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運的誕生
夷將•拔路兒，現任原民會副主委，是原民運動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生長在花蓮阿美族部落的夷將，進入小學之後，才知道自己叫做「劉文雄」。當時即使是原鄉小學，學校內也嚴禁母語，找不到教室又無法表達的劉文雄，只好在操場上以哭聲來呼救。原住民學童在教育體系上，與母文化、母語的斷裂，漢人社會很難體會。
隨著教育程度越高，「劉文雄」越是瞧不起自己的文化，覺得祖先為何如此野蠻、落後？為了掩藏自己原住民的身份，他在還沒有近視的時候，就配戴眼鏡，為的是遮掩那一雙深邃的大眼睛。
進入台大就學後，在與其他原住民同學討論中，夷將才開始瞭解原住民所遭受的不公不義。
1984年12月29日，戒嚴時期，夷將所帶領的原住民青年會結合黨外作家聯誼會、基督教長老教會成員，在台北馬偕醫院9樓的大禮堂，成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當時特地暫放美國博士學位課業，回台紀錄、研究原權會的台大人類學系系主任謝世忠（去年底榮獲行政院原住民族正名貢獻獎）認為，對於一向沈寂順從的原住民而言，這是「石破天驚」的一件事，猶如在平靜的湖中丟入巨石，使得長久積壓在原住民內心的力量釋放了出來。
原權會成立，一開始，針對原住民個別部落遭受的不公尋求解決之道。1986年，夷將•拔路兒接任會長，調整路線，開始走上街頭，展開原運最具爆炸力的「黃金十年」，也將原運從社會救助的路線，提升到爭取族群自決的「民族抗爭」高度。
首先被提出的是「正名運動」。四百多年來，從「蕃」、「高砂族」到「山地同胞」，每一個外來族群都以自己的看法賦予原住民新的稱呼。為了與漢人區別，血緣不同但命運相通的9族（現已增為12族）原住民聯合起來，訂出「原住民」這樣新時代的稱謂。
這基本稱謂的論述過程，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抗爭。因為一旦確定了原住民「原住」的地位，接續的必是一連串爭取主體、還我土地、賠償、自治等延續抗爭的展開。從1984年二十多個熱血青年的討論，到1994年憲法通過、成為全民共識，歷經10年抗戰的正名運動初嚐甜果。
1991年為了爭取中央設置原住民專責行政機構，原權會發動五百多位大專生、各分會會員，還有教會團體的支持，在總指揮夷將的帶領下，走上街頭，包括夷將及副總指揮馬躍•谷木都因為違反集會遊行法，入獄服刑一年。在法庭上，夷將不斷以母語發言，要求通譯，氣得法官以「藐視法庭」加重其刑。「那時候，滿腦子都是原住民權益，」如今已身居政府原住民政策決策核心的夷將，笑著回想當初的勇往直前。
抗爭的議題以「還我土地」接續，原權會深入部落舉辦說明會，老人們紛紛拿出早年懵懵懂懂簽下的各類同意書、切結書、拋棄書，傷心地敘述土地被不義徵收或被欺騙的過程。
1993年12月10日，夷將集結族人北上，清晨從花東出發到台北進行抗爭，火車開到一半還「碰巧」故障，讓抗議的族人趕不上遊行時間。但是近兩千位部落老人，最後還是打著赤腳，北上來到中正紀念堂吶喊，讓原運的聲勢到達頂點。
「相較於國外的原住民族運動，台灣原運起步很晚，但是進程卻很快；尤其是與主流社會『沒有利益衝突』的訴求，幾乎都得到了令人滿意的回應，」夷將指出。
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全國30個山地鄉、25平地鄉立刻有了直接與中央連結的管道，有關原住民法律、行政、制度也開始重新建構；隨後幾年，原住民族身份法、姓氏條例、教育法、工作權保障法陸續通過。
「原住民事務在法政上的進展，是很值得矚目的，」卑南族出身的孫大川指出。只是，當多數要求都得到政策上的回應後，原住民族運動的抗爭卻越來越找不到使力點，越形疲軟的原運似乎即將宣告結束。
另一方面，相較於轟轟烈烈的都會抗爭，回到原鄉，部落裡不見青壯輩，只有老人、小孩的空洞化，還有居民最切身在意的經濟就業問題，原運與部落間似乎有所斷落。對於許多原運份子回到部落參選多告失敗，謝世忠就直稱他們是一群「偏離了群眾的菁英分子」。
或者留在都會爭取發言權，或者回到原鄉扎根部落，20年前的原運少年悍將們，依舊努力不懈。圖為夷將•拔路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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