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同一夢」兩岸菁英的人文關懷（二）

今天人們在思考兩岸問題時，焦點常在政治的隔閡與商業的往來，兩岸的隔閡源於政治，但若因政治阻斷了彼此的瞭解，政治的藩籬將更難打破。文化學者林谷芳製作的《由來同一夢──兩岸人文菁英》電視節目，提供了兩岸人們另一種思想的交流。

繼上一期本刊介紹《兩岸人文菁英》四集節目之後，接著慈濟大愛電視台將在二月播出《社會轉型中的舞台劇》、《自然之友》、《小說中的創作與真實》、《民族音樂的再生》。在這四集裡，延續這一節目的精神，觀眾可以看到在舞台劇、環保的推動、文學與民族音樂四個領域裡的兩岸菁英，有著相似的成就與夢想。

在電子媒體的衝擊下，大陸舞台劇導演林兆華期盼能演出好戲來吸引觀眾。（望月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社會轉型中的舞台劇： 李國修與林兆華

舞台劇是最直接、古老的表演藝術，也最常被政治團體利用為「宣導」工具，在這一方面，兩岸都經歷過一段黑暗時期，近年來政治、意識型態的緊箍咒雖已卸下，但面對新的時代，卻又興起更嚴酷的挑戰，如面臨大成本、高利潤的電視、電影衝擊，小眾的舞台劇生存空間何在？又有哪些題材最適合在舞台呈現？

所幸，兩岸皆有不少人才在此孤寂的領域不斷耕耘，終至一方有成。製作人林谷芳即在專輯中邀請大陸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林兆華、與台灣屏風表演班藝術總監李國修現身說法，一窺兩岸五十年來的舞台劇發展。

過去大陸政府積極主導各省市成立話劇團，以作為宣傳的手段，也因此培養了一批戲劇工作者。但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無法再全額支持劇團的營運經費，加上民眾有了電影、電視及其他娛樂活動等多種選擇，舞台劇遂不斷出現賠錢的窘況。儘管如此，導演過四十多部古今中外話劇的林兆華卻反求諸己的認為，舞台劇能否得到觀眾青睞，關鍵仍在於作品。

有感於好作品缺乏的林兆華，在一九九三年導出膾炙人口的《鳥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因此出現連續客滿三十五天的盛況。《鳥人》是過士行所編的「閒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早在一九八二年，林兆華就導演了三部曲裡的《絕對信號》，因此被公認為大陸開啟新時期戲劇的前鋒人物。手不離煙的林兆華表示，過去大陸的戲劇太拘泥於所謂的政治性、人民性，反而丟掉了人情、人性等最本質的東西，他喜歡過士行的作品，因為他寫的是閒人，寫的是人的樂趣、與人對生命的思索。

相較於大陸的情況，台灣政府並未選擇舞台劇作為「政治教育」工具，也就沒有大陸舞台劇在社會變遷中面臨的窘境，但由於社會開放較大陸早了二、三十年，電子媒體所帶來的衝擊因此更多。李國修本身就是電視演員，正因為不滿意於電視環境限制人的想像，與缺乏對社會的關懷，於是他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了「屏風表演班」，至今已編寫三十幾齣舞台劇與百集以上的電視劇本。

身材瘦小、到了舞台上卻總是眾人注目焦點的李國修，從《三人行不行》引起迴響、到親自演出二十個不同角色的《徵婚啟事》，每一齣戲都真實反映、諷刺了台灣社會的生活，正如主持人林谷芳所說，切入真實人生，寫小人物的日常，正是舞台劇最直接、最拿手的地方。

屏風表演班貼近小人物心靈的作品，吸引了觀眾走入劇場，十三年來，已累積超過七十萬的觀賞人口，有了收入、結餘，屏風也從草創初期沒有一個全職人員，到今天有十八個人上下班，成為全職專業的劇團。屏風為台灣劇場的發展開了一條路，甚至成為台灣藝術經營的標竿。

李國修與林兆華在面對舞台劇發展的困境時顯現了相似的回應，但基於各自的環境不同，兩人卻也有不同的側重點，李國修在「台灣人台灣事」之後，想到的是劇團長久的經營，林兆華則始終站在導演的立場，關心戲的好壞。為了樹立經典，林兆華將許多國外名劇介紹給大陸觀眾。前年他結合契柯夫《三姊妹》、貝克特《等待果陀》兩齣戲，製作成《三姊妹等待果陀》，林兆華表示，他之所以「剪貼」兩部名劇，目的是想在古典名劇裡找尋自己可以表達藝術見解之處，另一個原因就是九十年代以後，反映當代生活的作品非常少，他只好試圖從傳統中轉化新意。

在這一集節目裡，穿插了兩位導演的多齣經典之作，其中林兆華導演的《狗兒爺涅磐》，說的是外號狗子的老人，在根深蒂固的觀念下，堅持保留土地，也反對人們改建老舊的門樓。努力想現代化的兒子，卻不顧老人的反對，於是老人決定放火燒掉代表父執輩的門樓……。戲結束在狗子的孤獨身影上，觀眾觀看《兩岸人文菁英》、也同時觀看了《狗兒爺涅磐》，同時林兆華的話擲地有聲地迴響：永遠不會因為人們看電影看電視，就沒人看戲劇了，但究竟那一個能受群眾歡迎，就要看各個藝術門類，能不能拿出精品來……

集編、導、演於一身的台灣導演李國修則希望小劇團能永續經營。（望月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自然之友：金恆鑣與梁從誡

針對生態保育，在介紹過大陸保育貓熊的潘文石與台灣為流浪狗、家禽畜請命的釋悟泓後，這一集則側重於保育觀念的推動與發揚。一向在觀念上引領社會的林谷芳認為，生態維護成敗的關鍵，必須理念先行，才可能進而落實在具體行動，而大陸「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與台灣林業試驗所研究員金恆鑣，分別透過書寫、翻譯、攝影、舉辦活動來推廣生態觀念，因此成為這一集的「最佳男主角」。

目前也在台大任教的金恆鑣，大學時讀的是森林系，由於過去林業政策的經營只看到賺取外匯的層面，因此森林教育也只重視木材生產效益，而忽視整體森林生態系。金恆鑣意識到人們只看到資源，卻看不到資源能否永續生存，逐漸體會到森林教育太過狹隘。他從森林出發，看到了整體生命，整體環境，研究與教學內容也因此擴及成為全面性的生態保育。

學森林的金恆鑣走向環保，學歷史的梁從誡，又是如何走入自然保護？梁從誡表示，環境保護不是專業知識的問題，而是感情的問題，是價值取向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道德問題。從這種人文的視野出發，梁從誡組織了大陸民間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

長期來大陸習慣於什麼事情都由政府包辦，民眾也因此認為環保工作是政府的事。做為第一個民間綠色組織，自然之友的首要工作就是透過演講、出書、舉辦活動，告訴人們中國環境面臨的嚴重問題，與需要每個人的關心與幫助。他們的做法也得到許多人認同，從個體戶、商人，到其他省分不斷有人加入。梁從誡認為，若能善加利用民間團體的力量，可以反過來影響政府與彌補政府部門的不足。

相對於大陸自然之友的設立，在行政程序上幾經波折，台灣社會早有許多的綠色團體，然而，想要真正落實環保意識，仍需要每個個人投入，堅持儉樸生活，進而影響周遭的人。金恆鑣就從自身做起，除了在生活細節上做一名自然之友，他組織了專門拍攝野生動物紀錄片的小組，如今已完成六、七部影片。他更勤於寫作，已有數十部著作、專論，他翻譯的《蓋婭，大地之母》、《救救雨林》、《傾聽自然》等書也廣受讀者歡迎。

在他的專業上，他也做了許多基礎工作，例如從二十年前開始收集台北市的雨水，以瞭解台北酸雨的嚴重程度，台北環境的變遷也可以從此得知。金恆鑣希望台灣可以在環保工作上發揮影響力，延伸到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人們不分地域，由環境出發，彼此互相勉勵，互相監督。

金恆鑣從專業與學術領域扎根，自然之友則直接參與物種的維護。除了發動會員向媒體、政府寫信，呼籲禁止砍伐長江上游的森林，以保護碩果僅存的金絲猴；由於西藏高原上的野生藏羚羊製成的皮衣價格高昂，加上各地來的觀光客在此消費，助長了當地的盜獵，自然之友因此發起募款活動，成為大陸第一個捐贈警車給政府的民間機構，讓當地缺乏經費的林業警察以車代步進行巡邏、防止盜獵。

環境生態保護的工作牽涉廣泛、鉅細靡遺，從個人到團體，從理念的宣揚到物種的搶救，從日常行為的落實到基礎資料的建立，在在都需要人們共同參與，「而有了金恆鑣與梁從誡這樣的有心人，生態保育的未來必將不是夢，」主持人林谷芳說。

大陸「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與台灣林業試驗所研究員金恆鑣，分別透過書寫、翻譯、攝影與舉辦各種活動來推廣生態觀念。（望月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小說中的創作與真實： 張大春與莫言

文學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是否豐厚的重要指標，然而，在一切講求速食的現代，卻有許多人認為「文學已死」，文學家──尤其是小說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創作角色，如何確定自己的作品與社會、生命間的關聯，一般讀者又能從他們的作品中得到什麼？大陸作家莫言與台灣作家張大春，對此做了深入的自我剖析。

因為《紅高粱家族》一書而全球知名的大陸作家莫言，在成名前，曾為找不到寫小說的材料而發愁，直到童年記憶裡的人物和環境在腦海慢慢甦醒，家鄉山東省高密縣遂成為他豐沛的創作來源。寫《紅高粱家族》時，他就把自己在農村二十年聽到的許多故事，與對高粱地的熟悉感寫進去。從自己的生命經驗找到題材後，長篇小說《酒國》、《豐乳肥臀》源源而出，莫言不再害怕缺乏材料寫小說。

莫言認為紅高粱在大陸文壇造成轟動，與他自己講話的口吻有關。《紅高粱家族》以孫子的口吻講祖父母和父親的故事，小說就以我父親是個土匪種，我爺爺是土匪，我奶奶是流氓這樣的口氣講話，莫言表示，他以假亂真，以兒子的口氣來揭開父親偶像的瘡疤，只是為了敘述方便，實際上也是一種虛構，一種新的講話方式。

有趣的是，張大春的《我妹妹》也是以哥哥大頭春的口吻，以我妹妹如何如何來寫小說，故事內容把兩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少年，對於家庭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的態度，表達得淋漓盡致。初為人父的張大春，如今常一邊寫作、一邊奶娃，他表示，青少年離不開家庭的影響，作家基本上也都在作品中反映家庭給他的教養，表現他跟家庭之間的關係。

張大春雖被視為最了解青少年的作家，但他寫作的基本態度是不重覆用過的創作手法。除了《野孩子》、《我妹妹》以及用青少年口吻寫的週記體小說《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張大春還寫過新聞小說《大說謊家》、描寫社會新聞軍事採購尹清楓命案的《沒人寫信給上校》、具有強烈政治小說意味的《撒謊的信徒》影射總統李登輝、與筆記小說體的《尋人啟事》。他在寫作風貌上的大膽遊走與多變 ，不斷對文字進行挑戰，可以說在整個華人作家裡都是難得一見的。

千禧年伊始出版的《城邦暴力團》則是武俠小說，此書利用了歷史小說大師高陽的手法，是一本綜合各種中國文化知識而成的百科全書。張大春表示，他要以此書向高陽致敬，並感謝包括傅斯年、胡金銓等多位在生命某個時間點與他相遇，養成他今日文化歷史教養的前輩。「小說有長遠的傳統和歷史，在這一行裡，有許許多多的前輩創造出種種典範，我對話的對象，就是曾經讓我仰慕、傾心與神往不已的前輩，他們在招喚我去開創一個新的領域。」張大春寫《城邦暴力團》，就是因為人們往往認為武俠小說到了金庸以後就無法再發展了，他試圖要往典範外再跨一步，即使是一小步也無妨。

飲水思源之外，張大春更認為，小說家構築一個真實的小說世界，是對社會現狀的批判、也是對生命處境的反思，所以小說固然源於生活，卻也是超越真實世界，因此小說家的自我反省特別重要，必須具有抗拒現實環境，與不求媚於流行論述的能力。

同樣的，除了《紅高粱家族》，莫言後續的作品也引起連串的社會反應。《豐乳肥臀》寫集傳統美德於一身的婦女，卻養了長大後私德混亂的孩子，而說故事的主角又有戀乳癖，聳動的書名和離經叛道的情節，激起社會批評的聲浪，很多老作家對莫言更是深惡痛絕。而寫《酒國》的動機，更是來自莫言對改革開放後大陸社會貪污浪費的憤怒。莫言自認《酒國》是他目前技巧最成熟的作品，書中每一個故事看似分開，卻又都有關連，也都與食物有關。或許窮困太久，今天大陸各基層幹部花在宴會上的時間驚人，生活最基本的吃喝被賦與其他意義，酒桌上談交易，酒席上菜色氾濫成災。在商業繁榮的台灣，《酒國》一書也引來許多有心人的迴響。主持人林谷芳在結語中也表示，如果文壇有更多莫言與張大春這樣的人，文學必然不死！

林業試驗所研究員金恆鑣。

民族音樂的再生： 劉文金與馬水龍

東西方音樂有著各自的發展歷程，無論在創作技巧、形式內涵上，都呈現出相當的差異。但隨著西方政治勢力浸染全球，西方的音樂語法也就被視為當代音樂的典範。近年來，這種情況逐漸改善，中國傳統音樂也受到西方主流音樂的注意，不少自幼受主流音樂教育的音樂家，也能在詞曲上注入東方文化精神，兩岸傑出作曲家劉文金和馬水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大陸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劉文金表示，人們需要通過學習來了解不同系統的音樂，對他而言，中國傳統音樂像長河一樣自遠古流過來，有著很豐富的形式、曲目與韻味、節奏，有必要去研究和繼承。

台灣國立藝術學院教授馬水龍，則是第一位在紐約林肯中心發表個人作品的中國作曲家，他也認為只有從自己文化的根源去探討音樂，將之表現在作品裡，才有意義。

成長於台灣北部基隆的馬水龍，在作品《雨港素描》裡，寫的就是基隆的雨景、八斗子海邊與廟口。《台灣組曲》裡描繪的則是台灣常常看到的廟宇、舞獅與迎神賽會。

劉文金則從小受民間曲藝的薰陶，童年在河南安陽的一個純樸農村度過，在他的村子裡就有豫劇分支「高調」與「洛腔」兩種地方戲，大學時創作了《豫北敘事曲》，是大陸第一次用二胡獨奏、鋼琴伴奏形式所寫的樂曲，也被譽為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的經典之作。劉文金以民族音樂的形式為基礎，吸收西方音樂的元素及理論基礎，來推動中國音樂的發展。他說創作不是引用，因此他花了很大的力氣重新學習戲曲、說唱等傳統音樂。劉文金作品的民族風格因此很顯著，如與《豫北敘事曲》齊名的《三門峽暢想曲》、及二胡協奏曲《長城》都顯現了濃厚的民族情懷。

從小接受西方音樂訓練的馬水龍，自認西方音樂理論與傳統對他只是一個工具，他將西方的形式技法納入傳統，來書寫出自己的懷抱。「音樂就是音樂，」馬水龍不認為以鋼琴彈奏的作品，就都叫做西樂，而應該從內涵來判定。在創作上，他從不先講東方或西方，而是非常自由的呈現，「我要呈現的就是我馬水龍的風格。」

對於傳統文化與現代作曲技法的結合，兩位作曲家都有著一定的自信。馬水龍提到在林肯中心發表作品時，有位作曲家要他「心理上要有所準備」，因為全球樂評最兇悍的就是紐約的「新時代」雜誌。他卻笑說：「我要有什麼心理準備？評是他的事情，創作是我的事，我怎樣我最清楚。」

之後「新時代」對他的評價甚高，「我們常小看了自己，一定要別人說幾句好話，才覺得自己不錯，我向來不這樣，」馬水龍希望，台灣的音樂人都能夠立足在自己文化上，如此在邁向國際舞台時，才能受人尊重。

大陸作家莫言與台灣作家張大春的小說有一共同特色：每每引起一連串的社會反應。

台灣作家張大春。（望月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兩岸傑出作曲家劉文金和馬水龍創作時，都不忘在西方音樂形式與技法中注入傳統文化精神。

馬水龍 。（望月文化出版公司提供）