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魯灣的呼喊──原住民族運動20年

我們的姓名，
在身份證的表格裡沈沒了，
無私的人生觀，
在工地的鷹架上擺盪，
在拆船廠、礦坑、漁船徘徊，
莊嚴的神話，
成了電視劇庸俗的情節，
傳統的道德，
也在煙花巷內被蹂躪……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平地顛沛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

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寫於1983年的詩句，痛訴著當時台灣、乃至於世界各國原住民的共同處境：生存空間遭到擠壓、語言流失、文化認同斷裂、勞動邊緣化……。相較於一般國民，原住民失業率更高，高等教育比例及壽命卻遠低於漢人。他們是黃昏民族，社會處境黑暗。

部落是原住民族文化、儀式傳承的根據地。圖為蘭嶼達悟族人深夜出航捕捉飛魚。

與台灣一同發出呼喊

1980年代中期，台灣民主化曙光初露，政治氛圍出現開口。1987年解嚴前夕，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民間力量站上街頭；同樣的歷史條件下，一向被視而不見、處於弱勢的原住民也從高山到平地，發出原民的怒吼。

「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不是孤立的，它與台灣整體的文化社會相連，與台灣民主化、本土化浪潮匯流接合，使得原住民族運動不僅得到許多漢人相助，也擁有持續發展的動力，」當年原運健將之一、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孫大川指出。

相較於同時興起的福佬人本土化運動，或者農運、工運等社會運動，甚至比之號稱400萬人口的客家運動，當初僅三十多萬人口的原住民族運動，因為訴求悲壯強烈，更引起社會普遍的認同與關注。

長久以來，台灣的原住民政策強調「平地化」、「同胞化」，忽略了原民文化的存在，面對漢文化的強勢主流，原住民成為失根的邊緣人，長期淪為主流社會的產業後備軍。

1970年代以降，面對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原住民毫無招架之力，當政府標舉「經濟奇蹟」的年代，卻也是台灣原住民土地流失最快，原、漢差距拉大的關鍵時刻。

原運發出怒吼的前後，社會底層發生很多不幸事件：

1984年漁業局統計，過去8年裡的海難中，1973位漁工死亡，其中多數是原住民。根據民間救援組織估計，總數近十萬的13到34歲原住民婦女，大約有3萬人淪入情色場所。

1986年，南投縣政府規劃觀光事業，包商粗魯地挖掘布農族人的祖墳，並任尚未腐化的屍體曝曬野地達5天之久。1987年台北縣海山煤礦發生災變，挖出來一具具冰冷屍體，原住民佔了8成以上。

「我們的同胞，在海上漂流，在礦坑被掩埋，在黑街裡被蹂躪……」1983年，還是台大學生的夷將•拔路兒與伊凡•諾幹創辦「高山青」這份地下刊物，開始以筆桿代替獵槍，控訴漢民族來台四百多年來，原住民所遭遇的文化同化與經濟侵略，乃至於社會歧視。

或者留在都會爭取發言權，或者回到原鄉扎根部落，20年前的原運少年悍將們，依舊努力不懈。由上至下：圖為瓦歷斯•諾幹。

原運的誕生

夷將•拔路兒，現任原民會副主委，是原民運動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生長在花蓮阿美族部落的夷將，進入小學之後，才知道自己叫做「劉文雄」。當時即使是原鄉小學，學校內也嚴禁母語，找不到教室又無法表達的劉文雄，只好在操場上以哭聲來呼救。原住民學童在教育體系上，與母文化、母語的斷裂，漢人社會很難體會。

隨著教育程度越高，「劉文雄」越是瞧不起自己的文化，覺得祖先為何如此野蠻、落後？為了掩藏自己原住民的身份，他在還沒有近視的時候，就配戴眼鏡，為的是遮掩那一雙深邃的大眼睛。

進入台大就學後，在與其他原住民同學討論中，夷將才開始瞭解原住民所遭受的不公不義。

1984年12月29日，戒嚴時期，夷將所帶領的原住民青年會結合黨外作家聯誼會、基督教長老教會成員，在台北馬偕醫院9樓的大禮堂，成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當時特地暫放美國博士學位課業，回台紀錄、研究原權會的台大人類學系系主任謝世忠（去年底榮獲行政院原住民族正名貢獻獎）認為，對於一向沈寂順從的原住民而言，這是「石破天驚」的一件事，猶如在平靜的湖中丟入巨石，使得長久積壓在原住民內心的力量釋放了出來。

原權會成立，一開始，針對原住民個別部落遭受的不公尋求解決之道。1986年，夷將•拔路兒接任會長，調整路線，開始走上街頭，展開原運最具爆炸力的「黃金十年」，也將原運從社會救助的路線，提升到爭取族群自決的「民族抗爭」高度。

首先被提出的是「正名運動」。四百多年來，從「蕃」、「高砂族」到「山地同胞」，每一個外來族群都以自己的看法賦予原住民新的稱呼。為了與漢人區別，血緣不同但命運相通的9族（現已增為12族）原住民聯合起來，訂出「原住民」這樣新時代的稱謂。

這基本稱謂的論述過程，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抗爭。因為一旦確定了原住民「原住」的地位，接續的必是一連串爭取主體、還我土地、賠償、自治等延續抗爭的展開。從1984年二十多個熱血青年的討論，到1994年憲法通過、成為全民共識，歷經10年抗戰的正名運動初嚐甜果。

1991年為了爭取中央設置原住民專責行政機構，原權會發動五百多位大專生、各分會會員，還有教會團體的支持，在總指揮夷將的帶領下，走上街頭，包括夷將及副總指揮馬躍•谷木都因為違反集會遊行法，入獄服刑一年。在法庭上，夷將不斷以母語發言，要求通譯，氣得法官以「藐視法庭」加重其刑。「那時候，滿腦子都是原住民權益，」如今已身居政府原住民政策決策核心的夷將，笑著回想當初的勇往直前。

抗爭的議題以「還我土地」接續，原權會深入部落舉辦說明會，老人們紛紛拿出早年懵懵懂懂簽下的各類同意書、切結書、拋棄書，傷心地敘述土地被不義徵收或被欺騙的過程。

1993年12月10日，夷將集結族人北上，清晨從花東出發到台北進行抗爭，火車開到一半還「碰巧」故障，讓抗議的族人趕不上遊行時間。但是近兩千位部落老人，最後還是打著赤腳，北上來到中正紀念堂吶喊，讓原運的聲勢到達頂點。

「相較於國外的原住民族運動，台灣原運起步很晚，但是進程卻很快；尤其是與主流社會『沒有利益衝突』的訴求，幾乎都得到了令人滿意的回應，」夷將指出。

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全國30個山地鄉、25平地鄉立刻有了直接與中央連結的管道，有關原住民法律、行政、制度也開始重新建構；隨後幾年，原住民族身份法、姓氏條例、教育法、工作權保障法陸續通過。

「原住民事務在法政上的進展，是很值得矚目的，」卑南族出身的孫大川指出。只是，當多數要求都得到政策上的回應後，原住民族運動的抗爭卻越來越找不到使力點，越形疲軟的原運似乎即將宣告結束。

另一方面，相較於轟轟烈烈的都會抗爭，回到原鄉，部落裡不見青壯輩，只有老人、小孩的空洞化，還有居民最切身在意的經濟就業問題，原運與部落間似乎有所斷落。對於許多原運份子回到部落參選多告失敗，謝世忠就直稱他們是一群「偏離了群眾的菁英分子」。

或者留在都會爭取發言權，或者回到原鄉扎根部落，20年前的原運少年悍將們，依舊努力不懈。圖為夷將•拔路兒。

文藝復興喔嗨呀

「族群政治運動，只是原住民族運動的一環；在沒有著力點之後，就會轉型產生不同樣貌，」謝世忠指出，1990年中期之後，台灣的社會運動浪潮息掩，工運、婦運等領域陸續沈寂。相較之下，原民運動反倒韌性十足，政治進展之後，接續的是另一波躍進主流學術、藝術文化與文學建構的「原住民的全民文化運動」。

台灣原民文藝復興，奠基於族群意識的覺醒和熱切的尋根渴望。過去長期淪為漢人學術研究對象的原住民，或是出身學院，或是自修，紛紛以接近人類學的方式，對於自己的族群進行田野調查，取得自我文化的詮釋權。

而由孫大川領軍的原住民文學運動，由激烈的控訴開始，其後展開扎根性質的原民神話傳說整理，再到文化特殊性、主體性的呈現，原住民文學除了提供台灣文學另類美學，更重要的是，「我們終於看到原住民作者，嘗試以主體的身份，訴說自己族群的經驗，舒展鬱積百年的創造力，」孫大川表示。

孫大川同時在1993年發行「山海文化」雙月刊雜誌，扮演號召、鼓舞原住民作家的角色，而被聯合報選入100年來的台灣十大文化重大事件中。

對於原鄉部落的空洞化，原運風雲人物在不同理念下兵分二路，或是留在都市裡繼續爭取發言權、進入公務系統從事體制內改革，更多的則是回到原鄉，從事基礎性的「部落復振」工作。原運由過去的泛原住民族主義，變成以部落為單位的部落主義，空間也由街頭轉回原鄉。

部落復振第一擊，多數來自文化菁英領軍，由文化層面入手，帶動一波又一波的活力。1990年創辦「獵人文化」雜誌的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回到台中縣雙崎部落，組織「MIHU團隊重建協進會」，關注921原住民災區重建工作。反核最力的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重新學習做一位善於捕捉飛魚、活在海洋文化中的達悟族勇士。排灣族的撒古流，恢復陶壺、獵刀的製作，提倡部落教室。最近以電影《山豬、飛鼠、撒可努》聞名的撒可努，則在台東新香蘭部落重新建立青年會所，同時與花東地區相同理念的部落青年結盟，也經常帶領原住民青年參與國際活動，擴大自己的視野。

「原運人士回鄉深耕，是部落復振的一個關鍵，」前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指出，這些文化人不急於現實政經利益的追求，反而強調「共有共享」的原民精神，致力於凝聚族人的內部共識。

有了共識與認同，部落復振的第二波，則是開放原鄉，展現自我，歡迎外人進來參訪旅遊，領略原民文化。今年春節，打出「開門見玉山」招牌的南投縣布農族望鄉部落，第一次經歷到遊客絡繹於途的盛況。

「以前村民從不覺得部落是有希望的，玉山、中央山脈冬天皚皚雪景雖美，但天天看都看煩了，甚至抱怨就是這些山才把我們和外界隔離了，」在卸任原民會主委後，搬回望鄉部落的尤哈尼終於可以落實十多年來協助部落發展的心願。

而在少數居民的帶領下，加上原民會經濟土地處「部落新風貌」計劃的推廣，突破現有法令限制，准許原民自己興建傳統建築，使得屏東縣霧台鄉結合傳統與創意的石板屋，不僅在建築中保存魯凱族建築的智慧、雕刻的技藝，也自信美麗地展現了原住民文化迷人的風采，為霧台鄉開拓出一條返鄉定居與就業的道路。霧台的魯凱族人更訂定「部落公約」，要求族人、外來觀光客共同守護此地的一花一木與寧靜優美的環境。

根據謝世忠的調查估計，90年代中期迄今，在原住民部落已持續湧現了數百個工作室。復振運動的例子，有成功也有失敗，但表現出來的活力與創意，令主流社會也為之驚嘆折服。

老人們的智慧與精湛的技藝，都是原住民傲人的文化資產。圖為排灣族老人正在織布。

革命尚未成功

細數原民運動這二十多年來的成果，首要的是原住民「自信」的恢復。

「我們那一代年輕人，一旦離鄉後，偶爾回到部落，就會假裝聽不懂或拒絕跟老人們說母語；如今的原住民青年卻樂於大聲說出自己的族名，甚至改回原名，心態上健康許多了，」夷將表示。

在原、漢落差上，過去不到2%的原民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近十年已經提昇到8%；在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中則規定：在原住民鄉鎮，公家機關、學校之非專業技術人員要有1/3的原住民比例，中小學校長也要優先任用原住民。原住民的失業率已從1998年的14%，降低為2004年的5.76%。

然而，相較於各國的原民運動，謝世忠不免直陳，「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一方面要求要有民主國家的自主，另一方面卻又希望享有威權國家的照顧，」可以說是又要政府扮演父母官的角色，但又不要父母官的掌控。這樣的心態將使得原民運動好不容易定位清楚的「民族運動」，又拉回到弱勢族群救助的「社會運動」格局中。

孫大川也認為，許多基層的原住民在爭取福利上，仍有謀求現成福利的「乞丐化」現象，「這只會使原住民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導致資源愈多，創造力反倒越來越弱。」

仔細審查原民運動的實際內涵，也可以發現有其盲點與難以突破的困境，尤其是牽涉原、漢之間諸多利益衝突的土地問題。

早在1968年就劃定的26萬公頃原住民保留地，2/3屬山林地，1/3是農牧用地，真正可利用的平地不過五、六萬公頃，而其中最有經濟開發價值的二萬多公頃，卻早已落入漢人財團手中。

當然，相較於澳洲、美國、加拿大境內佔地廣袤的原住民自治區，台灣幅員狹小，高山綿延，平地人口擁擠，土地開發氾濫。在客觀條件限制下，如何能劃出一個滿足原住民的生活空間來，挑戰空前；而兩千多萬國人，又能為46萬人的原住民作出多少調整？

面對原住民保留地流失的現狀，夷將不免也眉頭深鎖，「過去30年來，政府並沒有善盡保護原住民保留地的責任；這流失的土地，如今很難要得回來了。」

名字在身份證裡遺失了，與世無爭的人生觀在建築工地上飄泊……。面對不同的政經制度，難以進入主流社會的原住民，往往淪為都市底層的一群，直到近十年才逐漸改善。

自治之路

為了展現善意並兌現陳水扁總統的競選承諾，2003年，行政院會通過「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草案中規定：原住民可經由公投方式成立自治區，自行選舉首長和議員，其地位與縣市同等級，並由國家寬列預算，協助自治發展。

目前世界約有50多個國家已經成立自治區，「原民自治」已然是國際普世的認同與趨勢。

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指出，原住民族自治應該先從「部落會議」開始，原民會目前正在50個重點示範部落推行部落會議，為將來的自治之路打基礎。例如阿里山的山美部落，為了維護達娜依谷的高山#魚，協調族人簽訂護溪公約，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土地與水資源，就是很好的自治基礎。

而爭取自治最力的花蓮縣太魯閣族，在族名正名之後，以鄉為單位進行了29場自治宣導，將自治觀念傳遞到每一個太魯閣部落，並已於2005年草擬完成「太魯閣族自治法」，預計在2006年與總統簽訂自治協定。

「假若社會結構不變，再多的生活津貼、偏遠地區補償，都只能減緩滅族的危機，只有自治才是文化重建的唯一活路，」太魯閣自治籌備會理事長李季順指出。

今年自花蓮玉東國中校長職位退休、全力為太魯閣自治區而奔忙的李季順，在心中描繪的自治區藍圖是：孩子們出生後就可進入太魯閣的部落教室，跟著長老學習母語、承續文化，一路直升民族大學；青壯輩則留在部落裡，守護自治區內的自然礦產與豐富的生態資源。

但是，對於這樣樂觀的願景，過去提出「黃昏族群」警語、獲得原住民廣大迴響的孫大川指出，現在原住民面對的是一種「新的黃昏」──過去的黃昏來自外在壓力，而今天的黃昏，則來自族群內部一廂情願、以為馬上有好日子可過的期盼，「這種黃昏才更加可怕。」

例如，目前政府釋出眾多「利多」給原住民，但其中有多少可能只是空中樓閣，多數原住民既沒有能力分辨也不關心。「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通過時，各族大肆慶祝，但是這項草案，「只是把原來的鄉公所位階提升到縣的層級，並非真正的民族自治。」而一味地依賴中央的統籌分配款和補助款為生，也與自治自立的精神背道而馳。儘管陳水扁總統提出「國中之國」的理念，但是要說服立法機關通過法案，並讓整個台灣社會都能接受原住民族自治的理念，顯然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拋開運動層面的紛紛擾擾，站在「原漢命運共同體」的視角上，在力求文化多樣性的當代，原、漢文化，一個都不能少。

曾有位漢人教授到花蓮的小漁村吃飯，就著攤位點了海菜、海貝、龍蝦、鮮魚等5種海鮮，半個小時後，阿美族老闆將5種海鮮煮成一大鍋端了上來。漢人教授有點生氣地說：「怎麼這樣煮呢！」而阿美族老闆卻說：「牠們在海裡原本就是在一起的，為什麼要分開呢！」迥異於漢人的原民文化與生命歷程，是台灣多樣性的最好註解。

尋常生活裡，阿妹的音樂、原住民語法的文學、媲美國際名牌、以原住民織布製成的「悠麗包」……，「在台灣的文化裡，原住民的印記已隨處可見、廣受喜愛，再也不可能被忽視與抹去了，」孫大川表示。

原民運動走過20年，不論街頭或部落，期待更多自信的原住民一一出場，而全民將與之為友、為之喝采加油。原民運動的未來，也同時考驗著台灣島上的原漢你和我。

除了老人、小孩，如何讓青壯輩在日益空洞化的部落裡找到發揮空間，也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原民運動大事記

1983年 原住民地下刊物「高山青」創刊。

1984年 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

1986年 原民運動展開民族抗爭的黃金十年。

1989年 發動「還我姓氏」運動。

第一份原住民報紙「原報」創刊。

1990年 原權會堅持使用「原住民」名稱。

「獵人文化」雜誌創刊。

「成立原住民委員會」遊行。

1993年 「還我土地」大遊行。

內政部修正發佈「山胞身份認定標準」，原本嫁給漢人之女子，可恢復原民身份。

1994年 「爭取正名權、土地權、自治權入憲」遊行。

國大修憲，將山胞修正為「原住民」。

「姓名條例修正案」通過，原住民可恢復傳統名字。

1996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

1998年 「原住民族教育法」通過，原住民鄉鎮校長、主任、教師應優先任用符合資格之原住民。

2001年 原住民身份認定放寬，只要父母一方為原住民，即可具有原民身份。

「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通過。

2003年 行政院通過「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目前原民會正重新研擬中。

2005年 「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通過，政府應寬列預算，協助原住民自治發展。

或者留在都會爭取發言權，或者回到原鄉扎根部落，20年前的原運少年悍將們，依舊努力不懈。由上至下：圖為夏曼•藍波安。

四百多年來不同族群的不義對待，台灣的原住民族終於發出怒吼，要爭回民族的自決權。

歷經街頭抗爭到部落復振，許多在地原住民已經可以自信地向外人介紹自己優美的文化。

或者留在都會爭取發言權，或者回到原鄉扎根部落，20年前的原運少年悍將們，依舊努力不懈。由上至下：圖為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不同於漢民族的服飾、舞蹈，讓台灣的文化更形多樣豐富，也是各個部落工作室展開文藝復興最好的材料。

1984年底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一向沈默的原住民開始走上街頭，並於1986年展開原民運動最具爆炸力的「黃金十年」。

或者留在都會爭取發言權，或者回到原鄉扎根部落，20年前的原運少年悍將們，依舊努力不懈。圖為孫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