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魔術師
景氣起伏變動,廣告公司固然可靠國外客戶和調整經營形態應變,但廣告真正的生命在創意,這種種市場現象,對國內廣告作品的創意表現又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在這二、三十年間,廣告創意在肥沃的市場土壤中,養得茁壯、繁榮。
以電視廣告片來說,最早期廣告的手法,大多直接以產品為訴求重點,譬如,「大同大同國貨好,大同大同品質高……」「綠油精、綠油精,大家愛用綠油精,哥哥、姊姊、妹妹都愛綠油精,氣味清香綠油精……」。
這些廣告採取最直接的叫賣手法,雖然單調,但透過朗朗上口的廣告歌曲,以及當時只有三家電視台的單純媒體環境,大量重複的播送,這些產品想不深植觀眾腦海裡也難。
這一、二十年來,隨著社會變遷和業者強烈的競爭,廣告手法越來越五花八門,內容也越來越精采生動。時報廣告金像獎曾根據歷年來的得獎作品,把創意特色大致整理、區分成四個階段,由此也可看出台灣廣告的創意變化。
一九七八至八二年是「開疆闢土的年代」。此時的廣告初有創作概念,但仍在草創摸索狀態,以發明易記易懂的口號來強化商品印象的手法為主。譬如,油漆廣告用「有兩把刷子」、治療青春痘的清潔用品廣告宣稱「只要青春不要痘」、奶粉的廣告則喊出父母望子成龍的期望「孩子,我要你將來比我強」。
不可否認,這時期的廣告創意層次比較低,而且受到當時客戶、廠商的技術或經營管理方式大多襲自日本的影響,廣告業也向日本學習,甚至廣告還直接抄襲日本的作品。
科技掛帥
一九八三至九○年可稱為「科技的年代」。因為電腦化作業和外國廣告公司進入,使得廣告製作技術和手法推陳出新,可以像變魔術一樣的來展現商品魅力,自此,台灣的廣告創意開始大放異彩。
奧美公司是個典型的例子。親手將本土制的國泰建業,改制、過渡到外商奧美公司的宋秩銘回憶道,當初從國泰集團來的廣告量足夠養活國泰建業,但因公司用人沒有節制,人員太多,以致一直處於虧錢狀態。
為了整頓公司,朝專業化經營,他除了削減、撤換人員、重新建立決策與管理組織,還向外尋求廣告的專業知識與訓練資源。
「當時我們做廣告,沒有任何資源,都是靠我們自己以前的經驗。但市場競爭激烈後,光靠經驗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就考慮向美國或日本尋求資源。」宋秩銘說,有很多行業都是先有技術,然後再形成比較完整的系統,逐漸建構成這個行業的知識。廣告業則剛好相反,它必須先要有知識,再根據此一知識基礎發展。
至於和全球排名第六大的美國奧美廣告公司合作,進而合資,是因為「我從小接觸的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對日本不熟,同時也預測未來十年內,西方外商公司將很快的進駐本地市場,所以選擇了美國的廣告公司合作。」
宋秩銘指出,剛好那時他們有一個客戶「大韓航空」是國際性客戶,所以有機會和美國奧美廣告公司接觸,並且以每年兩百餘萬元的高價,引進奧美的訓練。直到一九八五年,雙方正式合資、公司改名,成為台灣的奧美公司。
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訓練可以支持員工成長,是產生好創意的最主要方法。」宋秩銘回顧當年的決定,認為這是促使奧美發展順利的主因。
幾個成功的廣告,如以「無限延伸視野」為訴求的捷安特單車、主打現代小家庭生活形態的飛利浦小家電、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呈現主題的伯朗咖啡等,既提升了銷售量,也成為時報廣告金像獎的常勝軍,知名度與業績劇增。
其中又以強調「分享」概念的麥斯威爾咖啡廣告表現最出色。他們請到熱心參與公益活動、形象溫暖的知名藝人孫越為代言人,尤其孫越在電視廣告片上手捧一杯熱騰騰的咖啡,說出的「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口號,獲得社會普遍迴響,至今仍常被引用。
近年以「你愛他」系列廣告,打響福特LIATA轎車的智威湯遜創意總監劉得京,原本出身本土的廣告公司──台灣廣告,他在民國七十六年以後就轉往外商廣告公司,鑑於廣告業是由西方人發展出來,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思考方式比較理性、周密,而且制度明確,待遇合理,又有進修機會。最重要的是,「創意比較受到尊重和保護,比較專業化。」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年輕廣告人投入。
以製作方式來說,他記得剛開始的廣告影片是十六釐米,容易磨損,播放久了會因為產生刮痕,畫面出現「下雨」的雜訊情況。外商公司首先改用三十五釐米影片拍攝,轉成錄影帶播放,並且捨得投資製作費,一支三十秒的影片,可以動用百萬到千萬元。
「當時也引進許多製作技術人才,對國內的導演手法、燈光、剪接、作業流程等層面,都產生很強的良性刺激。」劉得京認為,這使得拍出來的影片往往比電影更精緻、講究,成品的水準自然提升。
新新廣告、群雄亂舞
之後,台灣的廣告風格更奇眩、多樣。像一九九一到九四年,廣告走向「新新行銷年代」,亦即商品走向分眾、媒體趨於多元化,廣告便開始注重訴求族群特性,希望能倡導生活趨勢,於是喊出一堆「新新人類」、「新好男人」等主張、宣言,其中以開喜烏龍茶的「新新人類」系列最引人矚目,「新新人類」也因此廣被泛用。
從一九九五年到最近,則被稱為「群雄亂舞的年代」,有如戰國時代一樣,世紀末的氛圍充斥,復古的、前衛的風格在此交錯,激盪出或內省、或前瞻、或奔放的創意風格。一支促銷音樂頻道的電視影片可為代表:
在台灣傳統佈置的老式廳堂裡,穿著汗衫、短褲的男子,原本坐在神案前的八仙桌旁,優哉地挖耳朵。驀然,響起震耳的搖滾音樂,男子跳起來,像被三太子附身的乩童般手舞足蹈。用傳統的起乩,來搭配新潮的搖滾樂,看似矛盾,卻又頗能呼應,趣味的聯想與手法,讓觀眾不由發出會心一笑。
「勇於表現、創新、有膽識。」米開蘭廣告公司總經理吳錦江,對台灣的廣告創意表現如此看法。事實上,這也成為當今國內廣告公司應付市場變動的主要利基。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廣告公司,它們缺乏國際大客戶支持,又沒有充足人力擴展行銷、服務的範圍,只能靠強化獨特的創意表現,以搏得注意,爭取客戶。
新的民間啟蒙運動
「台灣的廣告業儼然形成另一種新的、民間的啟蒙運動。」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徐佳士認為,台灣廣告擅長感性訴求,充滿社會關懷的主題,像公益廣告、綠色行銷、企業形象廣告等,都對台灣社會民心起了良性互動,值得持續努力發揮。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蔡源煌,認為以數支「司迪麥」打開刻板產品廣告印象的意識形態廣告公司的作品,可以當作台灣現階段廣告創意的傑出代表,最能反映社會氣氛或心理。
「一談到『意識形態』,很多人還是盡往政治方面去想;事實上,廣義的意識形態應包括在宗教、倫理、教育等體制下孕育形成的價值觀。譬如說,在以往的社會和家庭中,重男輕女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他曾為文分析指出,「當社會中某種主導的價值意識佔有絕對優勢時,必然會對某些人構成心理上的壓抑,而人們也會力圖抗拒這價值意識的支配。」
意識形態廣告公司為司迪麥口香糖製作的一系列廣告,即捉住了這類主題發揮:
例如,最早的「我有話要說」篇:畫面上劃燃起一根火柴,照著一位高中男生焦慮的面孔,他嚷道:「我有話要說!」這時候,場外傳來父親的聲音:「別說了,你的成績單呢?」接著,母親的聲音從廚房傳來:「求求你──考上了再說吧!」這句「我有話要說」便成了青少年急欲抗拒聯考壓力、與父母溝通的心聲。
這條路線也一直發展下來,到最近,以國中女生為主要對象的桔色司迪麥口香糖廣告,更直接訴求目前仍十分盛行於國中校園的體罰問題。影片以國中女生的清純柔弱面貌,面對被體罰時的恐懼與無力,無言的控訴了威權式的教育環境,引起極大的同情。這支廣告影片也贏得了同為時報主辦的本屆亞太廣告獎的金牌。
感性訴求一枝獨秀
「這也得歸功於國內政治、社會的改革與開放,」沈呂百認為,國內政治解嚴、兩岸開放、政府法令改變,如廣告片不用送審,都為廣告業解除了許多束縛。而民間力量的抬頭,社會運動的勃興,敏感的廣告業因而激盪出熾熱的創意火花。
如八年前開放在電視上使用台語,就給了他製作廣告的一大片天空。像他代理的義美食品,由於以本土、傳統的食品為主要市場策略,他的廣告就採用了許多台灣方言來凸顯趣味,像現在大家都把花生冰棒叫做「土豆仁枝仔冰」,就是他的傑作。
台灣的廣告創意表現不但在國內表現不凡,與背景類似的其他亞洲地區或國家比較起來,也有其突出之處。
熟悉亞太地區廣告傳播業發展的蘇雄,比較同為華人社會的新加坡、香港、大陸,台灣創意最顯著的特點為擅於處理感性題材,像懷鄉、懷舊、青少年的戀慕情愫等情境,都已成為台灣廣告創意的基調。
至於其他地區,也擔任時報廣告金像獎評審委員的蘇雄認為,新加坡和香港的廣告偏向西方風格,且較重視製作技巧,相對的,訴求內容或主題思想的深度較差。大陸起步晚,廣告業目前還不夠發達,雖然他們有傑出的電影工業做後盾,製作水準不遜於其他地區,可惜,受到長期的共產主義思想侷限,創意尚難以開放、發揮。
這些優勢,成為台灣廣告的最大資源,廣告人也因此寄予重望,並未因一時景氣不佳而灰心喪氣。
「廣告業本身品質的提升,使其超越商業,而成為一門專業學科。」徐佳士教授說,當初政治大學要設廣告系時,還引起了商學院和新聞學院的衝突,商學院認為廣告業是為商業服務,所以必須歸入商學院;新聞學院則以「廣告已成為社會文化的傳播、溝通專業」為主張,爭取到廣告系的設立。
蘇雄也表示,在他心中的亞洲經營版圖中,「台灣是華文廣告的中心點,可居於領導地位。」他指出,亞洲各地區的廣告業正在成長,且各有特長,在互動越來越強的情況下,只要善於整合運用各地資源,即可發揮截長補短的功用,而這些地區當中,「台灣的相關科系、訓練資源最多,創意人才優秀,又較具有企圖心。」
此時的星光,也許可以讓人期待更美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