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守禮精研「閩南語」

尋常的家庭拜訪，吳守禮卻西裝、襯衫、一副鄭重儼然的模樣，花白的頭髮、深度的眼鏡，在昏黃的燈光下，說起閩南語世界的種種，無疑的就是熟悉中的學者形象。

拘謹多禮的性格，一看即知為日本「皇民化」教育所造就；令人意外的是，吳守禮一生的事業重心——閩南語研究，竟也萌芽於日本。

「台灣省通志稿卷二語言篇」是對台語過去的文獻及研究作集大成的整理。由於出版當時將它送給友人留存逃過火災，如今友人好意送還。（王煒昶）

天意如此？

吳守禮生於民國前三年，從孩提到青壯年的大部分教育，都在日據時代完成。

日據初期，日本人實行「皇民化教育」，禁止台灣人說方言，但家庭及鄉村僻野使用閩南語的風氣仍十分普遍。

和不少同時代的孩子一樣，吳守禮白天上日式小學、讀日本書、看到日本人時就說日語，完全遵守日本人「不說漢語」的規矩；私底下卻在家鄉裡的私塾用閩南語讀漢文。

「這樣雙語齊下的啟蒙教育，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感覺到，母語的字音與日本人用的漢字音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類似關係」，他表示，此種經驗成了他日後研究上相當重要的語言基礎。

之後，吳守禮廿二歲進入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專攻東洋文學（即中國文學系）。那段期間，他跟隨日本老師神田喜一郎作研究，吸收了許多文獻及版本學的知識，對日後資料蒐集及運用上有極大的幫助。

然而吳老先生真正走上研究閩南方言的道路，還是從卅歲那年東渡日本開始談起。他在神田老師的推薦下，到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任職、同時開始學習北平話。

「冥冥中有兩次機會安排調查福建及廣東的地方誌、作目錄並撰寫閩語系台灣方言的概況」，吳守禮說，一次是在東方文化研究所時，朝日新聞準備出版一套亞細亞語學叢刊，希望找一位兼通中、日文的閩南人負責廈門話的編纂，而他正符合這樣的條件。另一次則是由日返台後任職於台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時，由他負責調查華南地方誌。這種機緣，使他付出了青壯時期的黃金歲月。

日據時代結束，吳守禮的閩南語研究也暫時中輟。

潮州街的宿舍燒掉了，吳守禮曾暫住在女兒的公寓裡。他心情沉重地整理搶救出來的書籍，臨時用紙箱堆叠起來充當書架。（王煒昶）

閩南語是吾家事

由於曾在日本學過北平話，光復後，吳守禮竟靠著他標準的四聲國語，在由台北帝大轉制而成的台灣大學中文系教起國語會話，以維持一家八口的生活。「那時真苦，每逢註冊就得四處籌錢」，說起這段經歷，吳守禮和他的大女兒相視苦笑。

然而國語會話在當時只是選修課，上的人本來不多，再加上地對國語教學所提的一些建議，一直未獲有關機構的重視，精神極為苦悶。「幸而」兒子沒有繼承衣缽，選擇了醫科做為事業，此時已能分擔家計，吳守禮便索性申請退休，卅年來專心在閩南語的天地裡無止盡地追求。

要研究，得有資料。當時有關閩南方言的資料很少，除坊間流行的歌仔冊唱本以外，就是公立圖書館所藏的台灣俗曲集合訂本一種而已。

「一本四、五頁道光年間刊刻的歌仔冊，就要一百多元（相當現在的一、兩千塊以上）」，吳守禮指出，要他去買，根本買不起，只好多利用圖書館的藏書。回想起來，那段期間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和羅常培的「廈門音系」，這兩本閩粵方言的精闢論述，讓他印象最深刻，使他興起「客家人能，為什麼閩南人不能」的念頭，決定建立一部閩南語史的重要導論。

於是他的幾部重要著作如「福建語研究導論」及「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卷二語言篇」陸續完成。前者是有關閩南語史的第一篇論文，後者是對台語過去的文獻及研究作集大成的整理。今日被認為是最好的一部台語研究入門書。

除了這些個人著作，吳守禮最被學界看重的是他做著述研究時，「順便」蒐集，並校理、註釋的古代閩南戲文刊本。他從中追溯四百年前閩南語的念法、用法、措辭，使現代人可以看得懂古代閩南戲文並加以研究。

吳守禮在大火過後檢視手稿殘骸，手捧從灰燼中找出的斷簡殘篇，猶如傳家寶貝一般。（王煒昶）

因荔鏡記結緣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在大陸出版的「明末潮洲戲文五種說略」一書的序中提到，吳守禮從語言學的觀點研究古代閩南戲文，有許多貢獻。

這一部分因緣是從一本書——荔鏡記——開始的。

荔鏡記戲文年代起於何時已不可考，現存版本最早是明代，其內容是閩南潮泉最膾炙人口的陳三五娘故事。語言學家深信每種語言一定有它的文字記錄方式，閩南語也不例外，而這本以漢字寫成的閩南劇本——荔鏡記戲文，進一步證明瞭語言學家的懷疑，早在四百年前，閩南人就以漢字寫劇本了。

吳守禮當初由一篇記載牛津所藏中文書的文章「瀛崖瑣志」得知這本書。由於是第一本以閩南語來寫戲曲的重要文獻，吳守禮直覺地以為，這本書對閩南語源的研究，可能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因此費盡心思地想要找尋它。

由於與日本的淵源，他首先致函曾任職過的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問及日本可有此書的下落。所獲得的回音是，這本書的確出現在東京古書市場，但是索價日幣數萬之高，衡量自己當時的經濟能力，吳守禮只有「望洋興嘆」。

雖然無錢購書，但吳守禮最後還是得見了他心儀已久的文獻，談及這段經歷，連吳守禮自己也訝異和荔鏡記戲文的一連串書緣，只是因著一些學術上的友誼居然得以陸續見到一系列的戲文。

太陽近、帝都遠

先是得到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主任倉田淳之助的幫忙，他寄來天理大學所藏「明嘉靖本荔鏡記戲文」影照全套；藉由同事方傑人神父的關係，吳守禮又獲得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所藏的英國牛津大學藏本的照片。

提到這段書緣，老先生激動地表示，四百年前的刻本流落異國，以影照形式傳回來，已經是幸運，沒想到還能以日英兩藏本互補一遍，寫成「荔鏡記戲文研究——校勘篇」，成為較完善的本子分送海內外圖書機構，也因此引起更多的迴響。

不久，他台北帝大的指導老師神田喜一郎又寄來「順治本荔枝記」影印本的照片；還有一位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龍彼得也從奧地利的維也納國立博物館尋得「萬曆本荔枝記」，又從法國研究中國道教的施博爾處找到「光緒本荔枝記」，陸續寄來給他。

因為龍彼得的協助，荔鏡記戲文的一系列戲文得以問世。難怪吳守禮會說「從頭算起來，龍教授的幫忙最多，如果這些資料對學術界有點滴的甄補，大半要歸功於他。古人云太陽近、帝都遠，單就荔鏡記戲文這件事而言，我也有類似的錯覺。」

從這段書緣，吳守禮得知了在這世界上，還有許多學者、甚至是外國人關心閩南語研究，並且願意貢獻其心力。因研究而結緣，這是吳守禮在研究過程中感到最快樂的一件事。

昔日冷門學問，今成搶手題材

最近本土意識日漸受到重視，有志參與研究閩南語或台灣史的學者日多。對於這樣的現象，吳守禮表示，與當年他那個時代比起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早期的研究成果是找不到錢出版，如今呢？只要稍微扯上邊的研究報告都成了搶手貨，「時代變了，我只能這麼說。」

去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台北市潮州街的一場大火，燒去吳守禮居住四十餘年的宿舍，燒掉他多年的研究心血，也燒出他始料所未及的名氣。

坐在溫州街台大新分配的宿舍客廳裡，他一面惋惜著，那些從一系列古代戲文整理出來，而今付之一炬的手稿，一面頑強不屈地說：「火併不足懼，可怕的是後繼無人！」老先生期望著，有一筆錢、有一批人能接著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