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祖先的名字──台灣原住民恢復傳統命名

去年一月，「姓名條例」有關原住民改回傳統名制登記的修正案，於延宕兩年後，在立法院長大槌一敲下，重見天日。

對於十二年前就已提出「正名」、訴諸自我民族認同的原住民運動者來說，這是遲來的正義，回到歷史的脈絡。「因為我們曾三度強迫被改名。」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秘書長拉娃告•賴歌拉克指出。

爭取自我族群命名權，一直是原住民運動者努力的目標之一。（薛繼光）

三度易名

台灣自從四百年前正式納入清朝的版圖後，漢人大量渡海而來，和原住民競爭生存資源。《番俗六考》中記載，當時統治者認為沒有姓氏的「番民」是落伍且血統混亂的。為了便於統治，就大量賜姓──潘、機、斛等給當時的「熟番」平埔族。

而現在原住民九族，也就是當時的「生番」，未受影響，只有賽夏族氏族名稱被全面改為漢姓。但由於是意譯，把傳統名字的涵意翻譯出來，原有的親族結構仍得保存。

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日本人入台，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統治期。政府沿用清朝「理番政策」，大規模進行全島普查。但他們只用日文拼出原住「名」，並未硬性規定改用日本姓氏，有些自願更改的，多半是體制內的軍公教家庭。

直到治台末期戰事吃緊，原住民才被賜姓當成日本皇民，拉伕組成「高砂族義勇軍」到南洋作戰。隨即日本戰敗，短暫的改名運動也隨之落幕。

原住民的名制全面更改，是到了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當局設下三個月期限，要原住民自訂漢姓漢名。然而，那時部落族人幾乎漢字不識幾個，「生殺大權」就操在鄉公所、學校…等行政體系人員之手。

（上、下）從清朝嘉慶年間訂立的漢番土地契約中，還可以看到原住民的傳統命名。經過日據到台灣光復後更改為本（漢）名，他們的族名已不復見於正式文件書寫。（上圖為台南民俗文物館藏，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亂倫陰影

卑南族學者孫大川詼諧地說，據自己的推測，他們家族之所以姓「孫」，可能是由於替他們取姓的表舅很景仰的國父孫中山的緣故。表舅熟悉所有家族成員，因此沒有發生直系血親不同姓氏的情況。

然而更多的例子聽來卻令人不忍。住在阿里山的鄒族人浦忠勇說，他的祖父叫「史編」，而父親則姓「浦」，想是不同時間去登記的結果。

除了一個具有直系血緣關係的家族中，卻有五、六個不同的姓以外，運氣更差的，可能還要帶著鄙俗難以入耳的名字一輩子。如「蘭教」、「椪大」（閩南語『男子生殖器』、『懶惰』）等。直到後來閩南話在部落中比較普及，才知道被命名者繞了彎欺負。

台灣省立博物館人類學組組長阮昌銳認為，「姓氏的功能最主要是釐清血緣關係。」各族傳統命名制度被破壞的衝擊，誠如拉娃告•賴歌拉克所說，「魯凱族老人家最擔心的，莫過於『亂倫』的發生。」而這也幾乎是大多數原住民心中的隱「痛」。

如果部落的控制力量還在、母語尚未流失，即使改了漢姓，由於人際關係密切，彼此還可以用傳統命名稱呼，知道對方是哪一家、誰的孩子。

然而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大量原住民離開部落遷到都市，他們的下一代接受了漢姓，對家族或氏族其他成員也已經相當陌生，就容易造成遺憾。

排灣族屏東縣議員邱加傳就曾有切身經驗。他在都市認識一個女孩，兩人情投意合，卻在一次回老家的拜訪，從老人家口中得知她竟是姑姑的小孩，是民法規定不能互相通婚的親表妹，還好及時發現。

回到部落參加年祭，檳榔的卑南族人大多仍以母語相互稱呼族名。（薛繼光）

我是原住民

此外，漢人對「漢番有別」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以及原住民在現代社會處境的弱勢，使得命名的意義，也更擴大到自我認同和挽救傳統文化危機的心理層面。

孫大川感嘆，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時常碰到漢人聚會場合，有人稱原住民為「番仔」而自己挺身表明是卑南族的尷尬情況，因此他也希望能用名字清楚標明他的民族身份。「老人家時常叫我的族名，聽起來感覺好親切。」

曾任原權會會長的原住民運動者夷將•拔路兒曾在一次媒體訪問中吐露，他在高中以及大一時根本不願承認自己是原住民，當然相對也不會要求恢復自己的名字，總認為自己是次等民族。

近年來積極推動原住民文化復興的排灣族雕刻家撒古流更是沈重地呼籲，原住民的傳統命名，背後其實包含許多祖先的傳說和與自然相處的智慧，丟掉名字，等於丟掉自己的文化，就不配成為原住民了。

早在一九八四年原權會成立時，所有成員對外介紹的名片，就一致使用漢字音譯名字。因為有許多牧師、傳道人投入原運，教會的回應相當踴躍。

而在姓名條例通過前，就曾經有人在體制內做過努力。

為了成為真正的雅美人而回歸部落、力行傳統生活的夏曼•藍波安（施努來）曾特別為文，描述他用傳統命名為女兒申報戶口的經過。兩個女兒分別取名Si Jyatawa及Si Jyanobell，因為漢字音讀「施奇諾娃」、「施奇諾貝兒」太長而跟承辦的戶籍員爭論許久，最後終於因為「施」姓相同而成功。

在魯凱族婚俗中，聯姻的雙方會注意對方的氏族名稱所屬的階級，是否與自己門當戶對。（鄭元慶攝）

反應冷淡

撒古流的兒子磊勒丹今年已屆學齡，仍是幽靈人口。在法案一讀通過前，撒古流曾一人一封信寄給所有民進黨籍立委，表達恢復傳統命名的迫切期望。現在既然已經有法源，他卻仍堅持不去申報。為什麼？

他的回答很簡單，「不知道怎麼改。」因為，施行細則至今還付諸闕如。

登記更改名字所牽涉的層面很廣。原住民首先面臨的困難是，在沒有自己的文字系統下，要採取漢字、羅馬拼音還是國際音標來翻譯？

關於這個問題，孫大川認為，每個族命名方式都有所不同，要改回來絕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要有詳細的調查資料作基礎，由九族及語言學家共同討論，統一出一個彼此可以識別的系統。不然有的改，有的不改，將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此外，原住民的名字大部份沿用長輩的名字，所以重複機率很高。原權會會長尤幹•納甫說，光是他住的仁愛鄉，就有三、四十個人叫瓦歷斯•尤幹。過去在部落中彼此都認識，不會產生困擾。現在人口移動頻繁，同名將會造成生活上和管理上的困擾。該如何解決，也需要大家集思廣益。

在尚未建立共識之前，馬上就搶時機用漢字去登記傳統命名，容易扼殺其他的可能性。撒古流就因為漢字無法準確翻譯而不願屈就。

這位原住民村長候選人不用傳統命名參選，或許是因為原有的漢名已建立知名度了吧。（張良綱攝）

布農族的民意調查

即使原住民可以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卻會碰到新的困難。以動作最快的布農族為例。去年姓名條例一通過，高雄縣桃源鄉衛生所主任Topas．Tanapima（田雅各）就聯合台灣省布農文化經濟發展協會，設計一份問卷調查，詢問主要分佈於南台灣的布農五社的意見。

在有效的三百四十二份問卷中，贊成恢復傳統命名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多數人希望放棄漢名；但有三成的人認為需要漢名及族名並行。因為布農是襲名制，命名相同的人很多，需要加以區別。

名字的形式則遵循傳統由長老開會決定，並用羅馬拼音取代國語音讀，以求能忠實翻譯原音。為此，他們甚至迅速地完成各社命名普查，加以整理統一，印製成《布農族姓氏音義表》分送各社，做為更改的依據。

然而，絕大多數的人卻仍裹足不前。比如以身分證的格式而言，布農的命名很長，勢必要改為橫寫或增大欄位，但是目前未見相關單位有所行動。

撒古流用了一個比喻來描述他們的處境：「這裡有一碗飯，中央政府說只要來這裡裝就可以。飯的高度是一米八十，但我們排灣族人身高只夠到一米二十，也就是戶政事務所的地方。」

最現實的狀況是，身分證改了以後，牽一髮而動全局，其餘相關證件也要改。如果沒有一個統一事權單位整合簡化過程、提供協助，實在無從改起。

拋開技術性的問題不談，如果進一步分析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隱含的，是更深一層的文化差異。

尊重原住民，就從尊重他們的傳統命名開始吧。（薛繼光）

文化差異

日本學者、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移川子之藏在一九三九年發表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話：「姓名在高砂族（原住民）各種族都不存在，那些等於所謂姓名的，是個人、家族、以及氏族名稱的個別添用或併用而構成，然而它們的姓名與我們所想的姓名，有很大的差異。」

現行制度的精神，奠基於漢人父系的姓氏傳承，原住「名」要進入這套遊戲規則，困難重重。

尤幹•納甫說，泰雅族為男孩命名方式是個人的名字（通常援用長輩之名）後面接爸爸的名字。這種象徵先人的生命在孫子身上延續，並獲得庇佑的命名方式，就與漢人的父子同姓有極大的不同。

在一篇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研究生王雅萍撰寫的〈各族傳統命名制度的探討〉報告中提到，在立法前，泰雅族傳道師多奧•尤給海為女兒取名吉瓦思•多奧，因為抵觸了漢人對父子同姓的原則，戶籍機關不通過他的申請。他車禍去世前的那一刻，他的女兒仍尚未報戶口。

雅美人則有不同的困擾。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石磊說，「他們把生兒育女當作人生的重要成就。」所以就把生命階段反映在名字上。如果名字的開頭是「希」，就表示這個雅美人是自由之身；若是當了爸爸，就要改成「夏曼」，後面接長女或長子的名字；成為爺爺，就改稱「夏本」了。「就好像我們漢人稱『孩子的爹』、『孩子的媽』一樣。」石磊做了這樣的比較。但是現行法律卻規定，姓名更改以一次為限。

另外，民法上規定姓名以一個為限。排灣族一些部落中，有雙系（父、母系）並行的現象，因此小孩一出生就會有兩個名字，報戶口時不免產生爭執。在部落間熱心推動恢復傳統命名的邱加傳，最近才為了一個女嬰的命名，和雙方家庭協商到半夜三點多，仍然沒有結果。

尊重多元文化

既然彼此的差異宛如鴻溝，如果原住民要在這種情況下恢復傳統命名，無異是「削足適履」。

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賽夏族的嘎歷•嘎拉嘿說，改不改名字不是重點，如果不會說母語，不瞭解自己的文化，空頂著一個不會唸、不懂意思的名字有什麼用？

台東宜灣部落阿美族黃貴潮，提出另一種思考方向。他覺得名字其實只是一種標籤，就像一個人同時具有老師、兒子、父親等角色。「在外面漢人的社會，大家知道我叫黃貴潮，而回到部落，我就叫Lifok。」

孫大川則認為，如果採行羅馬拼音或萬國音標翻譯族名，雖然比較精準，但缺點是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而且長遠來看，會影響人際關係的建立。他自己在歐洲求學時，碰過一位瑞典同學，因為難以發音正確地叫對方名字，開口對話的心理壓力相當大，連帶影響溝通的意願。

因此，孫大川比較主張漢字音讀，雖然發音不是那麼準確，但對漢人或初次見面者比較容易使用，而在族內，就以標準發音交談。他笑著說，「就連我是原住民，排灣族有些音我也一直發不準呢。」

而對漢人而言，學習各族的原住「名」，就是尊重多元文化的開始。

在雜誌社擔任記者的陳淑美，有一次進行原住民記者訓練班的採訪。對於初次見面的人，她會禮貌地請對方自我介紹。如果是傳統命名，就以自己比較熟悉的日文拼音或國語注音記下來，當作另一種符號學習。

陳淑美說，用什麼名字稱呼通常取決於第一印象和順不順口；雖然這些音節的串連可能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只要花點心思、多叫幾次，也就習慣了。

或許，去爭論一張或黃或紅的身分證上，登錄的是漢名或是原住「名」，只是形式問題。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各族差異的尊重和理解，才是在彼此互動中，更值得深思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