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四分之三世紀──從台北帝大到台大

一九二八年，日人統治台灣三十年後，為了建立殖民地的高等教育體系，經過三年籌備，在台北成立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是日本帝國在南方領地上的唯一大學，因此負有協助帝國南進以及熱帶研究的「使命」。

關於台北帝大必須為殖民政府服務一事，首任校長幣原坦說得很清楚：「總督府設置台北帝大的目的，在利用台灣地理人文條件，發展以台灣為中心的華南及南洋研究。」

台北帝大校地廣闊，圖為位於台北徐州路上的台大法學院。照片中可見當時台北盆地阡陌縱橫，沼澤遍佈，是一片未經開墾的荒野。

以台北帝大為南進基地

為了完成任務，台北帝大的學科有專門研究台灣、南洋、華南人文的「文政學部」（學部相當於今日的學院），以及研究熱帶農學的「理農學部」；但學校最基本的教學與研究單位是稱之為「講座」的制度，也就是今日的研究室，每一講座由一位教授主持，其下編制有助教授、講師、助手及雇員等。隨著時間推移，學科和研究部門不斷分化與擴大，先後成立了醫、工、理農等學部，以及熱帶醫學、南方人文、南方資源等研究所，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日本人移交校務時，台北帝大共有五個學部、預科、三個研究所和一百一十五個講座，專任教師三七八人、兼任教師一二三人、學生三八二人。

台北帝大雖培養出如杜聰明、徐慶鐘、潘貫等台籍菁英，但多數學生仍為日本人。據統計，至一九四六年止，畢業自台北帝大的學生共有五○九人，其中台籍學生僅有三十八位。

台北帝大的文學科有東洋文學、西洋文學、言語學等講座，並聘請外籍老師遠來教授，資源相當充沛。

弦歌不輟

一九四五年八月，台灣因日本戰敗而結束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台北帝大也因政權移轉、國府接收而面臨重組的命運。

當時，甫還都南京的國民政府教育部特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羅宗洛來台接收台大，羅宗洛是留日的農學博士，他與教育部約法三章，要求「完整接收、避免破壞、損失，立即籌備復課，並且可暫時留任日籍教授」，以期將台大辦成「與北大、清華、浙江、中大並列的著名大學」。

為了讓弦歌不輟，羅宗洛主張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招生、恢復上課，但對照當時社會情勢，非屬易事。由於在接收前數月的五月三十一日，台北城才遭到一百五十架次的美軍轟炸空襲，總督府燃燒了一整夜，學校也被波及，台大文政學部大門、台大附屬醫院都中彈，椰林大道的樹被炸彈切成一半，到處是炮彈碎片。除了校園殘破不堪，社會狀況更是百業蕭條、物價飛漲，人民生活的痛苦日亟，逐漸釀成一股不滿的暗潮，至一九四七年二月，終於爆發了因查緝私菸引發官民衝突的二二八事件。

當時就讀台北帝大預科，爾後擔任台大教務長的羅銅壁回憶說，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校務時，在校台籍生都很擔心學籍問題，公推他前去交涉，他不知哪來的勇氣，一個人跑到福州街校長宿舍敲門，結果全數學生的學籍都獲得保留，可以留在台大繼續學業。學籍問題解決了，但語言困擾接踵而至，大陸來台的教授口音南腔北調，大家上課都如鴨子聽雷，加上初學國語、漢字，應付考試備感辛苦，至今他還記得，用中文應試的「三民主義」只考了四十八分。

台灣研究的濫觴

由於台北帝大在某種程度上，肩負國策大學、政府智庫的角色，因此台大也承襲了教學與研究兼具的傳統，戰後許多本土學術研究的起點，都要溯源至此。

以帝大時期頗富盛名的「土俗人種學講座」來說，就被認為是「為台灣人類學進入純學術研究打下基礎」，加上接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曾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在大陸主持過不少史前遺址的發掘，因此建議台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而隨他來台的李濟、凌純聲、芮逸夫、董作賓等老師都是考古界的一時之選，可謂師資堅強。

不過考古人類學系初成立時，學生很少，第一年只有一名，第二年僅有唐美君、李亦園兩位學生，第三年只有張光直等三人，前幾年系上的學生人數幾乎和老師相當，也許正因為師生互動密切，這些學生後來多成為著名學者。

因著台灣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自遠古時代就居住在台灣土地上的數十萬名南島語系原住民，就成為考古人類學系的研究園地。雖然一九三五年台北帝大教授移川子之藏等人就出版了《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一書，但由於邵族因與漢人接觸較久而常遭早年研究者忽略，以致日本人的研究並未包括邵族，台大人類學系成立後，就在老師的帶領下，長年翻山越嶺到各部落進行田野調查。

人數僅剩三百人的邵族，究竟是不是平埔族，其考究可溯源自一九五三年人類學者陳奇祿主持的計劃，而後台大確定邵族不能歸為布農族或鄒族，應該是獨立的一族，至二○○一年，邵族才正式被政府核定為台灣原住民的第十族。

一九六九年，台大考古隊在台東長濱八仙洞發現文化層，經勘察後，判定為舊石器時代人類史前遺址，這是在台灣發現的第一個史前遺址。

台大人類學系對台灣原住民和史前遺址的探勘，可以說是「台灣研究」的濫觴，五十年後，台灣研究成為顯學。

從荒蕪到開花

台大的研究團隊還具有將冷僻學門炒熱，並使之登上國際學術舞台的本事。

一九二一年，自臺北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赴日取得醫學博士的台籍青年杜聰明返台，他拋棄了懸壺即可享受的錦衣玉食生活，主持台北帝大醫學部的「藥理學講座」，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具有遠見的杜聰明選擇了台灣獨具優勢的中藥、鴉片癮戒毒及蛇毒三項主題，結果蛇毒研究成功地為台灣本土科學史開創出輝煌紀錄。

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山林鄉野到處可見毒蛇出沒，每年因此死傷的民眾高達數百名，蛇毒的解毒與治療是一項緊急的公共衛生問題。

戰後，杜聰明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一九五三年因與校長錢思亮意見不合而離開。好在杜聰明後繼有人，台北帝大第一屆的醫學生李鎮源在光復前後加入他的研究團隊，成為新一代生力軍。杜聰明自蛇毒中提煉鎮痛劑，李鎮源則將蛇毒研究提升到生理、生化分析的層次。

由於杜聰明的真知灼見，蛇毒研究從醫學校延續到台北帝大，又從台北帝大傳到台大醫學院，貫穿近七十年而不輟，成為台灣學術土壤中第一株開花結果的大樹。由早期的毒蛇分類、血清臨床應用、毒理研究，到毒蛋白分離、純化、定序，乃至九○年代的分子生物學、生物物理學研究，可以說，整個蛇毒研究史就是一部台灣生命科學研究史。

立足小分子，縱情大宇宙

除了藥理研究，帝大時期的化學研究，也為台大化學系打下基礎。一九二六年，剛從日本東北大學畢業的野副鐵男，乘船來到台灣，一住就是二十二年。這段意外的人生之旅，不僅是他個人學術生涯的重大轉折，對台大化學系而言，更是奠基的關鍵期。

當時野副教授正專注於研究從阿里山檜木精油提煉新化合物，他由實驗結果推論有機化合物的芳香性環狀化合物除了有六角形的，應該還有七角形的，從此建立了「卓酮類」化學研究的基礎，還一度入圍諾貝爾獎候選人。野副教授鑽研不倦、春風化雨，當年受教於他的台籍學生如羅銅壁、劉盛烈，日後也追隨老師步履，台大化學系濃厚的研究風氣於焉成型，並點燃了一位青年學子的科學夢想。

一九五五年畢業自新竹高中的李遠哲因成績優異，保送進入「錢途」不錯的台大化工系，但他一直惦記著要成為基礎科學家。當時他看到化學系教授每天晚上都在做研究，於是不顧父母反對轉入化學系。一九六五年，李遠哲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博士學位，一九八六年成為第三位榮獲諾貝爾獎的華人，一九九四年他結束三十多年的旅美生涯，回國擔任中研院院長。

台大化學系培養出的優秀人才中，李遠哲最為人所知，事實上，化學系英才濟濟，中研院院士二百多人中，有九十多位畢業自台大，其中化學系就佔了十位，分別在生物化學、蛋白質化學、藥理學、毒理學與無機化學等領域表現傑出。

四十年風水輪流轉

雖然台大各科系所的擴充，隨著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而一路成長，但是當台灣由農業時代進入工業，再邁向高科技產業時，早年風光、歷史悠久的學系也因逐漸沒落而不得不轉型。

當台大接收台北帝大農學部，並改名為農學院時，是擁有七個學系的最大學院，爾後畜牧獸醫學系分化成畜牧、獸醫兩系，農業工程學系的機械組獨立成農業機械工程學系，農學院逐步擴增到十二個學系。但風水輪流轉，進入九十年代後，傳統的農學院也蒙上了落伍、古老的印象。

系所可以分化，但整合不易，農學院只好以改名來扭轉劣勢，譬如將農機系改名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從農業機具跨足生物生產、生物系統監控與分析等領域；農工系則改為「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至於學院名稱，經過多年商議後，農學院於二○○二年冠上較有市場性的名字──「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目前排名台大第一大學院的電機資訊學院，原來只是帝大時期的一個電氣工學科，經過四十年的擴充，師生人數超過千人，無法在傳統的行政組織下運作，而升格為電機資訊學院。

今天的台大，已是一個擁有十個學院、五十二個學系、八十二個研究所，專任教師一千七百七十八人、學生二萬七千多人，穩居台灣學術龍頭的研究型大學。

台大的發展在台灣教育史上，自有值得敘述的一頁；在回溯這四分之三世紀以來的涓滴努力之際，也期待台大能汲取歷史的能量，持續前人的腳步，開創出更燦爛的學術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