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苦悶歲月——莫斯科大學

莫斯科大學主樓「史達林大廈」正廳，不時人來人往，左側一座貼著零星傳單的佈告看板兀自佇立，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但它卻是蘇聯一把重要的民主之火。

四年前，蘇聯言論尺度仍在一言堂中掙扎，它卻張貼蘇軍鎮壓人民、大力宣揚改革等傳單，成為蘇聯第一座「民主牆」，和西方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

早期莫大出現多位思想家、革命家，常可在校園中見到他們的畫像。（張良綱）

參與歷史

三年前，蘇聯出現了第一份非官方報紙「infax」，創辦它的幕後靈魂人物正是莫大新聞系師生與校友。

前年十二月，莫大更成為本世紀以來，蘇聯第一個成功爭取到行政自主權的大學。經費運用、人事任用、課程安排不再由全蘇教育部定奪，而由各系師生組成的學術委員會自己決定。

去年八月俄共保守分子展開奪權政變，莫大師生組成的「俄羅斯民主聯盟」，是少數在紅場前抗議且連續枯坐三夜的師生，打破蘇聯「知識分子不關心國家政治前途」的說法。……

在蘇共長達七十四年的思想禁錮下，莫大成為粉碎各種神話的先驅。首先為這座極權大冰庫按下解凍按鈕的戈巴契夫，正是莫大教育出來的政治家，流著莫大改革社會的血液，雖然因此離開政治舞台，歷史舞台卻不會忘記這位翻新廿世紀人類前途的英雄。同樣，歷史也不會忘記莫大。

由於副博士候選人早在「預答辯」中通過口試，正式答辯現場多為形式，系上師生還帶來鮮花（下圖），等答辯結束時送給「準副博士」。（張良綱）

校史「血跡斑斑」

莫大由平民出身的知名教育家、科學家諾曼諾索夫於一七七五年創立。二百年來，校區就與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宮隔街相對。但因曾遭祝融焚燬，加以系所擴增，一九五二年學校大學遷往莫城西南郊的列寧山上，如今僅剩亞非學院與新聞系獨留故園。

早期莫大以人文科學為重點，教師均曾留學德、法，思想活躍，在文學評論、思想界標舉「前進」旗幟，十八至十九世紀更孕育了果戈里、屠格涅夫、赫爾岑、別林斯基等多位偉大文人。

十九世紀末，由於沙皇治國保守，重古典文哲，不願知識分子過份探究自然科學，因此遠離政權中心列寧格勒的莫大，天高皇帝遠，成了自然科學發展的溫床，奠立了堅實的科學架構。

在社會參與上，莫大更一直躋身歷史主流。二百年來的校史「血跡斑斑」，師生曾為推翻農奴制度、以民族語言俄文取代官定使用的法文、提倡民主……對當權者宣戰，是打破社會各種不公平現象的帶頭者。

時序進入廿世紀，一九一八年蘇共掌權，改變了蘇聯一切運作，最具自由色彩的莫大因此受到比外界更大的衝擊。

（張良綱）

列寧山上、莫河城畔

六月的莫斯科，空中飄滿椴樹的白色花絮，代替了冬季的雪花。由市區搭地鐵往南直奔莫大，一出地鐵站，遠遠即可望見史達林時代建築的仿十六世紀法國鐘樓——高卅一層的「史達林大廈」。以它為中心，四周另有十幾棟學校所屬的巨型大樓，規矩地羅列在三百多公頃的山丘上。

背對主樓往遠處走，是既寬且長的草坪，有人躺在上面盡情享受一年中難得露臉的陽光，盡頭是莫斯科河河堤，由此遠眺，莫城盡收眼底，堤上偶有年輕人歌舞、嘩笑。

走回校區，另一讓人側目的標的，卻是二次大戰中戰死的莫大師生紀念碑。在各個系上，也都擁有自己的衛國戰爭紀念碑，偶爾碑前還零落幾朵鮮花。走進材質厚重、灰色調的史達林大廈，森冷襲來，其間由教室、實驗室到師生宿舍，藏有三、四千個房間，置身其中，新生常迷失方位。莫大十八個系，四萬多師生就在這群充滿嚴肅、沉重氣氛的建築中，度過一段苦悶的歲月。

莫大其他建築規矩平整，與史達林大廈截然不同。（張良綱）

苦悶的歲月

共黨執政後，為掌握、吸收年輕人，首先在校園成立了共青團，從此大學錄取學生不僅要看才學和能力，也要根據「出身」。長久下來，年輕人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要想出人頭地，必須積極加入共青團和參與國家舉辦的學術社團、社會工作，而且不能對共黨思想有質疑，否則會被視為叛徒而開除團籍，無法在大學就讀。

又因莫大是全國最優秀人才的集中地，未來均被分配到重要的政府機構工作，「譬如亞非學院訓練的是各種語言人才，畢業後定分配從事國際事務、外交工作；若非共青團員，不受黨的掌控，就不能被錄取」，亞非學院講師譚傲霜表示。在五年前戈巴契夫開放政策尚未訂立，莫大學生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均是共青團員。

學校社團也多為共青團或黨支部指導的愛國工作、保護社會秩序、學術討論等政治意味濃厚的嚴肅社團。一九五七年開始，大學生在結束「新鮮人」生活後，還必須下鄉勞動一個月，幫助農民採土豆（馬鈴薯），體驗勞動生活。

數學系代數教研室主任對教研室歷任領導人如數家珍。（張良綱）

社會科學死氣沉沉

在教學、研究上，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社會科學首當其衝，必須與馬列哲學、經濟學「掛鈎」，無法獨立、客觀發展。

「過去的哲學教育可以說幾乎全是宣傳教育」，來自哥薩克共和國、經濟系財務貸款教研室研究生古娜說，莫大的經濟理論也非常薄弱。

對知識分子展開屠殺的史達林更視遺傳學、心理學、計算數學、電腦為資本主義產物，以「偽科學」的理由，下令學校停止相關教學，「當時學術界一片死氣沉沉」，莫大語言學副博士高辟天說。

另一方面，結束沙皇封建時代的列寧，強調國家發展應工業化、現代化，因而特別重視理工教學；二次大戰後，東西對峙形成，共黨更大力發展與國防工業相關的科學研究，連許多被迫害、坐牢的科研人員，都被逼繼續在獄中設立的實驗室做研究。

由於自然科學較少意識形態之事，不易與政權衝突，共產主義各行業薪水齊頭式平等，也促使有志於科學的青年投身於此。種種理由，再配合上十九世紀已打下的科學基礎，一時莫大的數、理、化、地質、地理研究大放異彩。

美籍俄裔的數學教授回莫大客座，先給數學系教師們上了一課。（張良綱）

物理系蓬勃發展

一八七八年莫大出現第一個舉世知名的蘇俄物理學家，建立了全蘇第一個光電效應實驗室；一九八八年學校慶祝該實驗室一百周年，政府還為其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一九三三年物理學成立時，就有了原子物理、天文物理等最先進的研究小組。

廿世紀，研究原子物理、第一個原子反應堆的建造人福瑟夫、核物理學者伊莫維西、量子物理學天才藍道……，均是世界級物理學家，統計物理學教授尼古拉．維琪不僅是物理學家、數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也是美國、義大利的名譽國家院士。

在蘇聯創建的四百多個物理定理，有十五分之一以上來自莫大物理系。物理系尚有一間介紹該系諾貝爾獎得主生平與研究成果的展覽室。

物理系電磁學教研室教授蒲尼克表示，過去蘇聯教育只佔總經費的百分之一，教育部一向是最窮的部門，但拜國防工業之賜，國家對他們較不吝於投資。像被莫大師生笑稱是「一個教研室能有一部就不錯」的個人電腦，蒲尼克博士的實驗室卻有來自荷蘭、波蘭的電腦和實驗儀器。「我研究的是材料對磁體的性能，和國防設備有關」，他透露，和他做相同研究的小組在蘇聯有四個，莫大就佔了三個。

由於年輕人不斷投入這個領域，卅年前物理系每年招收二百個學生，現在學生人數則高達三千人、教師六百位；系裡有多達卅二個教研小組，幾乎囊括了物理學的每個分支。六○、七○年代蘇聯開發了量子物理、非線性物理、太空物理等新領域，莫大師生均身肩重要任務。

亞非學院至今仍留在市中心的舊校區裡。（張良綱）

出海實習

同樣負有盛名的莫大地質、地理系師生有一玩笑——由於土地和意識形態、國防科技都無關，是離政權最偏遠的知識。事實上由於戰後西伯利亞開發，需要大批探勘資源的人才，莫大經濟地理領域也蓬勃發展，如今史達林大廈有六層樓是地理系地盤，頂上三層樓更是由極地到太空等相關的地理、地質展覽館，還因此成為莫斯科的觀光據點。

地理、地質系學生結束一年級課業後，可以遠到離莫城七百公里之外的實驗基地研究天文、地裂、土質等現象。二年級學生的實習活動則是搭乘莫大的私有財產——停泊在黑海附近的兩艘各為一千噸、二千五百噸的實驗船出海研究，船上有物理、地質、地理、生物等相關研究、探勘設備，莫大這兩艘設備精良的實驗船還曾為聯合國執行研究計畫。

除發展國防的大方針，莫大科研之所以發展蓬勃，其實還得力於過去蘇共一套嚴密監控的人才培植體系。

校園中不時可見衛國戰爭的海報。（張良綱）

「抓緊」師生

在國家機器運作下，一九三○年代，蘇共針對數理等學科，吸收有興趣的中學生組成所謂「訓練班」，利用課餘由莫大老師義務「補習」，以打下穩固的數理基礎，針對這個小組，還成立「奧林匹克學術競賽」。

像莫大數學系的數學小組，一直維持在百人左右，許多成員後來都考入該系。他們底子紮實、易進入情況，往往成為該領域的權威，蘇聯著名科研人員也多曾是奧林匹克競賽的得主。

這項制度首先由莫斯科推展，如今已成全國性競賽，並由數學、物理，繼而推展至生物、化學、地理，甚至一些人文科學的領域。「從小就折磨、折磨你的腦袋，免得胡思亂想」，數學系代數教研室主任維里柏格半開玩笑說，但這也是落實科學教育的重要方法。

在蘇聯，政府規定大學師生比例不得超過五比一，學生三年級就開始選擇自己研究的專業，進入導師所屬的教研室學習。

「教研室」原本移植自西歐，在每個系之下，由各個不同領域的泰斗領導一個小組，下有副教授、資深講師等「徒子徒孫」。莫大教研室師生負有定期討論、研究如何更合理的教學、編教材、開科學討論會和做各階段教育革新實驗的重任。

平素老師也受嚴格考核，上課、撰寫論文、在學術雜誌上發表文章是必要工作，進行科研更佔一半工作量，研究項目由上級指定，沒有自主權，「從事國防研究者也都經過嚴格汰選」，浦尼克不諱言。

太陽底下看書？實因莫斯科出現難得的陽光。（張良綱）

個人價值無法體現

這一套緊抓師生的體系，使莫大在多項科研實質成果上，成為全歐排名最好的大學。但只重「生產價值」，不重精神創造，卻造成另一股危機。

由於念書、生活、工作一切都由國家照顧，只要學習表現好，沒有思想問題、不批評制度、該入黨就入黨，前途便有保障，國家還出經費讓你到外國學習，「最後卻造成特有的『蘇維埃遺傳基因』，學生養成一味趨吉避凶的態度，無法跳脫這一套思想的箝制」，譚傲霜指出。由於這一套制度使人們無法真正體現自我，也造出一批缺乏熱情、朝氣的學生，莫大本來思想奔放、對權威勇於挑戰的傳統盡失。在受到改革開放衝擊，問題更一一暴露。

「現在蘇聯學生普遍對國家民族不關心，相形中國大陸校園中的知識分子就對國事異常熱情」，一位在莫大文學系就讀的大陸留學生說出他的觀察。「四年前莫大成立『俄羅斯民主聯盟』的主要成員都是老師，幾乎沒有學生」，聯盟成員之一的譚傲霜也認為學生已失去「主人翁感」。

過去學生社團多為共青團主導的學術性或政治性社團，運動成了唯一的「娛樂」性活動。（張良綱）

共青團變經濟實體？

另一個危機在經濟式微下凸顯。由於「鐵飯碗」的搖晃不保，生活壓力使學生無法專心學習，也不願再接受國家安排工作，紛紛自覓前途。

「過去人們搞數學也很滿足，但現在受資本主義影響，純數學無利可圖，系上許多研究人員紛紛外流到西方國家」，一位數學系教授為人才外流將更影響國力而憂心。

如今學校也開始自行和合資企業訂合同，「賣」研究，接受國際委託研究計畫。由於和「客戶」直接簽約，自己有選擇權，「工作也比較有動力」，物理系蒲尼克博士不諱言自己的態度，但他和學校許多教授有相同的「心事」，未來需要長時間才易見成果的基礎研究將愈乏人問津。

上行下效，學生也成立各種可以賺取收入的組織。譬如亞非學院學生組成一個承包翻譯、教外語的單位，「共青團都變成經濟實體了」，尖薄的自嘲透露出無奈。「讓市場制代替行政，是生活水平太低造成」，地理系副博士瓦．尼．郭落索夫無奈地表示。「我自己也很矛盾」，喜愛從事研究，卻不得不花時間為台灣來的旅客做翻譯的亞非學院中國經濟教研室講師安德烈說。

來自哥薩克共和國的經濟系研究生古娜，寄住在史達林大廈內的學生宿舍。（張良綱）

精神重建

今天共黨在校園已失去支配力、共青團也已瓦解，思想極其自由，但學術的危機和經濟危機一樣尚未解除。

事實上，史達林去世後，很多人文科學已重新得到發展機會；六○年代後，西方思潮也不斷湧入。但過去的壓抑，使今天莫大社會科學的著作、論文，「平均水準還落後西方五年」，中國語言學教研室副博士高辟天估計。

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繼而帶來許多西方客座教授；過去被蘇共迫害、流亡的蘇聯學者也紛紛回來貢獻所學。譬如曾得諾貝爾獎的俄裔美籍經濟學者里昂堤耶夫就經常取回「西經」——各種如何擺脫目前經濟困境的建議。受西方理論刺激，「系上教授也開始轉變自己思維方式，重視其他經濟體系，新的教研室也紛紛開設」，古娜說她所屬的財務貸款教研室，就是前年才出爐的。

事實擺在眼前，過去以一個總的馬列理論來解決所有具體問題的研究方法，太簡化學術，已令莫大師生厭倦；但打破了馬列，「我們並未建立起新的思維方式」，安德烈說。譬如哲學觀點就很淆亂，爭議不斷，「許多人認為單純汲取、利用西方模式也走不通」，他也贊同這樣的看法。

蔚藍天空下的大廈中庭。（張良綱）

正確思考更可貴

物理系一位身兼學校公關人員的教授認為，莫大和「新蘇聯」——獨立國協的千萬人民一樣，在重新尋找自己的道路過程中，需要學習、適應的事情繁多，「但不能急，因為我們不想再重蹈覆轍，畢竟，能自由思考雖可貴，但能正確思考更重要，那就——先有個開放的態度吧！」思考了一會兒，他說出心中的答案，是期許莫大師生，也期許新的「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