築，也多半遵守這個默契，且對於任何可直接注視總統府的建築門窗，也有特殊規定。

民國八十年完工的最高法院，雖然是八層樓，但其實只有一般建築物的七樓高，就是因為此區限高二十四公尺，因此每層樓在設計時都經過壓縮，矮了一些。

不過，這個鐵律現在似乎只有在區內有約制力，對緊臨特區外建築已經鞭長莫及。

台大醫院位於博愛特區的「厝邊」，甫一建成，就拼過總統府的高度，而且朝西開了許多窗戶；不過據說院方都會以一些技術性理由為藉口，拉上窗簾，或將窗戶顏色加深，甚至有些窗戶根本是打不開的。

另外，同在博愛特區附近，一九九三年由私人財團投資興建、五十多層的新光三越摩天大樓，儼然也已經成為台北市的新地標；而興建中的中央黨部大樓位置正在總統府對面的東門外，博愛特區已逐漸「淪陷」在現代大樓的水泥叢林堣F。

中央研究院社會人文研究所研究員張炎憲認為，從這個現象，大概可以引用說明總統府的威權形象已經開始模糊。因為在過去，一方面民間沒有足夠的資本興建大樓，另一方面即使有能力，有關當局可能也不會同意；現在整個台灣社會民間的力量似乎已經逐漸抬頭（特別是經濟），而不再是事事以政治掛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